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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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同行业的最高水平；进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这种指导思想与长远规划中的高指标相结合，形成了脱离中国实际的经济建设的新跃进。

典型的表现有三个方面：

（一）盲目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度

1974年国家计委设想的1976－1985年十年远景规划中，提出了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这本来是不切实际的。从新中国建立到1977年，28年的积累只达到每百亩耕地拥有62马力农机动力的水平，农村用电量、化肥和农药用量都很少。要想在短短的3年时间中将这些指标提高6－8倍，达到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水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是，在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这次会议推动了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从小队到大队过渡。会后，为了购买农业机械，公社、大队向小队平调资金，生产小队拼命增加积累，加重了农民负担；各地方为加速农机生产，大力兴办五小企业，增加贷款，加剧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关系紧张。

1978年1月，中共中央将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他的报告》转发各地区、各部门执行。《报告》坚持毛泽东过去的号召，要求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使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为了推行农业机械化规划，同年10月，国务院设立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并要求各省、地、县迅速建立和健全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到1980年年底，农用排灌动力机械为74645万马力，排灌面积为673亿亩，化肥年施用量为1269，4万吨，拖拉机拥有量为744865混合台，手扶拖拉机有1784万台，机耕面积为615亿亩。除排灌机械动力和手扶拖拉机数量以外，大部分指标未达到预定的目标，并且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急躁冒进的情况，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质量。

（二）过大的积累比重与比例结构失调

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十年经济发展规划以后，1978年为了组织新的跃进，不断加大建设规模，4月份追加投资52亿元（其中属挖潜改造108亿元），9月份又追加投资48亿元，主要用于煤、油、电和交通运输部门。这一年财政收入增加200亿元，基建规模由年初的332亿元增加为415亿元，全年完成投资501亿元，比上年增加119亿元，增长31％。在建项目中5万元以上的达65万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23个，比上年增加290个；全部建成投产99个），完成这些项目总投资需3700亿元。按当年投资项目的总规模与年度投资相比，今后不再上任何新项目，完成全部投资需要8年时间。为支持如此巨大的建设规模，当年积累率达到365％，是自1953年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除1959（438％）、1960年（39，6％）之外最高的年份。在投资结构方面，重工业过重，农业、轻工业过轻的情况依旧。在十年规划中，生产性投资占826％，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为106：58：

（三）引进项目规模过大，实施过急为了实现

十年规划的各项要求。在新跃进的思想指导下，加快了国外设备技术的引进。1977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的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本来是此后年的任务，所需外汇为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的基建投资为400亿美元。而在年国务院务虚会上，再次强调要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以致当年就确定从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等国家引进以钢铁、石油化工、化纤、化肥等为主要内容的22个大中型项目，引进总额为78亿美元，当年用汇需117亿美元。1977年，我国出口额为795亿美元，进口额为721亿美元，进出口规模很小，贸易顺差更小。当时，我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尚有两个禁区。第一，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贷款不干，只有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商业贷款；第二，外商在中国投资不干。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支付到货的设备款，中国银行用吸收海外存款和从欧洲金融市场筹措贷款的办法共筹集到51亿美元，其中欧洲金融市场的贷款，年利达15％－16％。而且，按引进l美元国内配套建设4－5元人民币计算，这些项目建设全部投资需500多亿元。致使国家财政负荷过大。

此外，由于对引进要求过急，确定这些项目时，对国内外情况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如能源供应酌可能，设备分交的可能，建设新厂与改造老厂的关系等，有的项目未经充分论证就仓促上了马。

这些问题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新的困难，加剧了原已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比例失调。

二、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和效益低下的问题加剧

1978年，国民经济各方面关系非常紧张，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进一步加剧。

具体表现为：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进一步失调。由于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农村中也强调农田基本建设，积累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所占比例不断升高，使人民生活难以改善，虽然1977年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还是低的。特别是农民，由于我国长期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仍然较大，他们的收入压得很低。

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同时，由于基本建设中往往只重视生产性建设，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住宅，文教卫生、城市公用事业方面的欠账也很多。1978年，全国人均消费粮食斤、食油32斤，低于1949年的409斤和34斤的水平。人均住宅面积也低于解放初期的水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政策遗留下来的城镇青年回城就业，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1978年全国约有2000万人等待就业，其中大中专毕业生和家居城市的复员转业军人105万人，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320万人，插队返回的知识青隼700万人，城镇闲散劳动力230万人。在这2000万人中，1978年急需安排的就有800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分配中片面强调高积累，不断加快重工业建设，不仅有关人民生活的问题和吸收劳动力就业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且在基建膨胀过快的压力下，国家财政收支难以平衡，不得不继续挤市场，挤人民消费，使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更加突出，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农轻重比例与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的问题也进一步加深了。1976－1978年这三年，在净进口粮食265亿斤的情况下，还挖了粮食库存80多亿斤。1978年与1976年相比，粮食进口增加了27倍，棉花进口增加了17倍，砂糖进口增加了13倍。1978年进口的粮棉油糖花了21亿美元，相当于进口总额的1／5，市场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不能满足人民需要。

交通运输紧张的情况也没有缓和，主要铁路干线一些薄弱区段的运输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50－70％；港口装卸能力严重不足，1978年因港口积压货轮的时间超过规定期限，损失了8700多万美元。由于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统收统支，统购包销及分配中的大锅饭问题十分严重，宏观经济结构不合理，加上全国还有1／3的企业比较混乱，生产秩序不正常，因此经济效益仍然很低。1978年在全国重点企业主要产品的30项质量指标中，还有13项低于历史最好水平；38项消耗指标中有21项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全国国营工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比历史最好水平低1／3，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的占243％，亏损额高达375亿元。流通领域中物资紧缺与积压并存，1978年全国商品库存中，质次价高、冷背呆滞、残损变质的商品，总值达100多亿元。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效果很差。1978年施工的1773个大中型项目，只有99个投产，投产率58％，与效益极低的1976年相同。

严峻的现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老路子难以为继，必须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指导思想上彻底作一番清理，实事求是地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新途径。

·3。思想解放与工作重心的转移

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使人们重新思考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不少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如何估价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经济理论界首先开展了澄清是非的讨论，党政领导则在1978年7－9周间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讨论怎样加快现代化建设。思想解放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改变了五五计划后期的实施历程。

一、经济理论的拨乱反正

在1977年冲破两个凡是，解放思想的过程中，理论界通过揭批四人帮，开始在商品经济、按劳分配、生产力和经济规律四个理论问题上辨明是非。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显出来：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将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推至极端，将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

这些错误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孙冶方、顾准、卓炯等自50年代以来有过多次论述；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尽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在经济理论讨论中，1977年下半年的《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和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可看作是代表政府对理论界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讨论所作的全面的总结。前一篇文章明确认为：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遇；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后一篇文章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得到了邓小平的好评。但是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专门点了这两篇文章的名，说：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还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中宣部把好关。不过对文章的指责和批评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是支持和响应。三中全会前，在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已经开始考虑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等涉及到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1978年6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要把提高管理水平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要。胡乔木的文章《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针对当时高指标、大口号等一些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指出：现在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工农业经济工作的干部不承认或者实际上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不承认经济规律，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以为这就是政治统帅经济。这些同志忘记了，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不能在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以外，自己创造出另外的什么规律来强加于经济。文章还谈及实行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的作用以及其他类似的办法。经过国家计委党组的同意，薛暮桥于1978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过去20多年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所遭受的挫折和损失，特别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客观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