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1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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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德法因和亚当斯自结交以来一直来往密切。雷切尔·亚当斯和夏洛特·戈德法因两人也很要好。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度周末——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戈德法因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当年轻的所罗门·戈德法因在达特默思学院几乎要跟不上学习的时候，是“谢尔曼大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教训，才使他能够走上正路。明白这些情况，送些礼物就比较可以理解了。他们经常彼此送礼，戈德法因家有雷切尔送的一幅油画，戈德法因戴的一块古尔特金表上就刻有“谢·亚·赠给伯·戈·1953。1。20。”字样。亚当斯听说戈德法因在报税时扣除了他的旅馆费用曾颇为吃惊。在他的印象中那些房间是戈德法因的一家公司长期租下的，亚当斯要是不去住，也就空在那里。至于他为戈德法因帮过的一些忙，他说，他认为丝毫没有不正当的地方。他没有给他出过主意。他也不知道由于自己给朋友提供了情报就违犯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不管怎么说，他为了给朋友方便最多也只做到这里。任何一个被华盛顿官僚机构弄得晕头转向的商人，如果来求他，他也同样会帮忙的。

　　白宫记者死盯着哈格蒂追问：“这是不是表明，政府在对待高级官员不得占人便宜的问题上已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吗？”他回避说：“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私人朋友，要是你说的就是这个的话。”他们仍毫不留情地追问：“私人朋友就可以这样做吗？”他又一次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只以州长发表的那封信为依据。事实就是那样。”

　　总统助理之所以不能理解别人对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可能做出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不理解别人对他自己的看法。亚当斯知道亚当斯是诚实的，事情就是这样。他认为他的那个朋友也一样诚实，这也是不容怀疑的。那些和这位前州长关系密切的人都认为，他是被那个从立陶宛来的走霍雷肖·阿尔杰【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1832～1899年），美国儿童故事作家，所著小说109种，内容无不以穷孩子发迹致富为题材。——译者】的发迹道路的移民给捧糊涂了。亚当斯幼年在新英格兰所接受的教养使他对自己的钱没有挥霍的习惯，可是他却抵制不住一个挥金如土的人对他的慷慨殷勤。就这样，亚当斯不知不觉地滑进了泥坑。

　　※※※

　　在6月7日，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已被揭发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亚当斯在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还承认自己“不够谨慎”。他说：“如果……我自己曾有过任何可以引起别人丝毫怀疑的行为，我只能说，这种错误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决不是用意上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仅仅承认这一点是否够了。他做出这种让步，只是因为发现坐在白宫大门里面，发表声明攻击那些指责他的人“捕风捉影、含沙射影”已无济于事了。报纸编辑对政府官员的道德问题一贯是十分警觉的，他们提醒读者，1956年5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

　　『如果有一个人到本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来……自称因为是我家的成员、我的朋友，或因为与白宫有某种关系……因而便可以享有某种特权，他就要马上给轰出去……我不相信我的工作人员中会有人犯下行为失检的错误。但是，如果在本政府的任何部门发生任何此类事件，我一旦察觉，就得请他立即离开。』

　　现在，在两年零55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在印第安条约厅当着257名新闻记者却反复声称：“凡是了解谢尔曼·亚当斯的人从来也没有对他的为人正直和诚实有过任何怀疑。也没人相信他可以收买。”别人指责亚当斯不够谨慎，这个词儿他自己也用过了。艾克说：“现在，白宫属下的人都必须极度谨慎……决不能再粗心大意。”但是，不能因为一次失足便失掉一个十分难得的总统助理，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本人喜欢亚当斯州长，我钦佩他的才干。因为他无论在对待私事和公事方面都很正直，我尊敬他，我需要他。
　　我承认他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那种必要的小心谨慎态度……但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宝贵的公仆，一直是有效地、勤勤恳恳地、不知疲倦地在进行着一项艰巨的工作。』

