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正午-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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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的上述描写，其实是脱胎于《旧五代史？后周太祖纪》：
帝（郭威）时年十八，避吏壶关，依故人常氏，遂往应募。帝负气用刚，好斗多力，（李）继韬奇之，或逾法犯禁，亦多假借焉。尝游上党市，有市屠（夫）壮健，众所畏惮，帝以气凌之，因醉命屠（夫）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坦腹谓帝曰：“尔敢刺我否？”帝即刃其腹。市人执之属吏，（李）继韬惜而逸之。
可见，郭威年青时的杀人之行，成为日后施耐庵的“杨志卖刀”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两场情景描写的灵感所源。
郭威是刑州尧山人（今河北隆尧），流氓无产者出身，原本姓常，其父早死，其母改嫁郭氏，故而就姓了郭。十八岁，郭威投潞州“土皇帝”李继韬处吃粮当兵，不久，后唐庄宗灭后梁，杀掉李继韬，郭威就成为“唐军”一份子。后晋代后唐，郭威顺理成章成为“晋将”。契丹人耶律阿保机灭后晋，郭威当然又成为后汉“高祖”刘知远的手下重将，“授权枢密副使、检校司徒。”
但这位“汉高祖”刘知远命短，当了一年皇帝就病死，临终前他以苏逢吉、史弘肇、杨邠、郭威四个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儿子刘承祐登基，是为后汉隐帝。
后汉隐帝初即位，乾佑元年（公元949年），即爆发了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与汉中李守贞三人的联合叛乱。
李守贞本是后晋高祖石敬瑭手下，立功不少。后晋少帝时，李守贞与杜重威一起投降契丹，引狼入室，干了不少坏事。后汉高祖称帝后，李守贞因惧入朝称臣，得授太保高官，移镇河中（原镇汶阳）。后汉高祖死后，杜重威被诛，李守贞“愈不自安，乃潜畜异计”。王景崇因与大臣侯益不合，被诏令移镇，因而与李守贞潜联，阴谋造反。赵思绾原为军阀赵在礼部下，后来依附引契丹人入寇的大汉奸赵延寿之子赵赞。后汉建立后，下诏王景崇西赴凤翔，这位王节度使便路过京兆，顺便带上这位狡悍的赵思绾一同前往。行至长安，赵思绾与数位部下空手夺白刃，杀守门军校军卒，占领整座城池，赵兵反叛，并送“御衣”给李守贞，表示要拥之为帝。为此，后汉遣郭威攻河中，赵晖攻凤翔，郭从义攻长安赵思绾。
李守贞反心所以坚决，一是因为赵思绾等人“拥戴”，二是因为士给他儿媳符氏算命，说此人“大富贵，当母仪天下。”老李乐了，自己儿媳都要当皇后，儿子肯定是皇帝，再推，自己肯定是老皇帝。谁知，郭威大军一到，摧枯拉朽，老李又贪吝不得军心，很快败散，只得与老妻自焚而死。郭威把他几个儿子与两个女儿押送京城，皆凌迟处死。郭威见老李儿媳符氏貌美，仪态端庄，便施恩不杀，嫁与自己外甥柴荣（当时叫郭荣，早先郭威无子时养以为子）。后来柴荣继位为帝，符氏果然成为皇后。可见，术士没骗老李，只不过皇帝命不应在他李家。
王景崇不必讲，也在凤翔大败，被赵晖的后汉兵杀得几乎一个不剩。最后不得不举家自焚而死。至于赵思绾，依恃长安城坚墙厚，负隅顽抗。“王师（后汉军）伤者甚重，乃以长堑围之。经年粮尽，（叛军）遂杀人充食。”赵思绾残暴异常，好生吃活人胆，常常“对众取人胆以酒吞之”，并大言：“吞此至一千，即胆气无敌矣！”据《太平广记》载，老赵自倡乱到被杀，“凡食人肝六十六，无不面剖而脍之”，可知，他不仅爱吃胆，也还吃人肝。最后，实在撑不下去，这位吃人将军只得投降，被后汉大将郭从义诱诛，并杀尽他全家。长安之围，居民被叛军杀掉做军粮以及饿死的，有十多万人。
