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1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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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缝后进行速记。后来麦克阿瑟虽然说她的速记不够正确，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发生怀疑。假如速记是正确的话，他对自己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信曾对总统大大方方地道了歉。他还估计战争在感思节【即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四。——译者】时可以结束。他说，那时，对日和约就可以签订，苏联参加不参加都可以。至于朝鲜，用五亿元就足以把它重建起来。杜鲁门问他俄国或中国有无可能参战，麦克阿瑟将军回答说：
『“可能性很少。如果他们在战争开始后第一、二个月就进行了干预的话，那就可能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再也不怕他们干预了。我们再不需要乞求他们什么了。中国在满洲有三十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超过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人。他们只能把五万到六万人送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由于现在我们在朝鲜已有了空军基地，中国人想来到平壤，那就会伤亡惨重。”』
确实会伤亡惨重。但不是麦克阿瑟心目中那样的情况。他的情报不准确。毛在满洲已集结了八十五万人。他那身经百战的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有十二万人在鸭绿江之南了。他们每天晚上都不动声色地渡江，还带着装甲车和重型武器，在黎明之前就已躲进北朝鲜岩石嶙峋的山里，人们后来知道这一重大行动以后，就以此为理由批评麦克阿瑟。但这是有欠公允的。固然他指挥这场秋季战争，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他没有预见到战争会扩大，所以没有向士兵发冬衣，对于这点，他是难辞其咎的。可是他的主要疏忽和错误，包括不服上级命令，那是以后的事情。在威克岛会见总统时，他还是个忠于上级的司令官，把他认为确实的情况告诉了统帅。接着那六个星期，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无可指摘的。总部大楼再没有提出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尽管从手续上说，他要大举越过三八线，并不需要有上级命令，可是他还是等到联合国大会又再提及他这次行动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指示他向北进军时，他才行动。
现在他手上有一支以七个美国师为骨干的优秀军队，其中刚开到这里的是著名的第三师。与他们并肩作故的，还有已有战火考验的韩国六个师，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土耳其的部队。10月20日平壤陷落。他就在敌人的首都平壤，在他在莱伊特湾涉水登陆后的第六年，摆出一副姿势，大声叫喊说：“有什么大人物来欢迎我么？金某人在哪里？”
这位将军认为敌人已经一蹶不振。在这一点上他犯了战略错误，可说是一个悲剧。事实上，他错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可以说从那时起，同时存在着两场战争：一场是真正的朝鲜战争，而另一场则是麦克阿瑟心目中的战争。真正战场是一片荒凉的危山险岭，万丈悬崖，基本上都是渺无人烟的地方。也没有可靠的地图。那些羊肠小道上依稀有些足迹，可以看出曾有人到过这里，可是这些小径又不通什么去处。在那些风吹雨打的悬崖之间即使有什么隘口，也是人迹罕至。连绵的山脊，都是自北向南，所以任何大军要向北方全面挺进，都只能分为若干小分队，遇到紧急情况就无从相互呼应。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打游击战更为合适。坦克在这里毫无作用，重炮只能弃置后方。峡谷深翳，是伏击部队和大军隐蔽的好所在，空中侦察亦无从发现。这是最合乎敌人理想的地方，到10月份他们成功地在这里埋伏了二十五万纪律严明、长有一双飞毛腿的农民出身的步枪手。只要号角一响或铙钹猛打，他们就会向那毫无戒备的联合国军两翼猛扑过来。而在这些伏击部队后面，在辽阔的满洲地区，还有六十万穿着蓝色军装的中国士兵，随时准备支援。在世界战争史上，这是大自然所布下的规模最大的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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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麦克阿瑟却兴高采烈。