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前要做的33件事-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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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短头发，耳朵上面两边有点发青，那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下午下课后，太阳还很好，他送几个路远的孩子回家去。一行人走在金黄的麦田里，迎着阳光，唱着歌，脸上在笑，一切显得那么地有希望、那么美好。
35岁以前，我们应当力所能及地去做一次志愿者，做一件帮助别人或者为了公益的事情。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去做，因为我们还保留着天真，充满了热情。
举手之劳
起意也许是偶然的。春风拂暖的一天，你走在街头，看见医院的流动采血车停在那里，年轻的带着笑容的护士小姐们在宣传献血。于是你就走过去，撸起袖子来，献了一次血。
在你年轻时，献血这点输出很容易恢复过来，多喝几杯牛奶、多吃鸡蛋，外加休息几天，你就复原了。另外献血也可以激活你体内的造血系统，使它们活跃起来。甚至有说法说，年轻而精力过剩的男子献一点血，反而对自己身体有益处。自己一点举手之劳的付出，也许就会在关键的时候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挽救一个家庭的幸福。
上海市已经在最近几年开始实施一项针对儿童的保险计划。每年只用交10元钱的保险费，就可以在一旦孩子生了大病的时候获得高额的医药补助金。以免出现一个病童，高达几十万的治疗费用使得低收入家庭望尔兴叹，无钱医治，或者父母四处举债给孩子治病从而拖跨了一个家庭的事情。无疑的，只要是有小孩的家庭都愿意参加这个保险计划。父母们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会得病；自己家即使永远不会用上，但是每年付出微不足道的少许金钱，也算是累积了公共基金，可以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家庭。一位老医生赞扬这是“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现代中国人越来越富裕起来，己有余力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偶尔停下匆忙的脚步，关心起需要帮助的其他人和公共事业来。这会让社会的整体“软”环境更加好起来。
我们总是怀着美好的愿望。内蒙古遭灾的时候捐了两件棉衣，觉得它们几天后应该会披在某个与自己个头儿相仿的蒙族少女身上，给她带去一段温暖的时光。看见宣传希望小学计划的报纸专版上有失学儿童的名单，按着地址寄了几百元钱过去，希望那个孩子真的能因此得到多一年的学习时间。念大学的时候，偶然看《中国青年报》报道新一届进入著名大学的贫困学生的故事，赫然发现其中居然有自己的同班同学。世界上的好心人真的很多。自从报道出来以后，这个同学大学四年直到毕业，还一直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给他寄来的汇款。
日行一善的事情俯首可拾。看到了、想到了就可以去做。事情之微小，也许你转头自己都忘记了，却能在别人人生某个关键的时刻改变了他的生活。
另类假期
最近在饭桌上听见一位记者说她打算过两年就去最穷的地方做老师，教孩子们认识外面的世界。据说她在出去采访的时候，曾经跟山西一位县长表露了这个意思，对方十分欢迎，连连说如果她真的决定了的时候可以找他，他给帮忙安排。但是她说每一次只打算去半年，然后半年回到自己喜欢的城市，否则就怕自己会真的跟当地人一样了。的确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跟几十年前一样，一声号召他们就从中国最大的城市下到最偏远的山村去，然后在那儿“扎根”一辈子。要让一个人做出这样的决定毕竟是有许多现实的阻碍。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付出这样的半年、一年，或者若干个“半年”就已经很好。
如果你感觉命运对你还算不错；或者你的近期目标已经完成时，我知道那位记者说“过两年打算去”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她已经把房子、车子弄得妥当了，那么你可以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里来。几个月或者一年，在另一种劳碌中，体会到心灵的单纯与充实。这样的经历可以给予你享用多年的心灵安慰。
