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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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不遗余力。他发扬了其同姓前辈罗吉尔。培根以及奥康的思想传统，举起锋利无比的砍刀，对阻碍科学发展的经院哲学大开杀戒。他指出，经院哲学死抱着神明不放，使人远离了自然，完全堵死了认识自然的通道。它的两大缺陷便是原地踏步和不能产生实际效果，只能引起喧嚣不休的论争。因此，必须抛弃这个不能生儿育女的“修道尼姑”

　　　　，使哲学重新面对自然、为人类控制和征服自然而提供可行的方法。他响亮地提出“知识就是力量”

　　　　，“建立人对万物统治的帝国”的口号。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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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自然为征服对象的思想倾向，正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发展的一股主潮，培根深切地把握住了它，并将它以鲜明的特色表达了出来，从而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培根则因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把科学技术归结为人类征服世界的内在力量的哲学家。

　　　　在１６２４年发表的《新大西岛》这一幻想性著作中，培根借助文学形式描绘空想的“所罗门科学之宫”的蓝图，表达了他企望通过国家权力来提倡和组织科学研究的理想。在“新大西岛”

　　　　这个理想的科学王国里，上上下下都十分重视科学、讲究文明、敬重学者。政府官员既是政治家，又是科学家，国王每隔一段时间便派他们前往国外考察别国的科学、技术、工业、艺术、语言和文化等，回国后他们必须向政府汇报心得体会。

　　　　培根还对发展科学的其他条件作了细致的描绘，例如建立科研队伍，进行分工合作，注意培养青年人和后备力量；沟通国内外科学情报信息，用重金高价收买发明专利，聘请国外杰出人才；对科研成果和科学家实行奖励等等。这些富有预见性思想，在后来都逐步实现了。书中所虚构的“所罗门科学宫”的乌托邦，也在日后成立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英国皇家学会中得以具体化。

　　　　在理论上，除了猛烈批判经院哲学外，培根还深入地揭露了其他各种妨碍科学发展的心理和文化障碍。他将这些障碍称为四种“假相”

　　　　，实际上就是一些幻想和偏见：（１）种族假相：不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之，反以人类的尺度为依据，把人所特有的本性强加于客观现实，结果歪曲了事物的真相。例如，人根据自己的活动总有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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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特点，而认为宇宙万物本身也有目的，从而产生了拟人观和目的论等等错误。这类假相植根于人类天性，是人所共有的一种心理定势，故而称之为种族假相。

　　　　（２）洞穴假相：每个人在环境、教育、性格和爱好等方面的差别，使他们在观察和认识事物时，往往把自己的个性和偏好渗入到事物之中，从而歪曲了真相。犹如每个人被困在自己的“洞穴”中坐井观天，只能看到井口一般大的面貌而不见全体，这是指来源于人类个体的认识错误。

　　　　（３）市场假相：人们在交往中使用虚构的或含混不清的语词概念，通过相互传播、以假乱真，从而产生的偏见和混乱，仿佛市场上劣货的叫卖者以假冒真、用次充好而引起地混乱一样。经院哲学的空洞清谈和玩弄概念的恶劣习气，正是市场假相的典型表现。

　　　　（４）剧场假相：人们尊从的流行思想体系都像舞台上的戏剧，只不过是用经过伪装的布景来表现人为创造的东西而已，尽管舞台上的故事可以安排得比真实的故事更紧凑精彩、更令人满意，但毕竟是假的东西，如果人们不加判别，将它们当作权威和经典，盲目信仰和崇拜，便会使谬误代代相传，这就是“剧场假相”。经院哲学迷信古代权威、尤其是迷信亚里士多德，便是“剧场假相”的突出表现。

　　　　培根的“四假相说”

　　　　，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经院哲学和传统观念的深入批判，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第一次。

　　　　他的批判，不仅大胆地指出了经院哲学和陈腐的传统观念对人心的毒害，拨开了长期以来笼罩在科学上空的层层迷雾，有助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而且他对错误观念形成的一般认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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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剖析，揭示了人类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和可能产生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等问题，在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批判的目的当然不在本身，而在于将人的认识扭转到开发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资源的方向上，也就是要使科学变为人了解自然奥秘的钥匙。因此，培根指出，认识的对象不是上帝，不是人的思想，而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认识对象的转变同时导致认识方法的改变：经院哲学把神和思想当作千古不变的对象，所以轻视感觉经验，只能依靠概念游戏和逻辑推演，这正是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科学知识既以自然为对象，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将感觉经验看作认识的起点。培根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自然的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的经验主义原则，这在近代哲学史上是第一次。

　　　　当然，感觉经验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它也容易致错，因此，培根十分强调，实验作为弥补感觉之不足的手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感官所获得的表象是自然发生的，因而是消极被动的，只能反映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实验则是人有意寻求的能动认识活动，它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更深入地揭示自然的奥秘，所以比感觉经验更为可靠。

　　　　同时，培根还试图在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将二者统一起来。为此，他一方面批评那种把认识停留在感觉经验的狭隘的经验派，另一方面又批判那种单纯靠逻辑推理的理性派，主张把二者联系起来。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其中的道理：经验派好比蚂蚁，只知道把东西收集起来使用；理性派则宛如蜘蛛，他们从自己的身体将丝抽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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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网子；而蜜蜂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它从花园和田野采回花粉，并经过自己的消化加工，酿出蜂蜜来。真正的哲学工作，就应该像蜜蜂那样，把感觉和思维结合起来。培根这种观点无疑是深刻的，可惜他自己并没能真正做到。为了防止理性脱离经验，他提出不要为理性插上翅膀，相反要给它挂上重物，使它不能跳跃和飞翔。他的意思是，从直接经验到普遍的定理、公理和原则，必须像上楼梯那样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不能像坐电梯那样一步登天。在这里，培根明显地否定了认识从感性到理性飞跃的可能性，这就使他事实上仍然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而未能实现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一起来的初衷。

