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1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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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最高领导层。
金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劝导他的信徒要自重，不要骄傲。他说，“多少年来我们总是一上公共汽车就往后走。现在的危险是我们还可能本能地往后走，这样，种族隔离就永远没法消除了。”他接着说，“但是如果你们有谁坐公共汽车的时候自吹自擂说，‘我们黑人，打败了白人啦’，我就太伤心了。你们这样做，就要把整个南部的斗争都要断送掉的。再去乘车，千万要谦虚、和气啊。”
罗莎·帕克斯事件后的第三百八十一天，这场抵制运动终于结束，金他自己如果不去坐一次公共汽车，那他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他去了，司机问他，“您就是那位牧师先生吗？”牧师回答说，“不错。车票多少钱？”车费是一角五——比去年的涨了五分——他把硬币塞进了收费箱，到前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事后他对人说，“坐这一趟，可真美啊。”事情终于过去了，蒙哥马利大部分的白人都松了一口气，有些人兴致还挺高的。一位银行出纳对记者讽刺说，“他们祷告，他们抵制，这样搞了一年，最后争到的，还不就是咱天天腻透了的公共汽车。”某白人在车上自言自语说：“看来今年的圣诞节不会是白人的圣诞节了。”他身边的一个黑人微笑应道：“对啦，先生，这话不假。”
一件事总要在过去很久以后，人们才能逐步认清它在整个形势发展中的地位，而当时看来却往往无足轻重。毫无疑问，那天叫帕克斯太太起来让座的司机，无非只是在对付一个挺傲气的黑人罢了；如果他知道将来自己的孙子辈也会在学校课本上读到这场纠纷的话，他恐怕就会慎重一些了。身为国家总统的当然要比开公共汽车的对历史体会深一些，但他们照样对自己所做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没有一点数。艾森豪威尔这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好和平，加之又尊重国会特权，因此一向颇能制止政府中人对印度支那承担什么不妥当的义务。然而就在罗莎·帕克斯一举而变革了历史之年，艾克竟把美国进一步推上了在越南采取疯狂行动的漫长道路。
当然一切并非姑自今日。任何人只要对总统从事战争之权怎样日见扩大起来的情况略加研究，一定会注意到，罗斯福早在1941、42年间已经做出先例来了。以前，国会在这方面的权力一点都没有变，其后便开始动摇；到了罗斯福，则逞其超群的政治手腕，利用与外国订立各种协定，造成了一种实际上逼得轴心国非对美国发动迸攻不可的局势。接着是朝鲜战争。卡贝尔·菲利普斯在一本杜鲁门传记里写道：“他对朝鲜进行干预的决定……接近于把宣战大权全部揽过来……此后的总统都可以援杜鲁门的先例，在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需要之时，自己作主，在任何地点，动用任何必要的力量，迅速发动攻击。”
侵蚀国会权力，同时也就是提高行政权力的最终一些步骤，是日后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在东南亚问题的背景下完成的，但整个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是值得注意的。1955年关于福摩萨决议便是其中的一大关键。固然，它是冷战产生的结果之一，但它对未来的影响却极为广泛，极为严酷。
想当年迪安·艾奇逊曾经建议，等到中国“尘埃落定，局势澄清以后”再来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临到1955年，那里的局势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只是这幅图的东部边缘仍然有些模糊罢了。共产党控制整个大陆，国民党占据福摩萨，但双方隔岸据峙的福摩萨海峡的地位还没有解决。那一百一十五英里宽的海峡中，遍布着小荒岛，当此之际，这些岛屿的意义只不过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一方和以蒋介石及其美国盟友为另一方的相互争夺的焦点而已。
