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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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老头拎着棍子猛揍自家闺女：“哈里哈气、蠢起甲猪一样，人家是穿降落伞的兵，搞完事开起飞机就跑了，未必你还追得到他……”

这事闹得有点尴尬，甚至连当地的游击队员都对伞兵们产生了怨气。姜键队长担心引起矛盾，就把队伍拉上了牧云峰。

牧云峰距离洪罗庙大约两公里，风景很不错，据说明朝文人王夫之先生曾经在这里读过书写过字。山上有座牧云庵，是个尼姑庙，伞兵队的指挥部就设在庙里头。于是，有的士兵就觉得不甘愿了：“姜队长不许我们和细妹子说话，可他自己倒好，和小尼姑住在了一起……”

当然，伞兵在敌后也不尽是这样瞎胡闹，还是要办正经事的。

空降洪罗庙的当天，美军联络小组就找到了伞兵队——有文章说“化装成传教士的谍报人员潜入空降地域进行侦察”，大概指的就是这个联络组——其实，这个联络小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谍报人员，他们也不是专为伞兵服务的，刚成立不久的陆军突击总队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威。

湘西的芷江机场是中美空军的重要军事基地，有“远东第二大机场”　之称（宣告结束抗战的“洽降会议”就是在那里举行的）。45年2月，随着中美空军进一步加强了对日军的空中打击力度，在湖南战场上空失事的盟军作战飞机也就相应增多，为及时营救遇险的飞行员，芷江空军基地就向敌后派遣了若干组“盟军联络员”——与伞兵打交道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里有四个美国人，组长叫拉汉（不知道军衔是什么），另外还有个姓伍的翻译，是个印尼华侨。他们的任务是联络各地游击武装、搜寻并营救遇险飞行员，负责的范围是衡阳至祁阳之间，这正好是伞兵选定的空降地域。

一般情况下，美军联络小组并不从事情报侦察工作，但如果有紧急需要，他们也必须尽其所能。比如这一次，拉汉小组就接到了紧急任务：“探查洪罗庙机场是否适合DC…3飞机降落”，于是，他们立即赶赴洪市，通过现场考察、及时传回情报：“机场跑道严重受损，不具备机降条件”，从而使得赫斯少校迅速调头、避免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但是，光报告“跑道受损”是不够的。机降分队终究还是需要降落，必须尽快把跑道修好才行。

在这方面，伞兵是外行。姜键少校是中央军校出身，以前当过炮兵和战车兵，论起破坏跑道很有心得，可对修复跑道却一点招数也没有，只好拜托“美军联络小组”多多指教。

拉汉他们这帮人其实也是半吊子，但毕竟是在空军基地领工资的人物，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事到临头无可推脱，只好一咬牙、赶鸭子上架，由“谍报组长”变成总工程师了。

“洪罗庙简易机场”位于洪市镇的太山村，这地方如今已变成了一片橘子林，可在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坑坑洼洼的开阔地，面积大约有500亩左右。

空降后的第二天上午，“跑道修复工程指挥部”的一帮人来到施工现场。

姜键队长负责勘查周围环境，他拿起望远镜四处张望了一番，然后回来对大家说：“弟兄们呐，看来，开工之前还得先打一仗才行哟”。　

　所谓“洪罗庙简易机场”，其实是一片面积约500亩的开阔地。在这片场地中间有条尚未竣工的跑道，20米宽、600米长，如果修整完毕，应该可以满足运输机的起降需要。可问题是，这个机场在去年曾经遭到过敌机的轰炸，一年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维护，再经过春夏季节的雨水冲刷，跑道上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坑、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沟堑，要想在短时间修复这条荒废的跑道、就需要动用相当的人力，这样一来，如何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就成了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机场所在的太山村靠近衡宝公路，三公里外的公路旁有个日军的检查站。姜键队长决定，在工程开工之前拔掉这个鬼子据点。

