光荣与梦想-第2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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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又在加里福尼亚的圣克里门蒂买了一所价值三十四万美元的有十四间房间的别墅，修一个价值十万美元的游泳池，还打算在附近修建一片有四个穴的高尔夫球场，每个球座上都标上小小的总统玺徽。
虽然这情况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雷博佐和尼克松的另一个亲密朋友，喷雾器阀门的发明人罗伯特·阿普拉纳尔普，对这两处产业拥有约五十万美元的抵押权。同时，政府为这两处总统的产业和阿普拉纳尔普在巴哈马群岛的岛屿上那些尼克松家属常去的房屋，花上了一千零五十万美元惊人巨款。固然大部分的钱是花在象直升飞机机场和军用电讯等必需品上，但也有数以十万计的钱是花在美化自然，家具设备和暖气系统上。
事情还不止于此。实际上，单从花销上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四年后，《幸福》杂志就引用预算局一位前官员的话，估计尼克松总统的家庭开支，到当时为止，已接近一亿美元。林登·约翰逊并不节俭，备有三架喷气式客机；但伯德夫人要去纽约购物还常乘东方航空公司的来回班机。尼克松的全部亲属，包括他的女婿在内，旅行时都乘政府的飞机。完全归总统专用的有五架波音707，十一架洛克希德公司的星式喷气机和十六架直升飞机。他在戴维营设有一个射箭场，一个游泳池和玩滚木球的场地。戴维营每年的管理费用从约翰逊时代的每年十四万七千美元增加到六十四万美元。此外，在总统的各个住宅里伺候总统的有七十五个男管家、侍女、厨师和看管人，二十一个园林工人和维修工人，一百个特工人员，三百个警卫员、总统游艇工作人员和一队轿车的司机。在理查德·尼克松治下，总统的气派只能称作是王侯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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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任职总统之初，是以救世者的角色出现的。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历史所能给予的最大的荣誉是和平缔造者这个称号，”他还明白表示，他讲的并非仅仅是越南。“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却很贫乏；非常精确地到达了月球，但在地球上却陷人一片可怕的混乱中。……我们四分五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都是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我们看到许多需要做的工作，等着人去做。对于精神方面的危机，我们就需要一种精神方面的解决办法。而要找到那种解决办法，我们只需向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搜寻就行了。我们只有停止互相大声叫嚷——只有十分平心静气地说话，使我们的话也象我们的声音一样能让人听见，我们才能互相学习。至于政府，它是会倾听人们的意见的。”
这是对美国的困境作出的明智的评价，尼克松进人白官后最初的八个月里，正是循着这种路线在寻求各种解决办法。他压抑了自己强烈的好斗天性，压低自己的声音，不突出自己的形象，倾听下面的意见。在征求意见时，他竭力使自己有一种刻意求工的气派。他在竞选中曾保证白宫班子要“小”，在竞选获胜后他又说，他将组织一个“公开的”政府，从“独立思考者”那里征求有朝气的意见。作为共和党人，他和他的政府成员不象约翰逊那样深信美国麻烦的权源在于有的人无权和贫困，但他们自有他们的指路明灯。在他们看来，全国性的苦恼所以产生是由于丧失了对宗教、家庭、睦邻和麦克加菲识字课本中所讲的爱国主义的信仰。这些都是美国小城镇的信念，共和党的最强固的堡垒。大多数美国人己不住在小城镇里，对国家最神圣的习俗制度（从国旗到母性）的反叛已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势头，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六十年代的怒火还没有熄灭。这时期仍然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
