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2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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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已经习惯于忍受卡在喉咙里的骨头了。后来，肯尼迪于6月20日在美国大学讲演时，向俄国人伸出了一束橄榄枝：“我们的问题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通过人来解决……有人说……在苏联的领导人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以前，谈论世界和平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希望他们那样作。我相信我们能够帮助他们那样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审查我们自己的态度。”
这一篇讲演，美国新闻界大都未予重视——他在次日晚上发表的关于民权问题的讲演抢先吸引住了报社编辑部的注意力——但《曼彻斯特卫报》却称之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文件之一，”赫鲁晓夫读后也深有所感，他后来对哈里曼说，“这是自罗斯福以来的美国总统发表的最伟大的演说。”
8月30日，国防部宣布，连接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热线在当天已经接通。10月，俄国和中国的分歧公开化，赫鲁晓夫说，他不同意毛的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西方进行一场核决战的主张。后来，肯尼迪批准向苏联出售剩余小麦，以此作为”又一个可喜的迹象，表明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既是可能的，也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的。”
极右派大为震怒，但他对他们的忿怒却很感高兴。他很高兴自己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总统载入史册。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凯恩斯的经济学感到不解，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华盛顿的那些人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存心对我们的国家干这样的事？”肯尼迪却不禁在那里暗笑。现在在道格拉斯·狄龙和沃尔特·赫勒的帮助下，肯尼迪在经济方面对这个国家干的事是创造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的繁荣，其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六。而且他相信，如果国会同意他的减税的建议，1964年也是不会发生衰退的。
这是一点也没有把握的。第八十八届国会很顽固。总统提出的那些要求实行医疗计划、大量拨款补助改建城市贫民窟、实施比较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改善社会保险，通过他的内容广泛的民权法案以及对“争取进步联盟”承担更多的义务等等的自由主义纲领，使他已远远走在国会的保守倾向的前面了。在当时，批评家认为他在争取立法方面成绩不佳。现在回顾起来，他居然能作出那种成绩来实在令人惊奇。他送交第八十七届国会的一百零七件建议，有七十三件已制订为法律，他的继任者早期在立法方面的胜利也是肯尼迪送交第八十八届国会的提案。
6月间在爱尔兰议会讲演时，他引证了萧伯纳的《回到玛士撒拉的时代》【见《旧约》中《创世记》第五章，以诺之子玛士撒拉活了九百六十九岁。是圣经中提到的寿命最长者。萧伯纳此书在解放前有中译本，书名译为《千岁人》。——译者】中的一段话：“你见到一件东西；你说‘为什么有？’但是我梦见了从未有过的东西；我说‘为什么不会有？’”【后来，这话被认为是他说的，更后又被认为是罗伯特·肯尼迪说的。但是，这是萧伯纳说的。】这就是肯尼迪最出色的观点，它把社会预言和政治远见融合在一起了。但是他并不是总是在这样高的水平上的。有时候，他也似乎完全弄错了方向。十年以后，他保证支持载人宇宙飞行和超音速运输机的建造就会被看成是一种不适当的冒险行动。但是，甚至他这种精力充沛所造成的错误，似乎也比五十年代的停滞状态好。象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是利用政治力量在国内和国外突破客观可能性的界限。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到他在去世前五个月所作的十天胜利的欧洲之行，包括对爱尔兰的访问，对于了解他的为人是十分重要的。他极象欧洲的左派政治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认为他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的形象。