　　艾克和哈格蒂一起研究过这个发言。哈格蒂认为很好，并相信这将可以解除亚当斯所受到的压力。只是在事后，总统的这位新闻秘书才惊愕地看到声明稿上有“我需要他”这极为失策的一句话。这样一来，总统等于给批评他的人以口实，让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没有一个得力助手便无能治理国家的老朽，而且对他自己所定白宫规章——任何工作人员如发现行为不检便将立即撤职的规定——也允许有例外。

　　总统那番话实际等于为亚当斯对他的朋友和施惠者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信赖作了担保。现在，主要得看亚当斯相处不够谨慎的那个人的态度了。这就接着马上看到了，结果彻底毁了亚当斯。后来在国会山举行的几次听证会简直变成了滑稽剧。会议开始时，戈德法因手里拿着一份长达25页的介绍情况的发言，大踏步走进了众院小组委员会的会议厅。戈德法因在上午7点，也就是他预定出席作证的三小时前，便把发言稿全文向报界公布，这已使众院委员会极为恼怒。现在他身穿一套深蓝衣服，系着一条标有伯·戈字样的蓝绸领带，泰然自若，扬扬得意地开始宣读发言稿。接着，他摘下他的金表，把它递给委员们传看（“希望能还给我”）并解释说：“我现在戴的这块表，后面刻有‘给伯·戈’——那就是伯纳德·戈德法因－‘谢·亚·赠’——那就是谢尔曼·亚当斯州长——日期是‘1953年1月20日’，这日子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日期。”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雷切尔·亚当斯不禁愣住了。她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的这位朋友一直就是这样向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其中包括一些联邦政府的官员，作自我介绍的。

　　接下去的场面就更热闹了，前来给这个众目所向的百万富翁帮忙的人中，有一位崇拜他五体投地的秘书米尔德里德·佩珀曼；有罗杰·罗布为首的一批律师，此人曾在法庭上对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过无情的反证诘问；有曼哈顿的一位报界联络员特克斯·麦克拉里；有设在华盛顿的希尔顿－卡尔顿饭店一个报界联络机构，其特色是鱼子酱，免费供应的威士忌酒和“报界接待员”比亚·杜普雷伊。杜普雷伊是波士顿的一位美人，她的最突出的活动是要记者们别搞错她的胸围、腰围、臀围的尺寸（分别为35、22、35英寸）。另外，还有纽约的一个宣传人员杰克·洛托，他自称是“前国际新闻社首席记者”，而在他发布的新闻中，却把他的委托人的姓名写成了“伯纳德·戈德芬因”。一天深夜，洛托抓住两个侦探在隔壁屋子里对他的办公室进行窃听。两人中一个是一直为小组委员会工作的私人侦探巴伦·伊格内修斯·萨克莱特，他因此立即被解雇了。另一个是德鲁·皮尔逊的采访助手杰克·安德森，皮尔逊拒绝将安德森解雇。他说：“我需要他。”

　　在戈德法因发言稿的第一页上，麦克拉里用印刷体书写了一句话：“你一定成功！”实际上戈德法因搞得很糟糕。麦克拉里还把讲稿上应该强调的地方划了线。戈德法因在念到那些地方时过于强调，拼命大声叫喊。麦克拉里还在讲稿上每隔几段写上“此处可喝一玻璃杯的水”。很不幸，他事先忘了检查一下委员会会议厅的情况。那里根本没有玻璃杯，只有纸杯子，结果，弄得他的委托人糊里糊涂，不时偷偷四处张望。但不论是麦克拉里，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对戈德法因所造成的无比恶劣的印象负责。他那样子完全像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因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