预定的作战计划是由伞兵分队主攻敌人据点，游击队则在公路两端设伏、警戒可能出现的援兵。姜队长反复向大家强调：“攻击速度要快，不能给敌人以固守待援的时间，争取在一个小时内拿下据点”。

队长多虑了，实际上，伞兵们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日军的这个检查站方圆两亩半，外面是个大院子、围着砖墙和铁丝网，里面有个三层高的炮楼，住着七八个日本兵。

6月9日上午，伞兵从太山村出发、分两路向敌据点逼近，由于公路两侧没有遮蔽物，蔡智诚他们一上公路就被敌人发现了。可那些小鬼子也真怪，伞兵都跑到离院墙不到一百米了，他们也不敢开枪，好象不愿意打仗、指望国军大摇大摆走过去就算了。

一分队的刘分队长问姜键：“要不要劝他们投降？”。

刘盛亨这人除了“精通各种湘音”、还会说几句日本话，不仅是个内语专家、还是个外语人才，一有机会就想显摆一下。

“劝个屁！打他狗日的”，姜队长对劝降不感兴趣。

于是就开打，火箭筒首先开火，“通！通！”两下就把据点的院墙炸出个缺口，国军官兵们发一声喊，全都冲了上去。

蔡智诚和潘崇德紧跟着周之江队长。周分队长一边跑一边说：“这帮鬼子是新兵，枪打得不如从前了”

鬼子的枪法确实不行，炮楼里的机枪“咕咕咕咕”响了半天，国军这边连一个受伤的也没有，子弹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冲到院墙跟前，周之江指着鬼子炮楼，命令道：“火箭筒，打掉射击点！”

海国英从院墙缺口向里面探了探脑袋：“太近了，不能打……”

周队长顿时火大：“距离太近就退远一点，钻到这里来干什么！”，海国英抱起火箭筒就跑了。

其实，火箭筒手也为难。这小炮楼的个头太矮，离远了被院墙挡着、凑近了又顶在面前，确实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战斗组长和几个战士冲进了院子，他们准备直接登上炮楼消灭敌人。可这小炮楼造得太奇怪，它的入口没有建在楼底，而是开在了楼顶上，平时放个梯子下来，打仗的时候把梯子一收、什么人也爬不上去。五六个伞兵绕着炮楼转来转去，干着急却没有办法。

这时候，一分队的人也从另一个方向冲进了院子，他们带着两个炸药包，事情立刻就好办多了。可是，正当突击手紧张地摆弄炸药包的关口，海国英却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了射击角度，“轰”的一下把炮楼打了个洞，楼顶的土块石块噼哩趴啦直往下掉，吓得底下的几个伞兵抱着脑袋猛叫唤：“别开炮，还有人在这里呐！”

引爆炸药，炮楼塌了，日本兵全被压在废墟里头。再用机枪、冲锋枪、卡宾枪来回扫射，一个活的也没留下。算一算，从枪响开始到结束战斗，总共不超过十分钟，大家都说“这帮小鬼子真不经打”。

蔡智诚仔细观察了日军尸体，发现这些人的体格都很瘦弱，有几个简直就是半大孩子。他因此认为：“日本男人剩下的不多了，抗战胜利大有希望”

战斗结束后，伞兵分队没有收缴战利品，而是把它们全都留给了游击队。可游击队员们见识了美式武器的威力，居然得陇望蜀、瞧不起日本装备了，非要弄几件美国枪炮不可，姜键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向上级请示，最后总算替他们空运来了一批物资。

洪罗庙一带的游击武装，名义上归“保安司令”王伟能领导，但实际上分为几股势力。这其中，王伟能的后台最硬、路子最广、实力最强，既有县政府的招牌、还能在“根据地”发行自己的“金库券”，有钱又有势，衡阳县周边比较弱小的地方武装都被他以“通共”的名义剿灭了（被清剿的队伍里，有的确实受中共的领导，也有的与共产党没有关系）；除去王伟能，其次就要属“挺进军突击总队”了，这支队伍的头领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夏建寅，夏司令与张灵甫是同学，头上有顶“七十四军少将高参”的官衔，寻常人奈何他不得；剩下的其余各路统称为“两衡游击司令部”，人马虽多、但属于草台班子，号召力比较差。

