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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大明朝的另类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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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无边备强兵,边疆严重内缩,山西等地也逐渐失去屏依。

虽然朱棣在朱元璋所设辽东都司的基础上又设奴儿干都司,但却用女真族太监亦失哈掌管大权。太监贪财重货,每每骚扰女真各部,种下矛盾多多,激使女真各部相互联合重组。至明朝中后期,奴儿干都司仅是一空名机构,满洲日益强大,而建州附近又无重镇,致使连连败绩,直至于亡。明朝最终未败于蒙古,而亡于明初不知名的满洲,细究原由,正是基祸于这位明成祖朱棣。

当然,“涂金”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朱棣生前就一直很注意“宣传”工作。建文四年六月他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诏第二次重修《太祖实录》(建文帝修过一次)。他任命两个降臣李景隆和茹瑺为正、副监修官,以大才子解缙为总裁。同时,朱棣对修史官员奖罚分明。对听话有意袒护朱棣篡改史实的,如胡广、黄淮等人,升官;对直书无隐不避朱棣忌讳的,如叶惠仲,族诛。仅仅花了九个月时间,这些“深体朕意”的奴才们就献上了篡改完毕的《太祖实录》。

后来,解缙因储君事得罪了朱棣,心态多疑的朱棣又三修《太祖实录》,派心腹姚广孝主管监修事宜。此次修史更加“仔细”,费时五年,删除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为是的“史实”。永乐十六年,书成献上,朱棣“披阅良久,嘉奖再四”。并对跪伏于殿下的几个奴才文人高兴地说:

“庶几少副朕心。”

此次修史,主要是为朱棣篡位的合理性制造理论依据,不仅明白地写明朱棣是马皇后亲生子(其实他是硕妃所生),还编造了马皇后梦见朱棣解救自己的故事;此外,史臣们又编造了老皇帝朱元璋在临死前一直咽不下气,反复问“燕王来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临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诫皇太孙和大臣们要提防这位四皇子,绝对不会在临崩前想把皇位传给他,更不会说什么“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况且,建文帝即位时已经成年,根本不是什么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所以,文字这东西的力量绝不可小看,加诸史书上更是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大家有时评价一个皇帝,都是往往听信史臣的史书,以为风骨文人们会直笔铺陈,所谓“国亡而史不亡”。

其实,真正的情况往往大相径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后人一讲起此人就觉得他荒淫昏庸、荒唐至极——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他死后无子,皇位由他在湖北当藩王的堂弟朱厚熜继承。旁支入嗣的自卑和以及与臣下的“大礼议”之争(即大臣们坚持朱厚熜应该依礼以正德父亲明孝宗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父),使得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实录》时,心怀隐恨,大曝正德皇帝这位堂兄的短处,满书都是前任皇帝的丑行和淫暴,一点也没有“为尊者讳”的意思。使得明武宗这位并非特别坏的皇帝成为明朝“坏皇帝”的最高榜样。

由此,可知历史的涂脂抹粉和歌功颂德是多么的重要!

有样学样——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春天,鞑靼阿鲁台进犯大同、开平。朱棣于四月间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率众大将第五次亲征。同年八月,朱棣病死于榆木川,终年六十五岁。遗诏传位皇太子。

太子即位,即明仁宗。

明仁宗朱高炽自幼就以聪慧仁德著称。“靖难”起兵时,朱高炽常常居北平留守,并曾以一万之兵拒李景隆五十万明军于北平城外,保全了朱棣的大本营。

朱高炽两个弟弟也都不是吃干饭的,朱高煦以军功有宠于明成祖,朱高燧以慧黠见喜于明成祖。当初建文帝听方教孺之言,赐朱高炽秘诏,使“反间计”欲离间燕王父子,多亏朱高炽仁孝如一,忙派人把建文帝诏书和诏使一齐驰送朱棣,才免却父子相残的悲剧。

朱棣篡位后,朱高炽为皇太子,朱高煦、朱高燧日与其党伺隙谗构。永乐十六年,宦官黄俨诬称皇太子擅赦罪人,邀德名于天下,有不臣之心,东宫官员坐死者甚众。

朱棣命侍郎胡滢暗中察访实情。胡侍郎禀公密奏,陈列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才免却本性多疑的朱棣猜忌。后来,宦官黄俨等想弑朱棣谋立其三子朱高燧,事发伏诛,还是皇太子朱高炽力保朱高燧不知情,救了这位一直倾陷自己的三弟一命。