　　他说话声音粗哑，口气蛮横，介绍了在新英格兰纺织业和房地产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是如何爬到现在的地位的。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对这个世界是毫无所知的。在他们的脑子里，所谓企业家就是乔治·汉弗莱那样的人。戈德法因却完全是另外一类。他挥舞着那只手表，说福克斯是毁人名誉的能手。但当委员会的律师质问他关于他违反联邦企业管理机构规定的事时，他又拼命否认过去已讲过的话。不，他没有什么记录可查：“我是不管文书工作的。”这要问他的秘书：“毕竟，我又不是会计员。她是。”这时坐在离他不远的忠诚的佩珀曼小姐立即开腔要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记录，罗布却大声制止她：“不用你讲，不用你讲，不用你讲！”戈德法因请求国会议员谅解，他解释说，亚当斯不过给了他一些指点，怎样去找“那些庞大的联邦管理机构，一个小人物如没有朋友的指导，一到那里就会完全晕头转向。”

　　这时，小组委员会已抓住他讲的一句谎话。在他开头的讲话中他曾明确地说：“我的纺织厂第一次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生麻烦是在1953年……11月。在那以前，无论我还是我们公司里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因这类事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打过交道。”这话对于他的辩护，对于亚当斯的话是否可信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意思无非是说，只是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53年11月控告他虚标成色时，他才给弄得莫名其妙，因而需要谢尔曼·亚当斯给他解释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现在小组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却拿上证据来，说明戈德法因在1942年，以及在其后的每一年中，都已无数次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责，说他的货品标签所标质量高于实际质量。在听证会上，戈德法因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那也不过是文书工作方面的问题，并说那都是些“小事”，因此不太可能会让他知道。委员们没有对他进行反驳。他们知道下面还另有文章。

　　在戈德法因和佩珀曼以未曾入档为理由避而不谈的问题中，还有一笔总数为776879。16元的款项没有交代，这是一批银行支票和本票，开出的日期最早是1941年，可是直到1958年5月8日都还没有提取。搞黑市买卖的人都喜欢保存这种支票，因为除了其他方便外，这种票据没有时间限制。另外，这种票据上只有银行职员的名字，没有付款人的名字。最后还有一点，害怕可能露馅，不敢拿它们去兑现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借款的抵押品。

　　戈德法因拒绝回答有关他的这些支票和本票的问题，说那与本案无关。委员会律师反驳说，说无关是根本不对的，因为有30张已兑现的这类票据是给国会立法部门工作人员的。这时会议记录上就出现了跟约翰·麦科马克和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接近的一些人的名字。戈德法因回答说：“这些支票都是我们在圣诞节时，分别送给一些在圣诞节时在各个办公室里不得不加班工作的一些人的。如果这种事是不应该做的，我倒希望有人明确告诉我。”

　　委员会明确告诉他，通过虚设公司或冒用名义一会儿合伙一会儿退伙是不应该的，贷款转贷是不应该的，违反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利益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条例规定是不应该的，送钱给大大小小的政客，以便使他们欠他人情是不应该的，给自己招来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诉讼案件（仅波士顿一地便有89起之多）是不应该的。至于窃取自己的公司里的财产，欺骗其他股东，那就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犯罪的行为，而这样的事情却多得很。

　　随着审讯的进行，戈德法因越来越做戏给观众席上看，在回答问题时虚声张势，大喊大叫。他极力争辩说，他的违法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说他是死扣法律条文的牺牲品——比如有一回忘了给佛蒙特州务秘书送去年度报告，又一回没有负起作为公司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和大多数账目舞弊案一样，要查清犯罪情况有时并不那么容易，可是戈德法因所搞的那些骗局倒大都不难理解。他通过他的担任公司司库和董事要职的秘书，多次把属于股东们的巨额款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使用的手法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叫一笔借款，有时叫买卖佣金，有时叫偿付一笔并不存在的开支（例如，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案件中的25475元）。有时甚至什么借口也没有，一大笔钱就那么没有了。无论是戈德法因，还是佩珀曼小姐，对40年代末期支出的一笔为数8。9万元的款项，谁也无法做出交代。她若无其事地说，银行“过去常把账记错，这可能就是他们弄错了”。每一笔收支的来龙去脉都要记清很困难，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