这些岛屿大小各异，和大陆或福摩萨的距离也不一样。由六十四个小岛组成的岛群，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译者】踞福摩萨三十英里，算是它的一部分：白宫曾明白宣称，进攻佩斯卡多尔，就是进攻福摩萨的前奏，因而就要受到第七舰队的抗击。美国出来保卫佩斯卡多尔并不需要国会批准，因为这个列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日本人手中夺过来的；按国际法，美国有权利保卫它。靠近海峡那一边的情况就不同了。那边的岛屿有金门、马祖和大陈群岛，个个岛距福摩萨超过一百英里，而离大陆却只有五英里十英里之遥。艾德莱·史蒂文森曾指出，这些岛屿“几乎象斯塔腾岛贴近纽约那样贴进中国海岸，”它们“历来归中国所有”，美国也好，福摩萨岛上的国民党也好，要想占有这些岛屿都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沃尔特·李普曼进一步突出了这句话的含意：“……如果我们对这些近海岛屿进行干预，我们得准备在中国土地上参加一次中国内战就是了。”
没有什么比这一点使杜勒斯更称心的了，原来他正是准备随时为这些近海岛屿打一仗的。他向谢尔曼·亚当斯抱怨说：英国和其他一些美国的盟国居然完全不了解“撤出金门和马祖将使东亚的自由人民感到何等的震惊。”这就是杜勒斯对世界的看法。他一厢情愿地幻想，在苏门答腊和西藏这种地方，会有大规模群众集会，成百万人的坚强的农民队伍跑到“东亚自由人民团结起来维护集体安全”这面旗帜下边来。中国共产党深知杜勒斯的那股拗劲，便存心逗它发作，1954年9月，杜勒斯在马尼拉签署东南亚条约组织议定书，他们就炮轰金门，后来又在第二年1月18日占领了大陈群岛中的一个叫一江山的小岛。由于一江山岛渺若微尘，连国务院的地图上都没有，而大陈又远在福摩萨以北二百英里，因此这件事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威胁并不大。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到会的大多数都是鹰派观点。雷德福海军上将、卡尼海军上将和内森·特文宁将军都主张应该乘此表明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一个彻底摊牌。
这时只有李奇微将军一个人表示不同意见。他对总统说，“这种行动是会一发不可收拾的，结果我们同红色中国就要直接冲突起来，甚至还可能发展成为一场彻底的全面战争，把我们手里一切可怕的武器都用上。”李奇微接着说，即使把中国征服了，局势仍然非常难办；美国只不过是“凭借军事力量造成了一个大真空而已。那时，我们就不得几十万几十万地往那里派人，填补真空——最后呢，只剩下我们自己在茫茫七千英里的边界上同俄国人对着干了。”
由于李奇微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唯一的鸽派，所以会议还是决定了要对赤色分子采取行动。杜勒斯同意了；参议员诺兰也赞成。但艾森豪威尔的结论是：李奇微说的有道理。他又一次拒绝陷入亚洲的陆上战争；一股战争狂热终于平息下来了。但杜勒斯还是说服了艾克，要考虑面子问题。北京电台在打下一江山岛之后说，这次进攻表明了他们“为解放台湾而斗争的坚强意志。”杜勒斯提醒总统说，情况如此，如果美国毫无动静，亚洲人就只能得出美国果真是纸老虎的结论。于是总统同意采取某种行动，便要求国会作出一条决议来。
他1月24日发表的咨文，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艾克向国会提出了一种胜似批准宣战而又有所不及的要求，即请国会授权他本人决定美国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打仗。他说：
『局势危急，迫使我不待联合国决定，要求国会立即通过明确决议参与有利于和平前途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必要时可以动用美国的武装力量，用于保障福摩萨与佩斯卡尔列岛的安全。』
总统然后暗示，中国人如对近海岛屿发动进攻，美国报复与否，要看进攻的性质而定。如果他们只想拿下金门和马祖，他可能让他们拿去。如果他们意在跃向福摩萨，他可能就不答应了。他要求国会让他揣靡中国共产党的企图，然后采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行动。