德国的维利·勃兰特，法国的加斯顿·德费尔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意大利的皮特罗·南尼——他们一致赞扬他，引用他的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风格。“南尼这位老造反派社会主义者现在也禁不住赞扬肯尼迪了，”阿瑟·桑普森在伦敦《观察家》报上写道，“……除了极右派外，几乎没有一句反美的话。”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肯尼迪对于有些人认为人应当蒙上眼睛才能避免学坏的想法特别感到不能容忍。在他看来，把那些希望去看看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的学生关押起来是荒唐的。“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去？”他问道。“如果我现在还只有二十一岁，今年夏天我想做的就是这件事。”1963年10月26日，他在阿默斯特讲了当代历史学家后来十分重视的话：“在别的地方也许不是这样。但是在民主社会中，作家、作曲家、艺术家的最高职责是不论后果如何始终忠实于自己。艺术家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就是最好地为他的国家服务。”
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约翰·肯尼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还有另一个方面。天文学家都熟悉暗星的现象。一颗星由于发光极微几乎看不见，它跟在另一颗星后面常把那颗星给遮住。肯尼迪也有一颗暗星，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的悲剧的阴影追随着他，它始终离他和他的亲人不远，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而遮掩了他们的最灿烂的时刻的光芒。这种现象现在就发生了。8月初，杰奎琳·肯尼迪生下第二个儿子，这孩子早产了五个半星期，肺部有病。这个命名为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的孩子，挣扎着三十九个小时就停止呼吸了。悲伤的总统在葬仪完毕后搬起小棺材打算把它放进墓穴去；这时，红衣主教库欣轻轻把他拉开了。
肯尼迪为了给他妻子散心，建议她接受希腊航运业巨头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邀请，乘坐他的大型游艇“克里斯蒂安娜”号到爱琴海上巡游一番。后来她回忆起那10月上半月，也就是帕特里克的死和11月即将发生的大灾祸之间那阳光绚烂的两周，一定觉得仿佛如在梦中一样。她从地中海拍出的电报的踪迹是从伊斯坦布尔到莱斯博斯岛、克里特岛、德尔法、马拉喀什，一直到爱奥尼亚海中奥纳西斯所有的一个岛上。从希腊国王和王后开始，许多王亲贵族都设宴招待她和她的姐姐李·拉齐维尔；他们向她祝酒，赞美她，赠给她许多珍奇的礼物。当她于10月17日回到白宫时，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杰奎琳眼里闪灼着星光——希腊的星光。”总统问她是否愿意陪他作一次短期的竞选旅行。她说很好，她问去哪里，他说去得克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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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一年年初有一个地方对肯尼迪来说似平事情进展得特别顺利的话，那就是西贡。总统在1963年1月14日的国情咨文中，一开头就说：“侵略的矛头已在越南受挫。”一位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宣称，“在越南，我们已经开始有了转机，”哈金斯将军说，战争“在一年内”便将取得胜利了。4月22日，腊斯克说，美国在西贡的努力正在“产生非常良好的效果”，吴庭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已“胜利在望。”腊斯克的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由于看到在越南“政府和人民无形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和战略村计划的实施特别受到鼓舞，他称战略村是“可以抱谨慎的乐观态度的最重要的根据。”
后来，这似乎令人无法理解。这些预言家的预言完全错了，这件事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他们为什么如此急于公开表示自己的看法昵？答案是，他们力图压倒政府中深信吴庭艳总统及其追随者已经注定完蛋的另一派人。当时鹰派和鸽派的说法还不很流行，但是，政府就是那样分成两派的。主要的鹰派人物，也就是说，主张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一些人是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在内的一些将领和中央情报局的麦科恩，还有腊斯克、罗斯托，驻西贡大使瑞尔汀，在这骨节眼上还有麦克纳马拉，他是被从西责送来的报告的有力的和精确的内容给骗住了。与他们相对立的是罗伯特·肯尼迪、乔治·鲍尔、艾夫里尔·哈里曼、罗杰·希尔斯曼、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中央情报局的里查德·赫尔姆斯、在越南军队中参战的美国校级军官和美国战地记者，这些记者曾用“闪闪的小星星”的调子唱道：
