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黄克诚-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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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黄克诚有时阅读书报，有时默默散步，有时悄悄到郊外察看庄稼长势。

下雨时，他常常用脸盆接水测量降水量，关心农民的生产。

在当时，黄克诚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关心国事了。1960年以后，大跃进等政策的恶果显露了出来。经济上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供应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城市减量供应，农村死于饥荒的人不断增加。

1961年1　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黄克诚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黄克诚见到了陶铸。陶铸再三劝他给毛泽东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

黄克诚考虑再三，决定接受陶铸的劝告。他从别人的发言和文件中得到启示，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克思主义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等。

黄克诚罢职闲居，虚度岁月，希望能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开会，要解决农业问题，决定不搞农村大食堂，实行评工计分等等。

听到消息，黄克诚非常高兴，认为早就该这样做了。1961年国庆节。天安门。

黄克诚获准上天安门观礼。此刻，他正坐在休息室休息。忽然，黄克诚看见毛泽东向他走来。他连忙站起身来，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对黄克诚说：“你给我的信收到了，看后我很高兴。”接着，毛泽东又告诉黄克诚，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什么等。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吗？”黄克诚乘机问道。“可以，可以。”

毛泽东回答道，“你还想回军队吗？”毛泽东又问黄克诚。

“我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吧！”黄克诚回答。

1962年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发扬党内民主、扭转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上使全党前进了一步。

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点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写了一份八万言书，送给中央和毛泽东。

不料，政治风云又起变化。

1962年9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供批判之用。

开始，黄克诚获准参加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他参加了。

这虽然使黄克诚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也表明他的处境即将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以贺龙为组长。

这次的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黄克诚的日子比363较好过。

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后来，毛泽东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国内形势又变得紧张了。

1965年9　月。北京。黄克诚住处。

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后，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因此十分高兴。安子文对黄克诚说：“你要快走，尽快离开北京！”

“我可以过了节再走吗？”因国庆节即将来了，所以黄克诚这样问。

“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回答很干脆。

黄克诚听了，略感奇怪。但是，他服从了组织决定。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他收拾了东西，交出了公物住房。以前保存的革命文物，别人送的字画，他分别送给了有关博物馆保存。几年来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了公家。他打算过一年再调动夫人唐棣华的工作，让孩子们仍在京读书，自己一人先去山西。去山西前，黄克诚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七律抒怀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　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年2月3　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年冬就开始了。

1966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　月一直到5　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　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1967年1　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想到这里，黄克诚不免大发感慨。

大街上尽是花花绿绿红红白白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字眼。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

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黄克诚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黄克诚又被送到一个简陋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

当时，黄克诚不知身在何处。直到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

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

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年1　月，黄克诚前列腺急性炎症发作，异常痛苦。一个军医给他在尿道中插了一根很粗的导尿管。黄克诚十分难受，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

便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要369　求住院治疗。此后，黄克诚住进了二六七医院。3　月，黄克诚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专案人员带来了黄克诚夫人唐棣华来看他。

此地此景，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他们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便坐下来谈病情。

3　月10日，黄克诚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间小屋，相互隔离。黄克诚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

他的住房只有九平方米，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一张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什么也放不下了。

这时，山西那边黄克诚的秘书把他指定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要求寄到这里，家里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

黄克诚在这里写诗纪事：七律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亦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

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