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10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象尚未考察过的巴西内陆一样，同样是神秘莫测。
对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来说，除了哈夫洛克·埃利斯【埃利斯（1859－1939年）英国心理学家，专研究性行为。——译者】的不足徵信的研究结果而外，就没有其他合格的指导。而在埃利斯的对象中，有三分之一说他们是在父母家中被异性仆人诱奸的，这就说明他的调查对象的社会基础并不广泛。对其他美国人来说，根本就谈不到什么指导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的奥维德时代【奥维德（公元前43－17年）罗马诗人。——译者】的那些什么结婚指南的书籍，都是谬误百出。既然知识贫乏，迷信也就到处流行。也许使人最难理解的是，社会上强有力的机构都认为，宣传这种隐秘的恐惧心理，是它们的神圣职责。教俗领袖们都认为只有把孩子吓到发呆，才有可能指望他（她）们来到祭坛举行婚礼时，还是童男处女。（至于初婚之夜他们怎样克服难以解释的恐怖，就没有提了，而且，这也象其余的事一样，是无法启齿的。）除了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在仓促中毫不解决问题地交代一下而外，大人也就不去管那些神秘害怕的事了。总的感觉有如参加秘密社团的人将要履行入会仪式那样。他们那时如坠五里雾中，自然他们的子孙们也该如此。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这一假设出发：这个办法是可行的——那些受过正当教养的男孩于把“自己留给”那些还是“纯沽”——因此新娘穿白纱礼服——的有教养的女孩子。而在婚后，他们都会彼此忠贞不二，白头偕老。搞同性关系的男人，一般称为屁精或有怪癖的，都被认为精神错乱，丧失人性。
但是这时，金西却对美国人透露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于金西的报告，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的。整袋整袋的邮件送到布卢明顿的古老的动物学大楼二楼那位教授的办公室里。金西立即成了社会最知名的人士之一。他的面目全非的脸部画像，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而使他大吃一惊的是，有些素未谋面的人特别要找他，向他吐露他们的性生活的隐秘——对他们来说，这固然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对他说来却不过是重叙千百万人做过的老一套事情而已。四十年代后期，青少年性俱乐部的狂热席卷全国。当这种浪潮波及印第安纳州时，一个记者请金西发表评论。这位动物学家用他讲求实际的态度指出——对那些认为性问题是神圣的人说来，这种态度最使他们恼火——根据他的研究，在印第安纳州，每周有四十五万次私通的行为。他说“因此看到报上报道三、四个青少年有这种事情，我感到毫不惊奇。”1948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报道有些人冒充金西调查人员打电话给一些正派的夫妇，骚扰她们。在金西的统计发表一年以后，人们逐渐怀疑，究竟人间还有没有羞耻事。当《纽约时报》的总机老接到纽约市妇女电话，要求和真正的金西调查人员取得联系，这个问题就更令人疑虑重重了。
关于金西这个调查和人们对它的态度，可说是有些典型美国味道。“从没有哪个民族，对自己是这样好奇的，”克菜德·克拉克洪说，“也没有哪个民族这样愿意把自己作为科学分析对象，或者那样废寝忘食地阅读国外那怕是最轻蔑和最肤浅的评论的……。这个金西调查报告最足以证明美国人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是个人与社会进步的杠杆，继续对此有一种近乎幼稚的信仰。”在一代人的二三十年时间里，这些统计数字看来已向全国提出一个挑战；如果促进性欲亢进是时髦的玩意儿，那美国是准备独占鳌头的。1970年，有两本最畅销的非小说读物就告诉读者，怎样根据金西的资料，使自己更能纵欲。真的，到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上一代的人感到性冲动太过是一种罪过，但他们的孩子则反而担心他们性欲是否还不够强烈。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写道，“美国还没有来得及摆脱性欲可耻的心理，就一变而认为性欲不足反而可耻。”在尼克松年代，新女性运动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不断论战，究竟妇女们献身事业是使她们男子化，还是使她们得到更多的性满足。双方都认为金西的统计数字是符合事实的。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认为性欲得到满足无论对个人甚至对社会都是重要的。