“三叛既平，帝（后汉隐帝）浸骄纵，与左右狎昵。”刘承佑小伙儿年方十九，正是贪玩的年纪，特别是茶酒使郭允明和飞龙使后匡赞两个近臣特别得宠，君臣三人老友鬼鬼，整日混在一起狎笑欢饮。“太后（李氏）屡戒之，帝不以为意。”
虽如此，后汉隐帝朝廷内能臣干吏却也不缺。枢密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枢密使、同平章事（宰相）杨邠主朝内政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典掌宿卫，三司使王章理财赋，集贤殿大学士苏逢吉管典选，运作得还算不错，“国家粗安”。但是，这些重臣之中，只有郭威比较老成，杨邠忠清无私，其余数人，皆不是德才兼备的材料。
史弘肇军人出身，统兵极严，用刑也极滥，“专行刑杀，不问罪之轻重，但云有犯，便处极刑，”并设有断舌、抉目、斫筋、决口、折足之酷刑，动辄族诛犯臣之家，就连白天太白星出现，京城有人仰观，也被他下令“立断其腰领”。老史还特别讨厌儒士，常讲“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其属下刻薄聚敛，无所不至，“一境之内，嫉之如仇”；大学士苏逢吉也不是好东西，贪财纳货，阴险狡诈。后汉高祖称帝后，把后晋宰相李崧在开封的大宅子赐与苏逢吉。当时，李崧与冯道皆被契丹人所软禁。后来李崧得还汴京，本想巴结苏大学士，把自己被占的几处房产地契皆赠送给他。不料，苏逢吉以为是李崧想索回旧产，杀心顿起，便让人诬告李崧谋反，族诛了老宰相全家近百人。苏大学士“深文好杀”，刘知原在太原时，老苏负责监狱事务。一次，刘知远命令苏逢吉“静狱”，意思是让他把所有囚犯开释，“以祈福祐”。老苏倒好，“尽杀禁囚以报”，声称“狱静”。“及执朝政，尤爱刑戮”；三司使王章也不是好货，聚敛刻急，惟以盘剥百姓为已任，有犯盐酒之禁的，“锱铢涓滴，罪皆死”。此外，李太后的兄弟们也干预朝政，营求不息。
这些文臣武将共处一朝，结党营私，专权跋扈，又都各不相容。他们正面冲突的爆发点，竟由郭威出镇之事而诱发。
由于契丹兵马时常入宼劫掠，横行河北，“诸藩镇各自守，无捍御之者”，朝中大臣们便建议委派郭威镇守邺都，“使（郭威）督诸将以备契丹”。
史弘肇坚持要郭威除本身军职外另带枢密使头衔出镇，大学士苏逢吉认为没有军人带枢密使坐镇的先例，表示异议。史弘肇自己是军头出身，自然想帮同为军人的郭威出头，“领枢密使则可以使诸军畏服，见机行事，任谁也要服从指挥。”后汉隐帝觉得老史讲的有理，从之。于是，下诏以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并 “领枢密使如故”。
史弘肇建议虽得行，仍旧对苏逢吉等人当初与自己持异议表示愤愤不平。说句实话，苏逢吉虽是个好利奸狡之人，对郭威带枢密使出镇一事却是就事论事，出于公心。他自己解释说：“以内制外，顺也；今反以外制内，其可乎！”党可以指挥枪，枪不可以指挥党。武人以枢密使之内廷重职行于军镇，确实不大合适。这类似现在的大军区司令兼职政治局常委一样，很难讲通。
皇诏颁布后，身为宰相之一的窦固贞在家中设宴，朝贵大臣均赴宴欢饮。席间，史弘肇举大杯向郭威劝酒，大声大气地叫道：“老弟，痛饮此杯！昨日廷议，如果没有我坚持，老弟你哪能得此尊荣之号！”这样一来，老史等于把朝中将相争执不和的底细暴露于大庭广众。
苏逢吉、杨邠两个宰臣很尴尬，也一旁忙举觞劝酒向史弘肇、郭威说：“万事皆是为国家考虑，望二位不要介怀。”
郭威厚道，陪笑点头忙尽一觞。
史弘肇仍旧气哼哼不买帐，大言道：“安定国家，就要靠长枪大剑，毛锥子管屁用！”
毛锥子意即指毛笔，影射弄笔弄权的文臣。
三司使王章听此言不悦，反唇相讥：“没有毛锥子，国家财赋从何而出！”
几个人唇来齿往，不阴不阳，表面没有撕破脸，实际已经大生龌龊。“自是将相始有隙。”
郭威确实在大臣中算得上老成厚重之人，与隐帝辞行时，他还不忘进忠言：“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您年青），有事宜于禀其教而行之。亲近忠直，放远谗邪，善恶之间，所宜明审。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皆先帝旧臣，尽忠徇国，愿陛下推心任之，必无败失……”虽然苏、杨二人反对老郭带“枢密使”任军职，老郭仍明推二人是“忠臣”，可见此人的厚道和大度。
