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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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序,亦应假定其有次序;(4)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始终进行彻底的审查,以确保毫无遗留。
笛卡尔正是用上述规则把代数运用于几何学,从而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他希望把这种数学中行之有效的演绎方法,抽象概括为普遍有效的方法,用以解决哲学、物理学、解剖学和天文学等领域中的问题。
普遍怀疑和上述四条确定性规定,是笛卡尔方法论中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两大部分,怀疑意在扫除偏见和迷信,规则旨在确定可靠知识的标准和步骤。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用理性直观去寻求清楚明白的原理和进行演绎推理,“清楚明白”是笛卡尔十分强调的可靠知识的唯一标准,也是哲学研究所必须遵从的一般规则。
所谓“清楚明白”是指,观念、判断和知识在头脑和思维中是否清晰有序、明白无误、不自相矛盾,而与具体的经验证实无关。
当笛卡尔用这种方法去审视一切时,便导致了系统的怀疑。什么东西是清楚明白而无可置疑的呢?面前的火炉显然不是,因为我的感官可能会欺骗我,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梦境;也许数学千真万确,但没准上帝或恶魔在捉弄我,将我引入歧途;身上的佩剑也许是假的,停在脸膛上的鼻子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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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一会儿就会化掉,连我本人是否真的站在这个地球上,这些由感官经验告诉我的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在我对所有事情进行怀疑之时,却有一件事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个思维活动。如果连这也要怀疑,那世上就没有怀疑了,这岂不自相矛盾了吗?这就是著名的“笛卡尔的怀疑”
,从这里就引伸出笛卡尔哲学的第一条原理:“我思故我在”。我在思想,即使在想我在做梦、我被捉弄、我没有了身体,无论我想什么,想这件事本身是确凿无疑的。笛卡尔认为,这是最确实可靠的真理,其他一切原理都可以从它推导出来。
就这样,笛卡尔通过批判的怀疑方法,找到了第一个无可怀疑的东西:“我”。这个“我”并非肉体之“我”
,而是思维者之“我”
,是独立自存的精神性实体——心灵,其本质就是思想。事实上,这个“我”就是作为认识者的主体,也即与对象客体相对应的人的自我意识。笛卡尔将自我从客体世界中独立出来,并把这个主体作为与客体对立的哲学与认识的出发点,这种做法对于以认识论为主题的近代认识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难怪人们毫不犹豫地将笛卡尔视为近代哲学之父。
接着,笛卡尔便从第一原理中推论出上帝。
既然“我”
会怀疑,那就证明“我”是不完满的,因为怀疑意味着认识不足,即不完满性。但“我”心中却清楚明白地感到有一个全知全能无限完满的上帝观念,它从何而来?绝不可能从不完全的“我”
(即心灵)中产生,所以上帝观念必然来自“我”
之外的一个完满的实体——上帝。因此,上帝必定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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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成了笛卡尔所证明和推出的第二个不可怀疑的实体。
这个证明其实只是中世纪实在论者安瑟伦本体论证明的一个翻版。
然后,借助于上帝的帮助,笛卡尔进一步演绎出物质世界的存在。
“我”的认识能力既然是上帝赋予的,那么它就决不会欺骗我;只要“我”的观念清楚明白,它就必定真实可靠;因为“我”清楚明白地意识到外界物质对象的观念,所以物质对象一定存在。
现在,我们有了构成世界一切事物的三个实体:上帝、物质和心灵,它们都是笛卡尔从普遍的怀疑、用清楚明白的原则推导出来的。
笛卡尔就这样通过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演绎,从主体自我这一认识论思路出发,去解释世界的存在,一步步构成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体系一开始就存在着分裂。
根据笛卡尔,物质与心灵各自独立、互相平行,谁也不决定谁。这首先就导致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怎么解释心灵与肉体相互协调的事实?例如,为什么脑子想去吃饭,身体却不会跑去踢球?一个人怒火满腔时,就不可能满口甜言蜜语?为解决心体协调的问题,笛卡尔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办法:灵魂位于大脑的“松果腺”中,当其受到外物震动时,灵魂固有的知觉就出现,并使肉体有适应的反应。这实际上就承认了灵魂与肉体有一定的联系,变得自相矛盾了。后来,笛卡尔的追随者们设计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理论—“两钟并行论”
:精神和肉体就像两个走时一样准确的钟那样,由上帝上紧发条,各自走着独立平行的路。但人们自然会追问:上帝既然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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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为什么会弄出这样一套笨拙的东西,而不是将二者合并为一?
难道上帝有意捉弄人才这么干的吗?