这方面也象其他方面一样，杜鲁门年代和尼克松年代似乎不仅是两代人的不同。在1972年，年青妇女要有人陪同外出，或者男子见青年妇女行近时就轻触帽沿表示礼貌的现象，就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就象1948年你如果在附近的电影院的银幕上看见超短裙和“操他娘的”这些下流话一样。回想起来也奇怪，当诺曼·梅勒那年出版《裸者与死者》时，他要表达士兵的脏话只能自己制造一个新动词“fug”（fugging，fugger，motherfugger等等）。1949年，负责决定《纽约时报》那些广告用词是否宜于刊登的约瑟夫·甘农，一共修改、删节或退回一千四百五十六份广告稿，主要理由是因为他认为它们是诲盗诲淫的。甘农真有遣词造句的天才。他的办法总是把不合适的词删掉。一份宣传女内衣广告，说这种内衣“不甚雅观，但很美丽”，就被改成“巴黎时尚，但美丽绝伦”。一所夜总会的广告稿以“五十个热情似火的女郎，人间尤物”为号召，在甘农的笔下，成了“五十个柔情似水的少女，天仙化人。”穿着内裤展览的模特儿所露出的曲线，给他涂成不男不女的怪样子，使人怀疑究竟还要这些束腰紧裤干什么。在《时报》的修改下，萨利·兰德像片，从锁骨到股骨都裹上了衣服。
对萨利说来，那可是走投无路的日子。她在密尔沃基市跳裸体舞时，不知被女警长杰拉尔丁·桑普森拘留多少次了。警长桑普森作证说，被告在嘉年华会的游艺演出中裤子也不穿，“简直是一丝不挂”。萨利愤怒抗议，说她不名一文，连一条裤子也买不起。由于没有一个保卫公民权利的律师为她辩护，她被判罪送进了牢房。警察褫夺了她的一切，连妇女们不透露年龄的权利也被褫夺了。“对不起，我就是不说”她抗议说，但警察们还是千方百计摸到她的年龄。于是全国报纸都把它登出来了。她原来已四十六岁，生不逢时，造化太早。在西海岸，有个较她年轻的爱好出卖色相的女人，在1946年把名字从诺玛·琼·贝克改为玛丽琳·门罗。她在1948年9月，首次参加拍片后，就被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解雇。（制片厂认为她“不能演戏”，“声音绷紧，尖声刺耳”、“完全没有自信”和“甚至不能藏拙”。）但诺玛·琼从此就改名玛丽琳·门罗，靠拍摄裸体照片，有了谋生之道，其中最富挑逗性的一幅，还用鲜艳的颜色印制在最畅销的阳茎套的顶端上。【这当然没在《纽约时报》登广告。】但对萨利来说，就此路不通了，在以营利为目的的色情世界中，她已人老色衰。可是，金西却看不出萨利和玛丽琳有什么差别，这不脱他的学者本色。对他来说，她们不过又是两个馈入布卢明顿市那个计算机中的数字而已。
※※※
“所有的行为标准都是瞎来胡搞的，”马克·沙利文读了金西报告后批评说，“不论是让孩子们管家，还是美国总统在全国各地出洋相——这都造成了稳妥可靠的传统方式的解体。”他是哈佛大学1900年毕业生，对新政尚且格格不入，更不用说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了。对他这样的人说来，战后的岁月特别不好过。这个时代和过去断然决裂，变化日新月异，移风易俗毫不留情。
要坍下来的不只是白宫而已，素负盛誉的波士顿市的银行中的银行，即布林克银行，给戴着假面具的暴徒劫走了一百万元，声誉大受影响。在泽西市一次选举中，一度势力很大、能左右政局的弗兰克·黑格【弗兰克·黑格于1917年至1947年连任八届泽西市市长。——译者】，被一个提倡社会改革的候选人击败。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医生为了减少一个病入膏肓而痛苦难熬的病人的痛苦，“慈悲杀人”，吃了官司，医务界人士都感到声誉受损。（他后来被宣判无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开始觉得前途崎岖。因为在杜鲁门就职时，载着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的车行近总统检阅台前，总统觉得有必要转过身来和人谈话，以示对他冷淡。华盛顿市里在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坚持种族隔离的旅馆，接到特区民房管理局局长的通知，毫不客气地要他们取消隔离，否则就要被征用。结果他们取消了隔离。在俄克拉荷马州，法院判令州立大学招收一名黑人女学生。接着还有无数这样的例子。美国外交官拉尔夫·本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因为他斡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订停战协定。当南部白人农民听到本奇是个黑人时，他们就要伸手拿“黑达科尔”酒瓶解气。