然而1969年的某些选举结果，说明强烈的反应正在使国家向右转，共和党人八十多年来第一次掌握了弗吉尼亚州的政权，并在民主党人掌握了十六年州政权的新泽西州赢得了州长的职位。小巴里·戈德华特已被加里福尼亚州第二十七个选区选到国会去。自由派的拉尔夫·亚巴勒在得克萨斯州处境很困难，下一年年初他在民主党的预选中将被一个保守的挑战者所推翻。在明尼阿波利斯，查尔斯·斯坦维格（一个以前无藉藉名的警探）由于鼓吹在黑人居住区实行强硬的法律竟获得多得惊人的百分之六十二的选票，成为市长，而洛杉矶还让在南部以外地区少有的一位种族主义的市长萨姆·约蒂连任第三任市长，虽然他在旷工、放任自流，与人争吵等方面都有骇人听闻的经历，同时他所任命的三个市政专员都以受贿而被定罪。
右倾的潮流并不能说明尼克松在国会里所遇到的某些困难。在真正保守的气侯里，五角大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1969年国防部的预算二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危机。自从北朝鲜人越过了三八线以来，每年就有天文数字般的拨款用于军事，甚至常常连唱名表决的手续都没有。五角大楼的开支已从一百一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一十亿美元，但现在，将军们遇到了一个不听话的国会。对越南战局感到失望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陆军老士官靠陆军消费合作社的回扣发财的丑闻，对洛克希德C－5A运输机生产成本过高的不满，和发现陆军的化学战争处越过本国上空把七千吨神经毒气运出去抛弃在大西洋里。可是，直接引起国会勃然大怒的争端是关于导弹的问题。国防部要求开始设置一个巨人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而这事到最后可能会花费国家上千万亿美元。
五角大楼争辩说，为了使苏联丧失先动手——一举使美国的洲际弹道异弹设施丧失活动能力从而防止美国进行报复——的力量，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必要的。参议院里以爱德华·肯尼迪为首的批评家们回答说，反弹道导弹系统会使武器竞赛升级，浪费的钱本来可以更好地用于防止污染，用于贫民区，同时它的雷达和计算机都过于复杂，难以使用。一个技术证人冷然说，“历史上充满了许多无用的马其诺防线。”结果，参议院仅以一票领先通过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拨款案，但这次胜利是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赢得的。它为将来在国防计划方面的争吵打卜了基础，并在国会与新政府之间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尼克松总统6月4日在空军学院演说时抨击四十九名反对弹道导弹系统的参议员，说他们是“新孤立主义者”。富布赖特参议员回答说：“对和平和国内安宁的最大威胁不在河内、莫斯科和北京，而在我们的大学和全国各地大城市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总统和他在国会里的对手们之间的裂痕，在环绕着最高法院提名问题进行的两次残酷斗争中更加深了。尼克松选沃伦·伯格继厄尔·沃伦为首席法官，在参议院顺利地通过了，但当他提名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法官小克莱门持·海恩斯沃思接替阿贝·福塔斯时却激起了参议院的强烈反对。美国劳联－产联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把海恩斯沃思斥为反劳工分子和种族主义者。这攻击，他也许还能顶过去的，但不料印第安纳州的伯奇·贝赫却提出证据，证明这位法官曾作出过有利于他持有股票的一些公司的裁决。这次提名以五十五票对四十五票被否决了，有十七个共和党人，包括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也投了反对票。尼克松把对海恩斯沃思的攻击称为“残酷，恶毒而……不公正的”。两个月之后，他宣布了他的第二次选择：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哈罗德·卡斯韦尔。
卡斯韦尔的主要条件似乎是他并不富裕，因此他不会象海恩斯沃思一样，被指责在公司案件的裁决中，牵涉到个人利害冲突。不幸他有其他一些不利条件。一个记者在卡斯韦尔1948年的一篇演说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种族隔离是正当的，而且是我国唯一切实可行而正确的生活方式。”一听到这句引言，被提名者就说这话是“可恶而应受谴责的”。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管怎样仍然反对他。接着，查明卡斯韦尔曾积极参与不让黑人参加塔拉哈西高尔夫俱乐部的运动，曾在自己的法庭上侮辱过维护民权运动的律师，而且他的判决在上诉时常被推翻。这最后一件事激发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罗曼·鲁斯卡的善意的批评。他对电视记者说，“即使他是一个中庸之才，但中庸的法官、中庸的人和中庸的律师实在到处都有。难道他们就无权有一个小小的代表，小小的机会吗？我们不能要求永远请到布兰代斯、卡多萨、弗兰克福特那样的人【布兰代斯（1856－1941年）、卡多萨（1870－1938年）和弗兰克福特（1882－1965年）都是美国最高法院著名的法官。——译者】，我不相信我们能那样要求，我也不相信我们需要那样做。”