无论怎么说,笛卡尔无法解决他提出来的这一套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只好搬出上帝来调停二者的矛盾,填平心灵与肉体的鸿沟。但这样一来,他就回到了神学的怀抱中去了。
依赖上帝,这对笛卡尔来说,不仅是出乎理论的要求,而且也是基于心理的需要。生性胆小谨慎的笛卡尔,从军队退役后,只回巴黎住了两年,就发现这个国家令人窒息的气氛不适宜他的思想,转而迁往较为自由的荷兰,一住就是21年。
他曾写下一部重要的物理学著作,书中完全抛开了上帝,采纳哥白尼的学说,用机械唯物论的方法去讨论物质世界。可是,当他知道1616年伽利略被教廷秘密审判以后,眼前似乎又浮现起布鲁诺被活活烧死的情景,终于决定将书稿藏而不露。因此,他之捧出上帝,也许是为了逃避迫害而不得不披上的一件保护性的神学外衣。况且,他的上帝是在认识论的基础上、从自我出发、通过理性推导而来的,它作为他的唯理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必要的理念基础和终极原理,也是一种理论的需要,它仿佛是那个人再不能言说的那个思维的极限,那个人类把所有未知的东西都往它身上推的空箱子。
当然,我们不必为笛卡尔的有神论作辩护,因为在当时,就像我们今天相信人都有祖先一样,信奉上帝乃是一件及其自然的事,像霍布斯那样极端的无神论思想家是绝无仅有的,大物理学家牛顿,在他的机械论宇宙中也恭敬地将上帝尊奉为“第一推动者”。培根和洛克都是虔诚的教徒,也是二重真理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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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关于心灵与物质为各自独立的实体的观念,加剧了由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引发的二元论。这种理性化的形而上学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不可同日而语。经院哲学将理性看作信仰的附庸,用理性来证明上帝,从而建立神学的世界观。
笛卡尔则将这一切颠倒了过来,用理性的怀疑彻底推倒经院哲学的旧建筑,然后从思维者主体——即理性的自我意识中推引出整个世界及其上帝。
这样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的方法,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哲学。在认识论中,笛卡尔也贯彻了他的理性第一的原则。
在火炉旁得出“我思故我在”结论的笛卡尔,此时端来了一盆蜂蜡,对着它出神。
感觉告诉我,它有特定的味道、气味、颜色和形态,它较脆硬又易于摆弄。可是,当我用火来烤它时,它立刻就融化流动,然后冷凝成与刚才很不相同的形状。不过,我知道虽然它已面目全非,但它仍然是原来的那一块蜂蜡。为什么?感觉已经告诉我它早已发生变化,而我却认定它根本没变,可见使我作出这一确认不是感觉,而只能是我的思维。换言之,是我的理性知道蜂蜡之所以为蜂蜡的本质。因此我能够排除感觉的干扰,坚持正确的认识。
从这个例子,笛卡尔引申了他的唯理主义认识论。与经验论相反,笛卡尔认识,感觉经验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时常还会骗人,因而没有可靠性。
只有理性的认识才是可靠的,通过理性直观和演绎推理,人就能获得真实可靠的认识。人心天生具有一些不证自明、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
,例如像“平面上两直线不相交必平行”这样一些几何公理,像“全体大于部分”这类数学原理,像“甲不是非甲”这种逻辑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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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像上帝观念等等。人们通过理性的直观而非感觉经验发现这些天赋观念,并使它们成为进行演绎推理的前提和出发点,从中推演出一切真实可靠的知识,建立起全部知识大厦。
当然,笛卡尔并不把一切观念看成天赋的。他将观念分成三类:第一是由感觉从外界对象获得的外来观念,其可靠性不高;第二是人造的观念,如美人鱼、飞马;第三类是天赋观念,最为可靠。
如同他的形而上学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一样,在认识论上,笛卡尔也碰到理性认识如何与经验存在相适应的问题,由天赋观念得来的认识如何能应用于经验世界的问题。在这里,他又不得不求助于上帝:上帝一方面把规律建立于自然之中,另一方面又把它们的概念印人人的心灵,当我们认识了它们,也就同时理解了自然的规律。这又是一种平行论的论调,即认为自然(经验)系列与理性系列相互平行、不谋而合。
这是二元论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理论结局,从中透露出一种独断主义的味道。因为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两个毫不相关的领域竟会步调一致、相互趋同呢?笛卡尔只能武断地答道:“那是上帝要这么干的!”
由怀疑到独断,这是笛卡尔哲学所走过的思路历程。当所有的一切都遭到怀疑否定之后,眼前就只剩下一片空白,这时,要在这片空白之区树立起任何东西来,都只能靠一种独断专行。笛卡尔正是这么做的:由普遍的怀疑到“我思故我在”
,那个作为思维者的“我”便是一个不依赖任何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甚至连承担起思维活动的大脑和身体都可以不要。这还不够武断吗?同时,片面否定感觉经验,任意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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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性认识,也使笛卡尔陷入某种先验论的武断之中。无可否认,笛卡尔要求人们凭借理性、独立思考,意识到感性认识的局限性,而提倡理性演绎法,以取得普遍必然的知识,这对于反对经院哲学所宣扬的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对于当时科学文化的发展,尤其对数学和演绎逻辑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正如英国经验论继承了中世纪唯名论传统,突出个别实在,否认一般的客观实在性,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根本作用那样;笛卡尔首倡的唯理论也与实在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理论因为感觉经验的个别性而轻视它,转而强调理性所把握的一般共相,以为通过理性直观和理性演绎,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必然的认识。
唯理也就是理性唯一、唯上的意思,笛卡尔提倡的理性至上主义,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面用于砍劈经院哲学的蒙昧迷信,一面拿来抵挡经验论的经验至上论。与经验论相对悲观的知识论相反,唯理论对人类知识表现出极度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努力发掘自己心中的“天赋观念”
,人就可以一步登天,走上通往终极真理的康庄大道。
这种盲目乐观与唯理论的思想独断相映成趣,并始终随着它。
笛卡尔的几部重要著作《方法谈》、《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都是在荷兰定居期间发表的。这些作品使笛卡尔声名远扬海内外,也惊动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这位文艺复兴式的君主力邀笛卡尔赴瑞典讲学。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惯于怀疑一切的法国哲学家,却不曾对这次使命的效果产生任何怀疑,也没有对自己衰弱的身体能否经受得起北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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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有丝毫的忧虑,便欣然应命,踏上了斯德哥尔摩。
岂料,瑞典女王精力充沛得惊人,坚持要笛卡尔每天凌晨5点为她和大臣们讲授哲学。这可难倒了我们这位自由散漫的哲学家。
像许多出色的哲学家一样,笛卡尔惯于睡懒觉,每每日上三竿、太阳晒到屁股的时候,他仍赖在床上为夜里过度的玄思而休眠不醒。但是,王命不得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