新英格兰北部的农民和南部农民一样，在农村小店内摆龙门阵时，对社会的发展和它的意义，或者毋宁说没有意义，在那里嘟嘴抱怨。纽约在艾德怀德建筑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场。究竟为谁方便？加利福尼亚州在帕洛马山装制成世界最大的望远镜，为了看一眼月亮吗？谁都知道这种事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社会新风尚盛行，使人们晕头转向。欧洲的炮声刚刚停下来，德国人就在向美国输出塌鼻子的“大众”牌小型汽车了，每辆一千二百八十元。美国妇女现在爱阅读《鉴赏》杂志。她们开始使用“潮汐”牌的皂粉，这是1948年第一次上市的去污剂。但是许多乡村小酒铺的许多墨守成规的人倒赞成不惜一切代价把一个名叫伊登·阿贝兹的青年去掉。他是最早的嬉皮士——你也可以称之为嬉皮士的前身——他是在1948年开始显露头角的。他是个长发齐肩、胡子满面、腼腆害羞、文质彬彬的素食主义者。他用一首名为《大自然的孩子》的歌概括他的人生观。纳特·金·科尔【流行音乐家。——译者】把它编成为这年的流行歌曲：
『从前有个男孩，
他与众不同，神情恍惚……
他的眼光有点羞怯和悲哀。
但他很聪明……他对我说：
“你知道世间最美妙的事
就是爱人和被人爱。”』
1948年艾伦·金斯伯格【五十年代疲塌派诗人。——译者】因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上涂写反犹太人的下流标语；被大学当局开除。不可一世的全国足球联合会突然和全美足球联合会合并，使体育界人士大为惊异。弗兰基·西纳特拉咽喉患病，大量出血，少女们于是转向佩里·科莫和弗兰基·莱恩这两个歌唱家。斯坦·肯顿一曲成名，胜过伍迪·赫尔曼，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爵士乐队领班，可是，有些音乐评论家已经怀疑是否确有所谓即兴音乐，就和他们怀疑是否有所谓摇曳音乐青年一代一样。玛丽·麦卡锡【美现代女作家。——译者】参观了格林威治村后，狠狠地抨击了一下“那些穿着双排钮衣服的衣着整齐的中年爵士乐师，在酒酣耳热之余，为那些也穿着双排钮衣服的衣着整齐的中年的爵士音乐迷狂吹乱奏”。
回顾二十世纪前半叶，布鲁斯·布利文【布鲁斯·布利文（1889－？）当时是斯坦福大学讲师。——译者】认为“美国的道德风气，过去过分乐观，而现在则濒于绝望”。他发现“在本世纪的头四十年”出现“一种趋势，人们开始脱离教会所卫护的那些信仰”。但布利文看错了地方了。上帝也好，象他那样的神也好，已经一跃跳出祭坛的栏杆，走到江湖上去了。1949年，人们在洛杉矶市一个名叫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撑起的大帐篷附近看到了他。此公年方三十，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福音派信徒。信徒们叫他“比利”【威廉的昵称。——译者】。比利·格雷厄姆把三十多万加利福尼亚州人引到他那个设在帐篷里的教坛，使他们其中六千人改了宗，其中包括一个低音歌手、一个牧牛骑士、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和一个职业运动员。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宣告独立。英国亦已撤出印度和缅甸。1949年荷兰人亦不得不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种政治体制的殖民主义、正在走向消亡。美国是持赞成态度的。从美国立国的过程来看，它不可能不采取这种态度。但是，那些因循守旧的老一代的美国人，因为又少了一个习惯了的老标记，还是感到不安。布莱尔宾馆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紧张关系，已经够使人不安的了。但除此而外有关外事的其他报道，也是令人困惑不解，忐忑不安。关干纳粹罪行的大量报道已使人听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