朱高炽即位后,任用贤良,友爱二弟,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其在位一年,用人行政,善不胜书,确实是明朝历史上罕见的仁德皇帝。可惜天不假年,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就病死,时年四十八。

明仁宗长子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

见年轻的侄子登基,一直觊觎皇位的汉王朱高煦觉得机会来临,反谋日甚,很想再把他爸爸朱棣篡夺其侄建文帝的“靖难”大戏再演一次。

《广韵》曰:煦,温也,所谓“煦而为阳春,散而为霖雨”。偏偏人与名不符,朱高煦这个认,自少年时代就言行轻佻,是个本性凶悍的坏人。

靖难之役,勇武善骑射的朱高煦不仅在白沟、东昌等战役中立有大功,关键战事也有奇功。江上之战,朱棣本来都要撤兵返走,多亏朱高煦亲率生力军赶到,喜得朱棣当时连骗带蒙又附有二三的诚意对他说:“吾病矣,(奇*书*网^。^整*理*提*供)汝努力,世子多疾。”婉言有立其为储贰之意。狂喜之下,朱高煦拼命死战,大败明兵,奠定了燕兵攻克南京的最后胜利基础。

虽说“君无戏言”,但朱棣的话也属高级而严肃的“逗你玩”。“吾病矣”——一活又活了二十二年;“世子多疾”——一活又活了二十三年,多疾不等于立马就死,只要活着,嫡长子就该是皇太子。

朱棣称帝后,封朱高煦为汉王,封地在云南;朱高燧为赵王,封地在彰德。

当时,朱高煦怏怏不肯之国,说:“我何罪,斥我万里。”朱棣不悦。

皇太子朱高炽仁德,力劝之下,使这位二弟其能暂留京师。

封王后,朱高煦力求一支名为“天策卫”的御林军为护卫军,又乘朱棣高兴时增益两支卫军为护卫,由此,他常常自夸于人:“唐太宗曾为天策上将,我得之岂偶然呢。”

有一次,朱棣命皇太子朱高炽、汉王朱高煦以及皇太孙朱瞻基三人一起谒拜朱元璋孝陵。朱高炽一直体弱多病,是个素有足疾的大胖子。谒陵要步行,朱高炽要两个太监左右搀扶才能一瘸一拐慢慢挪步,就这样,还时不时一个大趔趄,样子着实狼狈。

身强力健的朱高煦在背后讪笑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

皇太孙朱瞻基倒自少年时就有英锐之风,在朱高煦身后接口说:“更有后人知警也。”

朱高煦当时大惊失色,感觉这位侄子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善茬”。

汉王朱高煦身长七尺多,矫捷善骑射,史载,他“两肋(有)如龙鳞者数片”,这种其实是牛皮癣的皮肤病更让他觉得自己是“真龙”下世,常以雄武自骄。

洪武十三年,朝廷改封其封国为青州,朱高煦又不想去。他私募卫士三千人,也不隶籍于兵部,常常纵使这些人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审其部下,朱高煦大怒,冲入衙府以手中铁瓜当头把徐指挥活活砸死。

在外出征的朱棣回南京闻讯,大怒,把他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废其为庶人。皇太子朱高炽好心“力劝”,最终只削其两支护卫,改封山东乐安州。

朱高煦此次不得不行,到乐安后,怨望益甚,异谋益急。皇太子多次亲笔写信告诫这位老弟要遵令守法,朱高煦仍旧我行我素。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朱高煦的儿子朱瞻圻日夜与其父互派信使通报京城的情况,潜伺变故,有时一昼夜就有六七趟来往谍报。

明仁宗内心知之,待其愈厚,成倍增加这位弟弟的岁禄,动辄赐赉万计。后来,朱高煦因怒在封国的王宫内杀掉朱瞻圻生母。怨恨之下,朱瞻圻就上书揭其父过恶。朱高煦也怒,狗咬狗反诉这位儿子常为自己“侦觇朝廷秘事”。

明仁宗毕竟是个老好人,叹息说:“尔父子何忍也!”下诏罚朱瞻圻去凤阳守皇陵。

明仁宗崩逝时,皇太子朱瞻基正在南京,奔丧回程时,朱高煦还想于半路伏兵谋杀这位嗣帝,因事发匆忙而未果。

明宣宗继位后没两个月,汉王朱高煦还假惺惺地“陈奏利国安民四事”。

朱瞻基性格很像他父亲,也是个厚道人,他对侍臣讲:“永乐年间,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