　　　　培根的经验主义对认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突出地强调归纳逻辑作为科学发现的新方法和新工具，以取代使知识日益走向枯竭的演绎法三段论。其实，归纳概念并非什么新东西，亚里士多德早就用过它，只不过旧时的归纳法是通过对实例的简单枚举的方法来运用的，其通常形式为：（１）张三是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２）李四是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所以，所有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都是人。这种简单枚举归纳只能从少数几简单的事例出发，而且这些事例也是未曾经过科学实验，只是从习俗中收集起来的，因此，最多只能对事物作出某些猜测，得到某种或然性而非必然性的结论，不能发现事物的规律。

　　　　与此相反，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具有自己一些新的特征：第一，它必须首先占有充足可靠的经验材料，不能仅仅依靠简单收集的少量事例；第二，必须对这些经验材料进行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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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和比较，不能随意轻率地引伸出结论来。他还具体地制定了一个收集经验材料并对之进行分析比较和上升到结论的方法，即有名的“三表法”

　　　　：在研究中制定出具有某一特定属性的事物的表（存在表）

　　　　，不具有某一特性的事物的表（缺乏表）

　　　　，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属性的事物的表（程度表）。

　　　　例如，研究“热”这种性质时，首先把具有“热”的特性的多种例子排列成一张表：如阳光、火焰和开水等；其次，将缺乏“热”性的例子排成另一表：如月光、冷水、没经摩擦的金属等；最后，列出一些具有不同热度的例子的表。通过这样的整理加工和分析比较，一步步剔除虚假无关和次要的东西，留下必然的性质，从而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原理。例如上述例子中，经过分析比较，排斥了与“热”无关的例子，消除了关于“热”定义上的混乱，然后归纳出热的本质属性是运动这一结论。

　　　　显然，培根的归纳法是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虽然他并不一般地反对演绎法，但由于他实际上将归纳法看成为唯一正确的科学认识方法，因此必然导致他极力贬低演绎推理的作用的作法。他将自己那本系统地阐述归纳法的著作命名为《新工具》，目的旨在对亚里士多德论述演绎法的专著《工具论》提出挑战，并取而代之。他将《工具论》戏称为“疯狂手册”

　　　　，而大加嘲弄，表明了他对演绎逻辑的极度轻视。

　　　　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偏颇行为，这使培根忽视了演绎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观察实验与数学计算，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演绎，都是密切结合交叉运用的，培根强调了归纳而忽视了演绎，不可避免地导致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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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面性。当然，应该承认，在当时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依然乌云笼罩的条件下，培根对归纳法的弘扬，确实沉重打击了先验主义的概念推演方法和独断主义的盲目信仰，有力地促进了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发展。

　　　　１６２６年３月一个寒意逼人的日子，培根坐在颠簸的马车上，不停地思考着肉类冷藏的技术问题。纷飞的大雪触发了他的灵感，车到了伦敦郊外一个小村旁时，培根决定立刻做一次试验。这位年愈花甲的老人跳下车，从一位村妇家里买来一只母鸡，开膛后，用雪填满它的肚子。

　　　　实验相当成功，可是，他自己却因之受了风寒，一病不起。不久，这位毕生致力于振兴科学、为科学寻找新工具和新方法的一代伟人与世长辞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培根算不上一个富有成果的科学家，他对科学的重要性在于，提出了一套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也就是围绕着经验认识而制定的归纳方法。作为哲学家，培根在哲学史的地位也主要由此而奠定的：他是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在我们对培根思想洋洋洒洒的叙述中，始终只见关于方法的谈论，而在古代哲学中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本体”与“存在”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反复出现的“一般”

　　　　、“个别”等概念却隐而不见了。不错，这是一种思想领域变化的迹象。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培根个人精神上的嬗变，而且标志着整个欧洲学术思潮的一种转向。

　　　　经过文艺复兴一两百年的酝酿，人们的精神视野已逐渐脱离了被神学所笼罩的那一小块领地，思想的兴趣已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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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认识自然这方面上来了。哥白尼之后，自然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笛卡尔、惠更斯、波义尔、莱布尼茨…自然科学逐渐地克服古代科学和哲学的朴素直观性，科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甚至有意识地制定了研究自然的更为精确的方法：实验方法、归纳方法和数学方法。

　　　　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东西，哲学家自然不能无动于衷，许多站在学科前沿的敏感的哲人想方设法参与科学探究宇宙的知识大合唱之中去。他们有意无意地使自己的学术重心向科学靠拢，力图使哲学与科学联姻成亲，让哲学思维服务于科学认识。

　　　　事实上，许多哲学家本身就是优异的科学家，例如，后面将要介绍的笛卡尔和莱布尼茨。

　　　　希腊哲学家热衷于追问：“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世界是什么构成的？”

　　　　由此引申出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

　　　　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讲，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要去证明世界是什么，你就必须一个事物一个事物地去验证它，直到将宇宙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