这三股势力虽然规模不等、号令不一，但抗日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对国军伞兵也十分支持。解决掉日军据点后，他们纷纷组织力量、帮助国军修复机场。

工程施工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全靠锄头铁锹扁担箩筐，拉汉担任总工程师，工人就是那些游击队员。蔡智诚他们不用干活，偶而出去转一转警戒了望，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里打扑克。

说起来，施工的进展还是很顺利的，跑道上的大坑小坑陆续被填平了。就在这时候，从祁阳方向来了四个美军飞行员。

这几位美国空军是B…25轰炸机组的乘员，其中有个上尉受了伤。他们原本应该有六个人，可有两位跳伞以后就不知飘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否被日军俘虏了也弄不清楚。拉汉“总工程师”听说这情况，立刻放下施工业务、带着伍翻译到祁阳去找人。

据蔡智诚说，美军飞行员都随身带着一本小册子，开篇第一句话是“我是美国空军，帮助中国人抗战”，再就是“请问教堂在什么地方？”、“这里有懂英语的人吗？”之类，另外还有“东南西北”、“山坡河流”、“房屋桥梁”、“五公里十里地”等等，有一两百段句子。书写的格式为左边英文、右边汉字，美国佬指着左边，中国人就能明白右边的意思，反过来也一样——四位美军飞行员就是依靠这个办法从祁阳找到了衡阳，也真够难为他们的。

拉汉走了以后，就由美军联络组中一位叫“加纳”的人接着指导施工，可没过几天，这位加纳又生病了、发烧呕吐说胡话，必须赶紧送到后方治疗。这时候，机场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于是美国人就发电报，让空军派飞机来接他们。

第二天，天上飞来一架能坐10个人的DC…2，刚一落地就栽到跑道上、把推进器给撞坏了。原来是机场的土质太松软，承受不了飞机着陆时的冲击力。伞兵们赶紧把受损的飞机拖去隐藏起来，游击队员则重新返工、往跑道上铺垫石子——这下可好，想走的美国兵没走成，反而又增加了三个新伙伴。

到了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跑道的加固工作终于大功告成。于是美国人又派来一架飞机，这一次很顺利，不仅接走了加纳和飞行员，还把姜键少校也一并带走了——伞兵队长奉命回昆明汇报情况。

不过，这架飞机也带来了两样东西——新的《国民党党章》和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从这些文字里，蔡智诚第一次意识到：抗战胜利之后还要和共产党打仗。

1945年的5、6月份，国共两党都召开了“历史性的会议”。国民党这边开“六大”、共产党那边开“七大”；国民党修改《党章》，取消了军队中的“党部”，共产党也修改《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并且，蒋介石在重庆连任了国民党总裁，毛泽东在延安当选了共产党主席。

这时候，希特勒德国已经投降，日本鬼子眼看也支撑不了多久，政治家们都把注意力投向了战后的局势。在这一边，蒋总裁发表讲话：“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见蒋介石的“六大”开幕词）；而在那一边，毛主席则发表文章：“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见毛泽东的“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双方都已经做好了再动干戈的心理准备。

所不同的是，共产党的“七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而国民党的“六大”却吵得不可开交，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不仅辞去了行政院长的兼职（由宋子文继任），并且允诺在45年年底之前召开国民大会，弄得全国政坛一片混乱。

经过八年抗战，原有的政治格局已被战争所打破，先前的政界大佬有的日薄西山、有的当了汉奸，而一大帮“政坛新秀”正初露锋芒、跃跃欲试。这个时候，谁都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战后的政治前途谋取一个制高点。于是乎，大家相互讥讽漫骂，前方的指责后方“腐化堕落”、后方的揭露前方“谎报战绩”，当权的坚决反对“联合执政”，在野的就游行示威“抗议独裁”……抗战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