他告诉在日本的军需长官，要他准备好他的左翼部队——联合国第八集团军的营地。又通知奥马尔·布雷德利说，他准备1月份把美国第二师调到欧洲。他又给美国人许下诺言，“让弟兄们回家过圣诞节”。他对记者说，战争基本结束，只剩下扫荡收尾而已。10月24日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已把兵力调至平壤与元山一线。元山是在平壤东四十五英里的一个海港。接着他宣布他的作战计划——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布出来。他准备来个钳形大攻势。第八集团军从平壤向北推进，其余部队统称为X军团则从元山出发。第八集团军将是钳形攻势的西部钳臂，X军团是东部钳臂。他们之间的高地，则由少量韩国军队防御。这位将军还若无其事地对他的军官说，他将打破一条基本原则。这使那些按军事教材打仗的军官们大吃一惊。原来他有意识地把部队分别交由两位陆军司令官指挥：左翼部队由陆军中将华尔顿·H。沃尔克负责，右翼部队由他的总部负责。他因为仁川大捷而变得飘飘然。地形本来已带来不少困难，而他还偏要两翼互不通气，使他们困难更大。
10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军分兵十二路开始向北方进攻。左翼直指清川江，右翼猛扑长津水库。但他们几乎马上就碰到困难。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处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曾告诉他们，北朝鲜人民军已经士气瓦解。但是，北朝鲜进行一次锐利反击，把韩国第七师和其他部队割断联系，并把它切成几段。然后在10月26日，第八集团军的一支巡逻队在中朝边界以南九十英里处抓到了一个中国兵，这时从朝鲜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都皱起眉头来了：因为总统之所以批准麦克阿瑟的进军计划，是因为他实际上作出了这样保证；中国方面不会、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干预。这位联合国部队统帅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北京和莫斯科一样，常常派遣一些愿意为理想而作战的“志愿人员”去为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作战。它甚至实际上已公开宣传过准备去朝鲜这样干的意图了。
四天以后，在朝鲜东北部咸兴以北，又俘获了十六名看来并不属于北朝鲜人民军部队的士兵。一位在檀香山唐人街长大的日裔美国军官对他们审讯，发现他们也是中国人。次日又有报告说在长津和赴战水库附近，发现一整团麦克阿瑟那种所谓志愿人员。被俘人员说，他们两星期前乘一辆弹药火车跨过鸭绿江。11月1日，一队苏联米格15式喷气机堵截美国飞机，打了一场时间不长的空战，然后它们又飞回鸭绿江中国那边。这时候，每一个师的前沿都已经发现有中国步兵。11月2日，第一骑兵师报告说，在清川江北岸侦察时，他们的一个营遭到了机枪射击，伤亡很大，对方是高声叫喊的穿着毛式上衣的士兵。那份报告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中国政府派来的，”可是那场战斗是“一场猛烈的厮杀，印第安人式的厮杀，很象在小大角河战役中打败库斯特【G。A。库斯特（1839－1876年），美国将军，在小大角何中与印第安人作战中被杀。——译者】的一场战斗。”
自然，美国军官们开始忧心忡忡，担心起黄祸来了。他们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作战，补给线很长，又很易受到攻击。他们又没有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装备。他们对中国很不了解，但他们所能听到的已够使他们志忑不安：中国的新政权把美国看成是天生敌人，他们又不把生命当作一回事。想起要对付这些东方人的轮番不停的冲锋，实在是谈虎色变。11月3日，第二十四步兵师竟将麦克阿瑟的一项指示置诸不理。原来该师接到通知说，“当天的任务是全速向鸭绿江推进”，可是他们却掉过头来后撤了十四英里。东京总部里对这种违抗军令的行为还未来得及处理，11月4日的情况报告就已送到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它的战区里发现三个中国师；第一骑兵师发现了五个中国师。
美军总部的反应是矛盾的。麦克阿瑟最初对五角大楼报告说，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很明显是可能的”，但他“手头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使他马上接受这个事实。”经过一夜考虑以后，他认为敌人有八个师在朝鲜，证据该是足够的了。他于是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共军暗中布下埋伏”，他的左翼避开了，“还不至于有在军事上遭受大挫折的可能性”。但是，他又给搞得很狼狈。联合国军在击败北朝鲜人之后，又发现“有一支新的部队面对着我们，这支部队还可能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和充足的补给，都是在敌人垂手可及而我们当前军事行动范围之外的地方。”这些新来的部队是从鸭绿江那边一个“特许庇护所”出击的。他说，“这些后备力量会不会向前推进和推进到什么程度来增援正在战斗的部队，这还有待分晓，而且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他已经和“那些部署好和联合国部队作战的中国部队交锋了”。中国人能够集结这样大量的军队，使“我指挥下的部队，最后有被消灭的危险。”