于是,明宣宗大张旗鼓诏命有司施行,并亲笔写信表示感谢。

转年(1426年,宣德元年)正月,朱高煦以献元宵灯为名,派人窥伺朝廷武备。其实,他的反谋未尝有一日忘怀。接着,

他向明宣宗索要骆驼,侄子皇帝与之四十;索要马匹,侄子皇帝与之一百二十;索要袍服,侄子皇帝又与之。

见这位侄子皇帝很好说话,朱高煦以为小皇帝怕自己,愈加恣肆。他暗约驻守济南的山东都指挥靳荣到时献城为应,又授指挥王斌、朱煊等人为太师、都督等官职,命其世子朱瞻垣居守。另外,他让四个儿子各监一军,他自己率中军,准备举兵进攻北京。

起兵前,朱高煦自作聪明,派遣其属下枚青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是朱棣“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闻言,连夜就把枚青绑起送入宫内。即使事已至此,明宣宗仍派中官侯太带自己亲笔信至乐安“晓谕”这位皇叔。

侯太到乐安后,朱高煦陈兵相见,南面高坐,也不拜领皇敕,令皇使侯太跪于阶下,大言道:“我何负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太宗(朱棣)信谗,削我护卫,徒我乐安;仁宗(朱高炽)徒以金帛饵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

语气语态,与当初朱棣反建文帝时几乎同出一辙。

太监侯太是个胆小鬼,怕汉王杀掉自己,伏地唯唯。

回京后,明宣宗问他汉王说些什么,他回答说:“汉王无所言。”

随行护卫的锦衣卫乃有特务任务,向皇帝俱陈所见。明宣宗大怒,对侯太说:

“待大事议定,我必罪汝!”

为了给自己造反制造论据和做铺垫,汉王朱高煦派人上疏朝廷众官,指斥明宣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以及南巡诸事,公然宣扬朝廷罪过。同时,他斥责夏原吉等几个大臣擅权为奸,要求皇上交出几个人给自己杀掉。接着,他私下写信给诸位公侯重臣,骄言巧诋,污蔑明宣宗违祖制等事。

至此,明宣宗叹道:“高煦果反!”

明宣宗集朝臣集议。本来,明廷要派阳武侯薛禄率兵讨伐,大学士杨荣以建文帝时李景隆为戒,劝帝亲征。

英国公张辅自告奋勇,想自请两万兵前往平定朱高煦。

明宣宗表示:“爱卿您确实能击败叛贼。但朕新即帝位,保不准有小人怀有二心,亲征之事就这样决定了吧。”

明宣宗虽年纪轻轻,却属少年老成英明果决之主。

1426年(宣德元年)秋八月,经过周密布置,祭过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之后,他亲率大营五军将士出征。

行至杨村,明宣宗在马上询问左右群臣:“众卿认为高煦计将安出?”

有人说“乐安城小,贼军必先取济南为大本营”;又有人说朱高煦先前一直逗留南京,此次造反一定会引兵南去。

明宣宗听毕摇头,说出自己的看法:“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闻朕大军将至,亦无暇攻取。高煦护卫军多家在乐安,不会弃家往南京方向征战。高煦外似诡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辗转无断。今其敢反,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又以为朕不能亲征。今闻朕亲行,已经胆裂,其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如此名正言顺,加上皇帝亲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传达诏旨,谕以逆顺祸福。年轻的皇帝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如此,明朝六军气盛,斗志昂扬。龙旗钲鼓,千里不绝。设想,当初建文帝有此远识和胜略,能够御驾亲征,估计走到一半,北平城内就会有人擒燕王朱棣来献。

大军一路鼓行,径直来到乐安城北,把乐安城围个水泄不通。

惊惶之余,城内守军乘城发炮,想弄出些大动静来吓唬城外明军,同时给自己壮壮胆。但明军忽然发放神枪铳箭,声震如雷。(明朝火器相当先进,排放轰响,估计和“卡秋莎”火箭炮的威势差不多。)

听到这么大动静,城中的朱高煦兵士皆股栗胆寒。

皇帝属下诸将请即攻城,不许。明宣宗依然敕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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