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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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盲目开展移山遣田？填湖填海造田？菜农种粮经济作物上山等大规模活动，使原本正确的生产经验也走向反面。其次，不顾各地经济实力，开展大会战人海战术，不讲经济效益和科学技术，长官意志横行，使得一些地区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社员疲惫不堪，收效却甚微。再次，有些地区，违反保持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带来了不良后果。如湖北原有千亩以上的湖泊1066个，总面积833万公顷，由于围垦造田及筑坝建闸使水位降低，到1977年只剩下326个，总面积20，26万公顷，减少了76％。各地着名的大湖泊如洪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滇池、乌梁素海等在这一时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成为我国90年代长江、松花江等流域频繁发生洪涝灾害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五计划末期，学大寨由前期的政治运动号召发展为有组织的长期农业规划。1975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是方向，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这样，许多极左思潮严重的地区也率先提出了穷过渡的口号。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农业经济遭到严重影响，在缓慢发展中形成了两次大的波动，出现了1968年…1972年的负增长。1968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45％，粮食减产4％，棉花持平，糖料减产18。1％。1972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粮食减产39％，棉花减产7％。这两年负增长自然有其客观原因：1968年是因为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动乱严重冲击了农村，1972年遭受了自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大旱灾。但总体上看，1967年至1977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仅为2％，比至1995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的43％低23％。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不及43年间年均递增速度的一半。

由于周恩来、邓小平强调落实政策的务实思路的努力，三五、四五时期农业经济与文化教育、工业、科技等方面相比，受文化大革命破坏相对小些，并不是濒临崩溃的边缘。特别是四五时期发展比较稳定。但务实思路在当时错误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采取守势，以调整和继续坚持农业六十条的方式，在争取毛泽东认可的前提下进行的。

1970年8－10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现有三级所有、队力基础的制度及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指出绝不能照抄照搬大寨一些具体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上的经验，对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些地区搞穷过渡

的错误做法起了抑制作用。会议还讨论形成了《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各地在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中采取了一些措施：适当划小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的规模，禁止一平二调；恢复劳动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制度、小包工制度；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开展农、林、牧、副、渔业多种经营；刹住没收自留地之风；采取措施鼓励社员的家庭养猪等等。11月28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转发会议报告的批语，要求各地联系四五农业规划，制定1971年农业发展计划。

1971年9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分光吃尽，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强调指出：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公共积累不要一下子增加过多，要使农民在增加生产基础上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方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还提出：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当年，中共中央决定适当提高花生、油菜籽、芝庥、大豆等部分油料、油脂和糖料收购价格，发出《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纠正一些地区购过头粮的错误，对鼓励农民增产粮食和多种经营起了积极作用。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各行各业整顿工作。8月18日，他在讨论《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时重新提出了他1964年制定三五计划时的指导思想说：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我给四川的同志写过信，告诉他们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在当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不顾江青的当场反对，针锋相对地严厉批评了农业的落后现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了我们国家的后腿。

1975年成为学大寨主体思路和务实思路直接交锋的一年。毛泽东内心是赞同穷过渡的平均主义主张的，但大跃进刮共产风造成的严重饥荒，也使他接受了沉痛的教训，比较谨慎，即使在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仍然肯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规定，强调要备战备荒、广积粮，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

两种思路都在积极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8月24日。陈永贵向毛泽东报送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中，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制势在必行。毛泽东将此批给邓小平，要求在政治局讨论一次。坚持务实思路的领导干部们对此进行了抵制。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期间，与会的大多数地方领导人都不同意陈永贵的建议，将其搁置起来。

总的来说，在当时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困难条件下，务实思路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上进行照顾农民利益的政策调整，不可能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满足农民的根本要求。正是由于中央正确力量中这些对发展农业的努力和纠正错误，使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农业经济仍然有一定增长，特别是粮食实现持续增长，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仍从1965年的544斤增长到1978年的6374斤，增长17。2％。但即使比较稳定的1970至1975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也只是34％，仍低于1952至1995年43年的年均递增速度。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农业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社队企业的崛起。这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有关。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回信作了重要指示，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主要内容是：

只要在役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

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一来，军学、军农、军工、军民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一来，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五七指示对农业、农村、农民提出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这对60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局面时中央提出的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是一个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这种要求在宏观指导思想上反映了毛泽东的超越社会阶段的消灭三大差别构想，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政治环境中又被极端宣传和强制推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设想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并且把这种形式由农村推广到城市，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衣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将幼儿园、敬老院、公共食堂、学校囊括于其中的人民公社，就是他理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从此时起，他头脑里已经大致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

正如他所说，五七指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少年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不同的是，提出了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这一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致，产生了客观上起到严重破坏作用的影响。要求全国人民都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这无疑是在提倡消灭社会分工。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送到五七干校长期从事简单劳动，教授放牛、专家挖土的荒诞现象比比皆是，学校成为工厂和生产队的附属，只能学习和教授三机一泵等实用劳动技能，而大学直接从工农兵中招生，甚至由他们来办学讲课。

然而，这种牺牲城镇人口利益的做法，并没有给农村带来任何好处，农民却以他不曾注意强调的另一口号悄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发展社队企业。这样，在同一个目标下，出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怪异现象城里人被迫务农，农民却渴望做工。

70年代初期，农村出现了需耍而又允许社队工业（主要指农村公社以下的集体工业）发展的环境。首先是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人民公社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使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沿海人口密集省份的农业劳动力出现多余，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多余的人口急需寻找出路。其次是国家号召实现农业机械化，但又拿不出较多的资金予以扶持，只能允许一些农村地区企业自己扩大生产解决。再次是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效益始终不高，不能满足城市和农村的产品需要，市场出现了较大的缺口。最后，1964年、1969年两次三线建设高潮和下放企业运动，使得大批工矿企业或者迁移到偏远农村地区，或者下放给地、县一级来管理，增加了农村地区的资金和设备使用权力。随着开展这些建设和运动及兴办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批科学、文化、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地区，带来了兴办企业的知识力量和市场信息。

最根本的一条，当然是农民自身利益的驱动，他们从长期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从没有国家计划供给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造成的困苦中，看到了发展企业可能带来的巨大好处，而逐渐试图挣脱几千年种地搞饭吃的束缚。于是，从70年代起，因地制宜，不需国家投资的社队集体工业以毛泽东1966隼提出的农业机械化要求和五七指示中亦工亦农的设想为理论依据，在夹缝中艰难地走出了一条路。

1970年，全国北方农业会议提出，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求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这一指导方针给被捆绑在单一农业上的各地农村提供了红头文件。江苏、浙江、广东等历史上有传统手工业的省份首先行动起来，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工业。以江苏省为例，社队工业总产值1975年已达2244亿元，比1970年的696亿元增长222倍，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社队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33％上升到93％。这些社队工业的特点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工业为农业服务；为城市工业加工服务；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适应了当时农村较低的生产力状况，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许多城市工业纷纷停产闹革命，多数社队工业仍能坚持发展生产。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发展社队工业也被指责为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一打三反运动将其视为钻国家计划的空子，投机倒把。一些社队工业因此而夭折，但在广大农村社员干部的抵制下，多数仍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四五计划时期，部分中央领导人对社队企业的认识开始有了大的转变。1974年12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看到湖南省社队企业局的两个材料，写信指出i社队企业有如烂漫的山花，到处开放，取得7可喜的成绩。他要求加强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全面规划？社队企业就会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向前发展。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受此鼓舞，1975年9月5日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改变1962年中央关于公社工作六十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