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2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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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一切全都由我自己作主，舌头把食物送到嗓子边，完全跟平常一样往下咽。整个过程都仍是主动的位移操作。”他尽力轻快地摇转着，看看会不会有头晕或空间晕舱感觉。任何这类感觉都没有。“失重状态对我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事实上，我感到非常轻快。视力仍然极佳，没有散光现象。没有恶心或丝毫不舒服的感觉。”格伦是业余摄影爱好者，随身带了一架照相机。他隔着舱窗拍了几张照片后，并没有把照像机放在架子上，只是住空中一撂，居然悬在空中不动。换胶卷时，一疏忽胶卷滑脱，他赶紧仲手去抓，可是结果象他向千百万入迷的听众所说，“我没有抓住它，却碰了它一下，这么一来，它绕个圈飘到仪表盘后面去，再也找不到了。”
有时候，他简直无法表达他的意思。他说，“一天里看到四次美丽的日落景象，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正在这时，他再也无心解说他的空间见闻。听众们也无心再听了。他碰到了麻烦。当他飞经墨西哥上空时，一台保持飞船平衡的小型喷气发动机运转失灵。他向控制中心报告说，飞船“正以大约每秒钟一度的速度向右偏出。要偏出二十度后才能止住。”于是试验到此中断，他得全神贯注于飞行；他得接过控制器的工作，自己来驾驶。他的麻烦可没有终止。在他第二次飞经太平洋上空时，回转仪失灵。飞船开始“翻滚”起来——环绕着水平轴旋转。格伦熟练地操纵控制器，排除了这个现象。接着，在第二轨道上飞行时，他似乎遇到了真正的麻烦。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控制盘上，出现了预示不祥的闪闪灯光。这表明，“友谊七号”的玻璃纤维防热罩松开了。要是罩子在飞船重返大气层之前脱落，格伦立即就会化成灰烬。其实最后查明，防热罩并没有出事，而是警报灯出了毛病，但这情况格伦以及地面上的指导人当时都不知道。他们进行了调整，改变重返大气层的程序，保留下飞船的制动火箭——按计划本来是要甩掉的——希望火箭上的金属板带能对防热罩的固定起一点作用。然后，他们能做的就只剩下祷告了。
格伦知道这是最危急的时刻。他依次发动了制动火箭，自己也振作精种准备万一。在他承变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友谊七号”开始颤动起来。他气喘吁吁地说，“我觉得好象直向夏威夷飞去”。地心吸力越来越大，把他的身子往刻有体形曲线的靠椅上紧压。他在往下降落，防热罩一决块开裂，迸下越来越大的碎片。后来他说：“你可以看见燃烧着的大块破片发出的火焰和炽光。”但在当时他不可能向地面观众解说，因为无线电联系己经中断。这是可以估计到的；他正处在重返大气层的微妙阶段。联系中断了七分十五秒。联系恢复时，人们听到他在嚷嚷“刚才可真象个火球！”下午2点43分，冒着火焰的飞船溅落在大西洋面上，立即被笼罩在吱吱作响的水蒸气浓雾中。3点零1分，“诺亚”号航空母舰将格伦打捞上来。舰上的服务员递给他一杯冰茶。格伦说，“那里边可真热得很。”
等待着他的是英雄崇拜。他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脚印被用白漆勾下，准备送往史密森学会去展览。摄影记者把他和妻子儿女重逢时眼里含着泪花的情景拍了下来，连他擦过眼泪的手帕也被专门放在一边，以便保存。在他回答新闻界的问题时，记者们注意到，在谈到他自己和“友谊七号”时，他常常说“我们”——就象三十五年前林白在巴黎的布尔歇机场降落时一样。副总统约翰逊在那里迎接他。约翰逊说，“在我的家乡，我们得说你可真是一裸拔尖儿的棉花。起飞时你非常紧张吗？”格伦回答说那总不免吧。约翰逊说，“你大概比任何人都更靠近上帝了。”
在卡纳维拉尔角，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欢迎回到地球上来”。总统刚从棕榈滩坐飞机赶来，现在由总统来欢迎他了。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格伦想把一顶安全帽戴在肯尼迪头上，可是没能给戴上——肯尼迪曾看到过一张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戴着印地安人头饰的照片，发誓自己决不戴滑稽帽子让人拍照。接着，美国这第一位宇航员就前往国会两院联席会去发表演说。