在这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不准轰炸离鸭绿江五英里之内的地区的。现在，麦克阿瑟请求授权他炸毁鸭绿江上的桥粱。他还不相信中国人真会全力支援朝鲜，可是他说他毕生研究亚洲人心理，他知道“东方人的心理，是尊重和服从那些敢作敢为、坚定有力的领导。”把这些桥梁拔除，就是够敢作敢为，坚定有力了。同时还可以使敌人不敢增援。这个要求被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觉得忐忑不安。他们不喜欢他这样部署兵力，也开始怀疑这个威洛比。可是麦克阿瑟是美国部队中资历最高的军官（一位下级军官说，“他比谁都高，仅次于上帝”）。而且他远离美国本土七千英里，又是前线的总司令，不批准他的做法，就是破坏了自从1864年以来就形成的由来已久的美国军事政策。但是，他们还是不想授他全权。他们提醒他说，“要特别留意，避免侵犯满洲的领土和领空。”他的飞行员不能袭击满洲境内的目标，特别是鸭绿江大水坝和发电设备。
在东京美军总部里的电传打字机滴滴哒哒地传来这些指示时，朝鲜前线又沉静下来。巡逻队连一个中国兵都没引出来，看来他们已全部走了。威洛比将军肯定他们已离开朝鲜，并说他早知道他们会这样的，因此洋洋得意，说他是个老中国通，早就看出北京是虚张声势。我们已经拆穿了他们的手法，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但在朝鲜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们倒不那么肯定。中国人之所以突然中止军事行动，也许是象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的想法那样，确已经吃够了苦头，反之，亦有可能是在重整队伍，准备进行全面进攻。总之，他们都认为，这确是有点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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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这件事神秘，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这两个月来就一直多方努力，设法要这些西方入侵者回老家去的。8月25日，麦克阿瑟还在釜山被困时，周就照会了联合国说，华盛顿支持蒋介石留在福摩萨，这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武装侵略”的“犯罪行径”。他声言一定要把所有不属于美国侵略者的东方领土从“美国的魔爪下解放出来”。周说的就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尽管朝鲜也不是他的，但他的论点并不比门罗主义站不住脚，而且在许多方面倒很象门罗主义。
因为周的第一次表态美国人没有听得进去，周就在仁川登陆之后再说一遍。他提出警告说，中国“对邻邦北朝鲜被帝国主义者野蛮侵略，决不会坐视不救。”接着10月3日，他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周郑重地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和北朝鲜站在一起，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往北开进的话，中国会同联合国军作战。这个消息通过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转至国务院。世界各大报刊上都登了出来。为了使华盛顿不至于忽视他的话，周又在一个星期以后，通过北京政府的官方电台，再次重申这个态度。麦克阿瑟和威洛比认为这是“外交讹诈”，置诸不理。他们错了，但政府不能因此而责备他们。杜鲁门本人也认为潘尼迦过去“几乎总是帮中国共产党人的忙”，他得出结论，认为周的表态多半是“以介入朝鲜战争作为要胁，赤裸裸地对联合国进行讹诈”。
无论从那方面看，麦克阿瑟对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所负的责任，不会比艾森豪威尔对凸出地带之役所负的责任更大。这个类比是杜鲁门自己说的。但是他怎样处理问题以招致灾难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后来他谈及自己时总是说：“没有哪个穿军服的人比（我）更服从命令了”，可是至少在一个敏感的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