微软公司一名分公司的经理辞了职，跑到尼泊尔去当“送书郎”。用牦牛驮着书本，走山路去最偏僻的山村给村民送书看。39岁的约翰伍德，原为微软公司华盛顿分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年薪35万美元。伍德很早就推动开展了一项“南亚文化事业”，无偿地为南亚贫困地区的人送去书籍。当他亲自去尼泊尔考察了一番后，被少数农村闭塞的交通和超高的文盲率所震惊，从而决定加大救助力度，全身心地投入到改善当地人的精神生活中去。1999年，伍德正式从微软辞职，开始了这项艰巨的工作。伍德对记者说：“尼泊尔有些乡村的学校图书馆里空空如也，孩子们无从了解外界。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就算网络能将全球的大城市连接起来，人类也无法实现‘地球村’的梦想。”于是，他号召亲朋好友一起募集书籍，送到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父亲家的车库里，然后再统一打包运往尼泊尔。这一想法得到了极大响应，人们纷纷将书送来，以至于他父亲的车被“挤出了车库门”。常常还看见报道说一些“老外”到中国最偏远的小镇上办学校，免费让当地的孩子入学。香港的大学生组织每年暑假都组团到贵州农村去，他们捐钱，同时也是让这些在富裕社会长大的青少年深受触动。
就像冯小刚电影《大碗》里的台词所问的：如果你有钱，你是愿意捐给非洲饥民还是中国的大熊猫，你是愿意捐给人还是捐给动物？同理，如果你有精力和才华，你是愿意帮助身处困境的人还是动物？少年们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很多人都愿意奉献贫穷地区的教育事业。也有人说自己的最大愿望就是去非洲草原阻止动物偷猎者。人各有志。
对志愿者来说，一次奉献行为好像一场有意义的假期。不可否认，他们自身也从中得到了很多精神的满足。在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之后，比较轻松地去帮助别人，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首先要让自己有能力，使自己不需要别人“救助”。毕竟目的是使更多人过上好生活，而不是徒然又增加一名身处惨淡境地的人口。
定期“维生素”
常常听见有人说自己的理想是将来从事慈善事业。于是听的人常常讥笑这想法太天真，又或者鄙夷这不过是富家太太小姐们打发无聊生活的噱头。但是无论怎样，人总是应该常怀慈悲之心。无论是定期献血、捐款或是探访敬老院，都是一种美德。从中得到的体验，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或者可以助养孤残儿童一名，直到孩子找到合适的养父母家庭；定期寄钱和励志信件几封，帮助一个贫困少年能念到大学，这些就是一个山村少年生活中的明灯。
在交通广播里听到一些普通的市民，有的是“的姐”、有的是老师……每周定期两次去孤儿院陪伴那些孩子。除了物质帮助，孤儿们也非常需要关怀，只需要有人紧紧地抱着他们，轻轻爱抚他们，这就足够他们感觉更幸福。还有一些家庭，每年春天雷打不动的家庭活动是去植树。从父母结婚的那一天种下一棵纪念树开始，年年如此，直到孩子出生、成长，为环境效力的同时留下了有意义的家庭纪念。还应该开始检点自己的环保自律性。例如改造家中的用水循环系统，节省每一滴清洁的水。如果到老了再觉悟，恐怕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偿还从大自然中消耗的、掠走的财富。
想想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每年的暑假都兴高采烈地打着（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大旗去各个地方参加志愿活动。这有点幼稚和喜剧色彩吧。不过年轻的热情和勇气让人怀念。
第二部分 行动清单篇见一个“梦中人”
练习英语会话的时候，有一次的题目是：如果你有机会邀请一位你崇拜的名人来家中做客，你会邀请谁？为什么？有人说自己想邀请拿破伦；有人希望见到曹雪芹或者金庸，问他们自己最喜欢的笔下男女主角是谁；还有的人希望邀请到自己喜爱的歌星“小甜甜”，顺便还可以给晚宴助兴……
想见到谁——自己视为偶像的名人或者某个特定的普通人，和有的人把去巴黎作为人生目标之一一样，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计划。
谁是你的梦中人
王菲一首经典的老歌《梦中人》，调子极其美丽。
也许你曾经的“梦中人”已成身边佳偶，那真是值得恭喜。可是35岁前我们还是希望安排一次见自己偶像的“仪式”，纪念青涩的少年时代，聊作记忆。明星出场时，一帮少年疯狂地哭喊，影迷会从深圳追到北京就为了看偶像一眼。罗大佑办演唱会的时候，三十、四十多的成年人还不是一样群集台下跟着他合唱、流泪。这种精神的极大满足竟成生命的辉煌时刻。好像我一直把我们一帮同学与金庸先生的合影摆在家中最醒目位置一样。
