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徐海东-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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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陕南，长驱千余里，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转移任务。
一九三五年初，在鄂豫皖省委（后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展开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徐海东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中，鄂豫陕省委根据徐海东同志的建议，采取了“先疲后打”的方针。我军北上商（县）雒（南），南袭荆紫关，把敌军拖得疲备不堪，然后诱敌深入，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一旅，生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粉碎了蒋介石三个月消灭红二十五军的狂妄计划。接着，我军又跨过终南山，威逼西安，彻底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经过五个多月斗争，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革命根据地，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
一九三五年七月，从缴获的报刊上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妄图将我中央红军主力消灭于四川北部。鄂豫陕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徐海东同志在省委会上说：我们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达了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自觉服从革命全局需要的共同心愿。
红二十五军主力西进甘肃，北上陕北，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到达陕北苏区水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立即投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斗争，连战皆捷。先是在劳山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一一○师，打死敌师长贺立中，接着又攻克甘泉县的榆林桥，歼敌一○七师四个营，活捉敌团长高福源，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榆林桥战斗刚结束，传来了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特大喜讯，全军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十一月初，毛泽东同志来到甘泉县道住铺十五军团部，亲切地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等同志，肯定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的作战部署、计划、方针都是对的。
从此以后，徐海东同志就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一些著名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直罗镇战役中，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与第一军团并肩作战，全歼敌军一○九师，击毙敌师长牛元峰。毛主席说，这一仗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页）。一九三六年，毛主席亲自指挥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东征，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我参加了这一行动，目睹了徐海东同志按照毛主席的作战意图，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一直打到山西省太原近郊的晋祠。接着，徐海东等同志又率领十五军团参加了西征战役，与左权、聂荣臻同志率领的左路军相配合，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和进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徐海东同志奉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命令，率部进驻商、雒一线，坚快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的峰嵘岁月里，徐海东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方针，纵横驰骋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一九三七年，我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后来又参加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这一战役，共歼日军四千余人，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奠基的一战。在町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率领两个团，突然向敌军发起进攻，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日军约一千人。一九三八年，他和王震同志一起，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实践毛主席关于开展山地游击战的伟大战略思想，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九年，他又奉命到华中前线，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在周家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天，毙伤日军一百六十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失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在向营以上干部作总结时，突然发病，吐血不止，病倒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对党一颗红心光明磊落，旗帜鲜明，是徐海东同志一贯的政治本色。在党内两种思想、两种路线的斗争中，他能够从党的利益出发，判断是非，坚持原则。邓小平副主席称赞徐海东同志对党是一颗红心。早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就对张国焘先是军事冒险、后是右倾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一九三三年，围绕要不要围攻七里坪的问题，在红二十五军内部展开了一场斗争。七里坪是黄安北部一个重要城镇，也是敌人安在我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据点。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十倍以上，占领着鄂豫皖的全部城镇和大部分农村。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围攻七里坪是红二十五军的“中心任务”。徐海东同志坚决反对，认为当时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一是兵力不足，二是苏区粮食供应困难，这样怎么能围攻敌人呢？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不听徐海东同志的意见，说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围攻的结果，我军不但未能困死敌人，反使自己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徐海东同志再次建议撤围，又被省委一些同志指责为“右倾”，把他赶出会场。七里坪战役失败了，红军受到巨大损失。徐海东同志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队伍搞垮了，领导要负完全责任。”