『我们正在得胜，这个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这样告诉我们。
三角洲中，战火逼人，
群山丛里，寸步难进。
但我们正在得胜，这个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这样告诉我们。
如果你对他的话有所怀疑，
麦克纳马拉也可以作证。』
当肯尼迪总统任期第三年开始的时候，谁也不能说是在赢得这场战争，因为几乎没有人在进行战斗。越共是在积蓄力量，伺机猛攻，越南共和国的胆小的司令官们也不想去撩拨他们。但是这种平静是表面现象。忿恨的情绪在全国沸腾，批评吴庭艳的人也并非全是越共。因为他代表着可以称为越南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的上层官僚阶级，说的是法语，信奉的是罗马天主教，因此在不拥护共产党的人中，他的天然敌人是年轻的佛教徒和和尚，他们贫穷、激进、好战，属于中下层阶级，对任何带有西方味道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大多数群众的信仰，他们对天主教徒所获得的特权十分不满。双方都一直剑拔弩张，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在他们之间引起争斗。
斗争在1963年5月初终于发生了。佛教徒在古都顺化市举行集会，纪念佛的第二千五百八十七年诞辰，而带领政府军的一些军官却命令他们散开。他们拒不服从，于是军队就向人群开枪，打死了九人。吴庭艳拒绝道歉，他私下对人说，这样作太丢脸。6月11日，一位广德和尚，用一种惊人的示威方式——自我牺牲——来表示抗议。他坐在大街上，安静地等待着另外几个和尚往他身上浇汽油；然后，他划燃一根火柴，使自己顿时化为一阵烈焰。还有几个和尚也仿照他的榜样自焚，为新闻界（报社每次都是事前得到通知的）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照片。看报的美国公众大吃一惊，但西贡政府却无动于衷。这时，吴庭艳总统几乎已完全为他的弟弟吴庭儒所左右，而吴庭儒则经常是处于鸦片烟的影响之下。吴庭儒夫人真称得上是这个统治家族中联络报界的天才，她对记者说，每次这些“所谓的圣人”进行“烧烤表演”时，她都高兴得为他们鼓掌。
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吴庭艳于6月15日勉强同意满足佛教徒的某些要求。但很快谁都看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实行。6月30日，佛教徒的示威又重新爆发了。学生在越南的学校里闹事，报道这次骚乱的美国记者在街上受到袭击，被人殴打。这使肯尼迪总统无法忍受了。冷战的解冻给他一种新的推力，希望停下越南的战火。首先必须停战，然后他才能把他在美国大学所说的“和平的战略”向全世界提出：“不是用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于世界的美国式和平……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是全人类的和平；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除其他方面的考虑——诸如腐败和无能——外，在这个新的外交政策计划中，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的顽固的反共立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肯尼迪打算对他们采用高压手段，当他7月初发现瑙尔丁己到遥远的爱琴海去作两个月的海上游览时，他决定第一步必须派遣一位新的使节到西贡去。腊斯克挑选了亨利·卡伯特·洛奇。他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人选。一开始政府中的自由派感到不安，担心洛奇自己出身名门望族，可能会偏袒南越的贵族。他们不了解，作为波士顿的一个世家子弟，洛奇认为出身好的人都应该是君子人，而吴庭艳和吴庭儒却肯定不是君子人。所谓君子人，有一条就是不出卖朋友。瑙尔丁在任职期间，不管功过如何，他总算是吴庭艳的好朋友，而他们却准备以惊人的背叛行为来报答他。
瑙尔丁在机场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说到把两国密切地连系在一起的是：“谦让和容忍，相互尊重和深刻的社会正义感。”记者们认为，在越南说这些话完全文不对理，但是瑙尔丁却认为他应该那样说；南越总统已刚刚向他保证，不再打击佛教徒了。六天以后，吴庭艳派遗他的秘密警察夜袭佛寺，逮捕了居士和和尚，威吓他们的信徒。这些袭击者为了掩饰身份都穿着正规陆军制服，但是在四十八小时以后，真象便已透露出去，因为吴庭儒夫人在谈到几年前已被肃清的一股土匪时说，这次袭击是“自从我们1955年摧毁平川教以来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