有人说35岁以前应该再见初恋情人一次。趁自己还姿色秀美时，如果开始长出了皱纹、白发今生就不要去见他（她）了。据说日本专门提供寻找“初恋情人”服务的公司业务十分红火。很多成年人已经结婚，生命中“大事已定矣”，也并不想真正改变目前的生活轨迹。但是仍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找到自己的初恋情人，看看她现在如何。或许两个人可以坐下来聊聊，不过这样做之前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否则表白心意以后尴尬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或者只是远远地看她几眼，以偿心愿而已。了结盘桓在你内心深处的种种耿耿与悲伤。还有的人说应该去拜会小时候的启蒙老师，见到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说起小时候的事情，再功利的人在这一刻都重怀赤子之心。念中学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还通过少年杂志交天南海北的笔友，通信好几年，后来大多弥散了。在整理旧皮箱的时候翻出了少年时的信件，可以再按着这个地址去找老笔友。他们大多数搬迁了，通过一点点线索去重新找寻的过程简直更有趣。当你像对待一项仪式一样郑重地去进行这件事的时候，不但是圆一个旧时愿望，简直会给自己平凡生命制造一个传奇。
很多人喜欢“漂流瓶”的传说。拿一个玻璃瓶，写下字条放在里面，然后封好，把瓶子扔进大海。几十年后有的人又捡回了自己小时候放出去的漂流瓶，机缘巧合得让人难以置信。最让人期待的是：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写在字条上，看看是否有海那边的某个陌生人捡到并且写信给自己。因漂流瓶而成就一段传奇姻缘的故事被拍成过电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就算没有年貌相当的对岸人来联络你，放出一个漂流瓶就等于自己创造了一个等待梦中人的可能，期望多年以后或许有个结果。
如何实现
你和金庸之间隔得有多遥远呢？如何能实现自己的会面计划？理论上一切皆有可能。
196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提出了一个“六度分离”理论。简单地说，该理论认为在人际交往的脉络中，任意两个陌生人都可以通过“亲友的亲友”建立联系，这中间最多只要通过五个朋友就能达到目的。这个看似非常简单，却又很玄妙的理论引起了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电脑科学家们的关注。他们研究发现世界上许多其它的网络也有极相似的“六度分离”结构，例如经济活动中的商业联系网络结构、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结构，甚至人类脑神经元结构，以及细胞内的分子交互作用网络结构。实际的来说，这个理论不仅仅可以用于改进移动电话网络或者互联网的交通状况，科学家还能借此更好地了解诸如传染病或社会谣言的传播状况。
米尔格伦当年采用的实验方法是让志愿者传递包裹。他随机选择了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的350多人，让他们把包裹送交波士顿的两个“目标”。当然，几乎可以肯定包裹不会直接到达目标，米尔格伦就让志愿者把包裹送给他们认为最有可能与目标建立联系的亲友，再一步步转递。
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始在互联网上进行了这个实验。他们建立了一个实验网站，终点是分布在不同国家的18个人（包括纽约的一位作家、澳大利亚的一名警察以及巴黎的一位图书管理员等等），志愿者通过这个网站把电子邮件发给最可能实现任务的亲友。从2001年秋天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来自166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志愿者在网站上注册、参与这项实验。结果一共有384个志愿者的邮件抵达了目的地，电子邮件大约只花了五到七步就传递到了目标。这个活动现在还在继续。
美国的一个脱口秀节目有一次请了三个大学生来参加，主题是证明好莱坞的任何其他明星与演技派男星凯文贝肯之间都能通过五个人联系起来。他们甚至成功的把已经去世了的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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