后来有人问鲁斯卡，他说这句话是否感到抱歉。他说，“我的确感到抱歉，我的确感到抱歉。”一个共和党议会领袖后来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总听到中庸这个词儿，不管什么，总是那么说。你可以看到选票大批大批地跑掉了。”在鲁斯卡说这句话之前，参议员肯尼迪预测反对卡斯韦尔的最多有二十五票，斯科特则预言反对派所能纠集的最多可能有“三十多”票。结果，赞成票是四十五张，反对票是五十一张；主持会议的副总统阿格纽说，“这次提名没有通过。”两天之后，生气的尼克松总统告诉记者说，只要民主党人控制着参议院，“我就不能成功地提名任何一个南部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充任最高法院法官，即使他象我一样严格信奉完法的条文。”
这话离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让我们团结起来的主题是很远的，但他是有意这么说的。尼克松已放弃了超党派态度，开始进行反击了。这种战略上的特变己在他对全国人民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开始，这次演说是他为了回答一系列突出要求停止越战的新的反战示威而作的。总统说，这些示威是不必要的，因为他有“一个完全撤出美国地面战斗部队并代以南越部队的……计划”。他称这个为“越南化计划”。他说他相信这个计划会成功，并要求“我的同胞中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他在对他的批评者的一次攻击中说：“让我们为和平而团结起来吧。还让我们为防止失败而团结起来吧，因为我们必须知道：北越是不能打败或羞辱美国的。只有美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他的听众中百分之七十七赞成他的演说——不赞成的只有百分之六。尼克松受到鼓舞，立即派他的副总统甚至以更生动的辞令去打头阵。这就是后来阿格纽自己所说的“两极化政治”，蓄意要使总统的批评者陷于孤立。他把一些持不同意见者攻击为“一批自称为知识分子的虚弱而无耻的势利小人”，把他们的政治上的支持者称为“情欲的寄生虫”和“思想上的阉人”，因而赢得了尼克松热烈的祝贺。因为七千万美国人收看了电视广播的新闻节目，因为白宫正为关于总统的电视报道愁眉苦睑，阿格纽就以电视作为他的首要目标。
11月13日在得梅因演说时，他大肆攻击“为数不多的一小撮人，不超过一打的新闻广播员、评论员和影片摄制人”，他们“独断地决定影片或新闻评论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同公众见＿面。”这些“未经人民选举的特权人物”是“一个严密的小帮会……享受着经政府认可并发给执照的垄断权。”他谴责他们曲解了“我们国家寻求国内和平和稳定的努力”。一星期后，他把抨击的火力对准新闻界，点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名，悲叹“传达公众消息的伟大工具被人垄断，控制舆论的力量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广播网和报纸都连续报道了大量支持阿格纽和谴责“东部自由主义权势集团”的来信。华盛顿怀疑，阿格纽究竟是在为自己说话，还是在为尼克松说话。休伯特·汉弗莱说，“任何人如果认为副总统能够采取不同干总统或其政府的立场，那他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或政府。你既然被选中和他在政治上结合起来，那他就希望你对他绝对忠诚。”
斯皮罗·阿格纽的夸夸其谈使他成为一个合乎潮流的人物，因为那时正是一个言过共实、虚张声势、装腔作势、夸夸其谈成风的时代，任何事物，从吃葡萄、吃莴苣到戴（或不戴）乳罩，都带有政治色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解雇了斯莫泽斯弟兄组成的一个喜剧班子，就因为他们鼓励特约演员们讲了些关于爱国主义和越南战争的轻率的话。
许多法院都全被用来进行政治审讯。正在对刺杀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和锡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