约翰逊告诉他，“通常，这是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享受到的荣誉，但在目前这个场合，是全国人民推举了你。”随后，纽约举行了盛大庆祝游行，突出地向格伦以及其他六位最初挑出的宇航员和一批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致敬。这次游行后，格伦又飞往国外，到其它各洲去访问，向美国的盟国和不结盟国家的人民宣传，表示自由社会是能够取得真正伟大的成就的。《时代》周刊评论说：“就国家威望而言，格伦这次飞行不折不扣地恢复了美国在空间竞赛中的地位，并且使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身价得到极大而又迫切需要的提高。”
“这是一个新的海洋，”肯尼迪说，“我认为美国一定得在这个海洋上航行。”在卡纳维拉尔角，美国的火箭专家们又鼓起了信心，都在热烈谈论着要在1964年发射能载两个人的飞船；用巨型固体燃料推动器，把更大的有效载荷送离地球；而目的在于把三个人送上月球并把他们回收的“阿波罗计划”，也许1968年就能实现。对空间旅行的强烈兴趣，形成全国范围的热潮。这成了那年在西雅图举办的“二十一世纪博览会”的主题。“轨道”成为麦迪逊大道的普通用语，既当名词又当动词。小男孩发射用水力推动的玩具卫星，落在树上，就象过去的风筝一样。对阿特拉斯火箭的成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沃纳·冯·布朗【纳粹德国的导弹专家，1955年入美籍，为美国空间飞行的负责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曾用他发明的飞弹袭击伦敦。——译者】成为举国知名的人物。（莫特·萨赫尔在谈到他的早年时说，“他本来是以星球为目标的，可常常打到伦敦”）。不同政治态度的欧洲人都大为叹服，甚至连绝不亲美的巴勃罗·毕加索在谈起格伦时也说：“我为他感到自豪，就象是我自己的兄弟一样。”随后，谁都开始发射起卫星来了——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发射了电讯卫星，甚至连加拿大人也把一枚小型运载工具送上了轨道。
8月，苏联的季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了十七周。于是被当作新的证据，证明美国需要动员工业和技术能力，作出巨大努力，一举超过俄国。然而到了此时，特别是在大学里和美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9月，总统对这些人作出了回答。他在休斯敦的赖斯大学发表演说时说：
“有人说，干嘛非要登上月球？……他们也可以问，干嘛要攀登世界最高峰？三十五年前干嘛要飞越大西洋？也可以问赖斯大学队干嘛要跟得克萨斯队比高低？……许多年以前，有人向后来死在埃佛勒斯峰【我国称为珠穆朗玛峰。——译者】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干嘛要爬那座山峰？他说，‘因为那儿有那么一座山峰，’对，因为有那么个空间……有月亮和行星，因为那儿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的希望。”
可是也存在那么一个黑人问题，而且就在眼前。回顾起来，肯尼迪对这个问题的低估，似乎有点令人惊奇。他毕竟是北部的一位自由派人士，并且一向钦佩马丁·路德·金。然而自由派人士——甚至金，这时都即将感受到好斗的北部黑人青年的重大压力。正当全国仰望着星空的时候，这些黑人青年却在想方设法转移全国的视线。令人难忘的那首次发动，是在1961年春天。在加加林的太空飞行三个星期后，5月4日，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七名黑人和六名白人成员乘公共汽车离开华盛顿，远征美国极南部。他们的目的是要蔑视当地习俗，对州际长途汽车站在候车室、餐厅和厕所实行的种族隔离进行挑战。他们自称是“自由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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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预定以曲折的路线穿越美国南部各州：向南穿过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转向两南到达亚特兰大城；再向西穿过亚拉巴马州，继续前进，跨过密西西比州直达新奥尔良市。这势必成为一趟难忘的旅行。他们对这一地区的习俗的嘲弄真是令人咋舌。小石城事件经过四年，人们差不多早已遗忘，而阿肯色毕竟是个边区州。而在这地道的南部地区，种族界限仍然分明，自北方外来户离去之后，九十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就此而言，梅森－迪克逊线【1767年由梅森和迪克逊两个英国测量员测定的北美两块殖民地的分界线，1789年扩大为蓄奴洲和自由州的分界线。——译者】以北所谓的自由派，在南方几乎就不存在。工程兴办署出版的亚拉巴马州指南（1941年由当地的新政派编写）描绘了旅客在蒙哥马利市（该州三大城市之一）可能受到的接待：