但是，“将相和”的大好局面不仅没出现，郭威走后，数位重臣之间的关系更因一件小事而雪上加霜、形同水火。军头如史弘肇，深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文臣如苏逢吉，自负“运筹帷幄赛神仙”，不仅互相不服气，更是互相瞧不起。
三司使王章因为几日前老宰相窦固贞家举行的宴会大家不欢而散，又在自己家里设宴，想借欢宴弥缝几位重臣之间的“感情”。开始，众人很给面子，没在吃饭时叨咕朝事，嘻嘻哈哈挺融洽。酒酣，大家便划拳行令，互相逗酒助兴。古人修养高，划拳不象现在只是什么“哥俩好呀”、“六六六呀”、“点七个呀”、“八大仙呀”，而是有“潜虬阔玉柱三分”、“奇兵阔潜虬一寸”等繁杂的手势令。数位文士对这些东西轻车熟路，武将出身的大老粗史弘肇则完全是“老外”，对于饮酒时候玩的守势令一点儿也不会，全靠他身边的客省使阎晋卿手把手来教，数番下来，仍是云里雾里，摸不住头脑。
大学士苏逢吉见状，开玩笑说：“将军您身边也有姓阎的人在，别怕被罚酒呵。”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史弘肇的结发老妻阎氏原本酒家三陪娼女出身。苏逢吉本意，原本指史弘肇身边的阎晋卿，可老史认定老苏语带讥讽，笑话自己老婆出身低下。于是，老史大怒之下，突然跳起，顿拍桌案，“以丑语诟（苏）逢吉，”估计连“丢你老母黑”都骂了出来。
苏逢吉文人，假装有涵养，坐在原地“不应”，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如此一来，老史更怒，掀翻酒席，想对老苏大打出手。苏逢吉文臣，身子骨当然弱些，见势不妙，转身就走。史弘肇得理不让人，“索剑欲追之”，想赶上去杀掉苏大学士。枢密使杨邠见状，又惊又怕，哭着劝史弘肇：“苏公是当朝宰相，您若把他杀了，置天子于何地！”老史挺倔，飞身上马。杨邠忙也跟上，“与之联镳”，一路不停苦劝，“送至其第而还”。
很快，隐帝也得知相变仇人的事情，派宣徽使王峻“置洒和解之”，但几个人均因公事私事过节太大，怨毒极深，最终也未能再坐在一起欢饮和解。
大学士苏逢吉、三司使王章均想自求出京外镇，中间却都改变主意，不走了。有人问原由，苏逢吉表示：“如果我离开朝廷，没准史弘肇一句话，到时我一家人立时粉身碎骨！”。
将相之间矛盾如此尖锐，旁观众人皆心知肚明，各自也心中暗打小算盘，如此，后汉朝廷的灾祸很快就要降临。
祸事起因，也是缘起一个“气”字。宣徽北院使吴虔裕出镇郑州，朝中就空出一个位置。李太后最小的弟弟李业身为大内总管财物的要员，很想得补这一贵显的官位，隐帝与李太后时不时也找杨邠、史弘肇二人“拉家常”，有意无意间暗示二位将相把此职留给李业。杨邠、史弘肇两人毕竟忠于所事，非常“死脑筋”，认定外戚不可以超居此任。为此，隐帝和李太后也觉理亏，就没再强求。李业做不了宣徽使，内客省使阎晋卿按理应该循资补任，杨、史二人也不着急，“久而不补”。而且，一直深受隐帝宠任的聂文进、后匡赞、郭允明等人因自己久不迁官，都心下深怨杨邠和史弘肇。小人之怨，易构难消，他们皆是后汉隐帝小身边红人，不出事才怪。
如果讲史弘肇与杨邠两人百分百出于“公忠”之心，也不客观，两位文武大臣，特别是史弘肇，可能心中有轻视“寡妇孤儿”之意，对太后和隐帝常常不给面子。李太后有位老乡亲，几十年不见，忽然得知昔日邻居的李家姑娘已为国母，自然大喜过望。进宫拜见后，老乡亲自然想出常人应有的小小要求，想给自己儿子在军队中找个差事做做，试图一枪一棒混出个功名。谁料，太后乡亲的儿子拿着太后“懿旨”去见史弘肇，不仅没被立刻补入军职，赶上史老头不高兴，“怒而斩之”。此举做得不仅仅是不近人情，只能说是凶戾残暴了。
此外，隐帝服丧期满后，于内廷欣赏音乐，感觉很爽，便赏赐宫内教习音乐的乐官玉带，赐宫廷乐手锦袍。这些人很知礼，得赏后，又前往宫内“总值班”的史大将军处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