在肃反问题上，徐海东同志对扩大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鄂豫皖，负责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大搞逼供信，有一次把一个团从政委到排长都打成“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严肃地批评他：“你有什么根据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还几次在即将逮捕处决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保护了一些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在陕北，推行王明路线的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徐海东同志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毛主席到陕北后，经过调查，立即给刘志丹同志平了反，并撤了戴季英的职。直罗镇战役以后，徐海东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情况，说还有许多同志被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要立刻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经过长征，一路上吃了许多苦，现在还当反革命，你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同志向这些同志宣布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感动得热泪直流。毛主席曾高度称赞徐海东同志坚持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徐海东同志立党为公，不谋私利，一贯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从不争个人的兵权。他能上能下，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他搞五湖四海，不搞个人的山头。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他主动要求中央派各级干部加强红十五军团。不论干部来自什么地方，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地关心、爱护和帮助。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徐海东同志这种高尚品德，有切身的体会。他有坚强的全局观念，从不搞本位主义。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供给很困难。有一次毛主席派人向红十五军团借二千五百元钱。徐海东同志立即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那位供给部长说还有七千元。他马上说：“留下两千元，五千元交中央。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并且让部队把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药材、布匹等物品送给一军团，还发动部队给一军团的同志做棉衣。中央供给部的同志们激动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徐海东同志常说：“周总理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要以总理为榜样。”徐海东同志努力学习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的精神。他负伤九次，身患多种疾病，肺大部失去功能，重病三十余年，但是他永葆革命青春，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忘我的精神对待党的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病倒后，仍然坚持看文件，看报纸，还要做工作。同志们劝阻，他还是坚持这样做。江北指挥部向中央报告了徐海东同志的病情，毛主席立即签署了一封二百余字的电报，并亲笔写上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同志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作为勉励自己前进的力量。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一九五八年，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到湖北去参观访问。他到武钢、鄂城看炼钢炼铁，到夏店地区访问当年游击根据地，还在武汉召集老红军、军烈属开联欢会，持续四十多天，致使心脏病发作。一九六○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他召集老同志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与编写的同志一起拟定提纲，并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十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战史编写出来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九天。
徐海东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对同志满腔热忱，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一九四七年，他在大连疗养时，发现由老根据地转移来的一批干部家属生活非常困苦，就主动地帮助她们克服困难，把自己的生活费分给大家用，把自已的警卫员派到张茜同志那里去。他说，党中央一时照顾不过来，我应尽力为党做点工作。就在这时，我因公到大连，曾三次看望他，相见之下，他那种真诚的亲切的同志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建国初期，有的同志刚进城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徐海东同志对此深感不安。每逢有同志去看他，他总是必问三条：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没有贪污？同老婆离婚没有？并语重心长地叮嘱：“不要忘记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不要忘本。要按毛主席讲的办，将革命进行到底。”日久天长，形成了习惯，去看望他的同志一见面就主动向他讲这三条。在北京期间，我同他的接触中，同样感受到他的关怀、鼓励、帮助和教育，至今仍深深地铭记在心中。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对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徐海东同志，无产阶阶的领袖们信任他，关怀他，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尊敬他，爱戴他；而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却仇恨他，迫害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徐海东同志参与所谓“二月兵变”，“黑手伸到全国全军”，“夺总参和军兵种的权”。他们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停发文件，拆除电话，监视徐海东同志的活动，禁止他同外界来往，关起门来整徐海东同志。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他们无中生有地说徐海东同志是“黑后台”，公开抛出了“打倒徐海东”的口号，惨无人道地搞“床头批斗”，几十个人围着卧病在床的徐海东大吵大叫，甚至用拳头顶着他的头逼他承认所谓“罪行”。他们指使一些坏人抄了他的家，把他的两个孩子隔离审查。林彪一伙明明知道，徐海东同志患有心脏病，一天二十四小时离不开氧气，竟丧心病狂地下令中断医疗，停止供氧。徐海东同志用个人的工资买氧气，林彪一伙就冻结存款。徐海东同志的亲属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求“急速解决氧气”，林彪死党恶狠狠地说：“假的！不理！”由于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徐海东同志的嘴唇、指甲憋得发紫，心绞痛发作。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林彪一伙仍然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继续迫害徐海东同志，说徐海东“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给出路”。他们以“战备疏散”为名，强迫徐海东同志离开北京到郑州去，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