『此间有礼有节间以热诚接待的气氛非亚位巴马州其它各城可比。笑容可掬的黑人孩子总是招呼旅客说：“老板，您不用自己提提包，破费不了几个钱，我替您提。”当地居民也乐于指点，或陪伴陌生人走个把街区，指引他走上正路。』
然而从自由乘客所受接待来看，上述描绘并不是确实的。情况是如此明显，他们商直可以说是自寻苦恼。他们是怎么个来头，不太清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詹姆斯·法默的领导下原是一个独立的、自筹经费的组织，自1942年以来便积极活动。可是在后来的沸腾的日子里，许多南部领袖人物和报刊社论都指控政府（“那些肯尼迪们”）是他们的后台，至少曾怂恿他们南来。事实真相是，在自由乘客动身之前，政府中谁也不知道他们要旅行的事。关于这次旅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向报界发表声明之前，曾事先给司法部送去一份副本；而这个副本最后转到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办公桌上，他患腮腺炎投上班。报纸上关于自由乘客启程的消息登在里页不显眼的地方。白宫是在这件事闹得变成头版新闻时才知道的，反应是愤怒——对自由乘客的愤怒。
从政府的观点看来，这件事赶在这个时候实在糟糕。不仅是在首次载人环绕地球的空间飞行竞赛中刚刚败给俄国人，一个星期后，古巴旅又在海滩上给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6月3日，肯尼迪还得去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新总统需要取得一项胜利——如果做不到的话，至少也要避免新的失败。丑恶的种族事件当然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俄国人现在还在那里利用小石城事件向第三世界进行宣传，把美国描绘成种族主义者。凡是可以被说成种族主义证据的事件都将使美国难堪。这就是白宫最初把自由乘客的活动看作是件使政府难堪的事的理由。后来，约翰·肯尼迪，特别是罗伯特·肯尼迪，认识到这场民权斗争是义不容辞的事，可是在他们开始执政的最初几个月，还不是这样看。了解他们当时的立场是重要的，因为民主党自由派人士（包括自以为十分先进的人）大都和他们观点一致。
这些人以完全消灭种族偏见为己任。这种偏见是一种错误，他们决心要加以纠正。在世界上这个民主历史最久、最伟大的民主国家里，黑人的处境居然至今如故，他们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在整个竞选期间，约翰·肯尼迪一再提醒他的听众说：“今天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不管他出生在国内哪一地区，和同一天在同一地方出生的白人婴儿相比，读完中学的机会只有一半，读完大学或学到专业知识的机会只有三分之一，而他们失业的机会却比白人多一倍；他们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只有白人的七分之一，寿命要比白人短七年，而可望挣到的钱却只有白人的一半。”他曾以总统的身份保证亲自支持一切旨在纠正这种不公正现象的计划。黑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他们首先要求的是自由派人士不再把黑人看作统计数字。然后，他们希望结束那种慢慢来的政策。他们认识到要政府在1961年春季来处理自由乘客事件，这个时机会是很尴尬的。可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每个季节都有其令人尴尬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一等再等。他们希望他们的白人同情者能够了解的是，对今天的新黑人来说，黑人的自由要比在维也纳讨论的问题更重耍，比越南，古巴或者外层空间竞赛问题都重要。
在1961年的时候，谁要敢在南部白人听众面前，表示赞成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勇敢的表现。罗伯特·肯尼迪在担任司法部长后发表第一次重大演说时便是这样做的，他是在5月6日，自由乘客从华盛顿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