总统这一着目的本在消除怀疑，却反使不少人大惑不解。民主党自由派的观点是，艾克不是早已有权采取他想采取的步骤了吗？这些人素来拥护罗斯福－杜鲁门外交政策，因此也就认为总统必须有强大的权力。他们一口咬定，宪法赋与总统以总司令之权，就是容许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度美国的军事力量。那年冬天罗织出来的某些论点，今天读来实在有点离奇。按日后越南战争注定要成为无数美国政策葬身之所，这一政策更其如此。在围绕布里克修正案进行的斗争中，保守派要保留由国会作出一切重大涉外决策之权，而自由派则竭力主张这个权力应属白宫。关于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绝对主义立场，理查德·罗维尔讲得再透彻不过了，他在1955年3月19日写道：
『……总统保卫福摩萨的权力，并不是从1月间国会草草拟就通过的决议得来的。作为美国总统，他有权在任何他认为同本国安全密切相关的地区，采取任何他认为必要的行动，而无论涉及的问题是保卫福摩萨，还是别的什么。』
艾森豪威尔自己也弄不清他到底是在向国会让权，还是同国会争权。那份咨文送去国会之前，他改了一句。原文是，“我所要求的这种权限中，部分可能已经包括在总司令的职权之内。”他把这句划了，另外写上：“决定是否需要采取某种行动之权，是包括在总司令职权之内的。”国会对这个问题一样拿不准。当时最普遍的理解是，行政当局是在想办法在近海岛屿问题上脱钩撒手呢。
休伯特·汉弗莱曾想在决议上附加一条修正意见，防止授权在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采取行动，但没有成功。国会里的另一些人担心美国今后可能为了某一与美国安全毫无关系的穷乡僻壤而陷进一场战争。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则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说，“最高当局已经给咱们吹了风，认为阻止对方集结部队、储屯装备物资进而进攻各岛，这从军事上讲是很对的，简单来说，就是要打一场预防性战争。谨建议将其列为符合本决议精神的一项行动。”
这时参议员乔治也出来大力支持这个议案，于是反对势力就不行了。乔治说，“我可不愿意听到谁个民主党人说，美国总统一到国会来，就应该挨批。”议案在参院以八十五票对二票，在众院以四百一十票对三票，获得通过，由艾森豪威尔在1月29日签署了。那天恰逢乔治的七十七岁诞辰。他出席签署仪式时，自不免有一番奉承热闹。可是不足一月，第七舰队便从大陈群岛撤出了一万四千名国民党军队，仿佛要以此说明，那一场争论是何等的无聊。华盛顿等于在说，福摩萨决议到此为止，从今而后，便是一纸空文了。唯独一个人却不这么看，此人乃艾德菜·史蒂文森。他直率地说，总统向国会提出而终于从国会得到的，可说是一张“空白支票。”这话真是一点不假。艾森豪威尔或另一个在他职位的人，随时都可以不必再同国会商量，就拿出那张支票要求兑现的。宪法之下微妙的权力平衡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又一项对行政首脑的束缚打破了。
六个月后，艾森豪威尔在外交政策上破关而出，可说是他在争取个人威望工作上的一大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几乎要了杜勒斯的命。十年来，这位共和党的老顽固一直坚决反对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当年温斯顿·丘吉尔也曾建议举行最高一级的会谈——他称之为“首脑级”——但对美国的保守派来说，一念及美国总统竟可能端着鸡尾酒去同俄国人碰杯，就象听到巴甫洛夫的铃声一样，登时跳了起来，反对再举行那种出卖自己人的雅尔塔、波茨坦之类的会议。杜勒斯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身为正统反共家，是决不能同罪孽深重的苏联人进行任何交易的。
可是他不能站出来直截了当那么说，因为总统已经一再明白宣告，他为了和平，愿意在任何地方同任何人会谈。于是，杜勒斯便只得给这种会谈设下种种无法实现的先决条件。他说，在我们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之前，莫斯科必须用实际行动表明苏联也是一个尊重国际礼让的国家，是愿意在解决分歧问题上互相合作的。叫他举例说明所谓实际行动指的什么，他的回答照例含糊其词，不着边际。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如果俄军全部撤出东欧，如果俄国全境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他大概就满意了。有时他也间接表示苏联人应该为他们过去的种种倒行逆施着实道歉一番才行。
这时，艾森豪威尔为了安抚杜勒斯和共和党的极端分子，特意请了一些重要的参议员、众议员来，向他们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