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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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1380亿元，下降5％。除原油、煤炭和棉纱外，其他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部分都比上年减产。粮食减产4％，棉布减产2％，钢减产12％，发电量减少75％，化肥减产32。4％，木材减产14。1％。全国货运量1032亿吨，比上年下降69％，其中铁路货运量为41亿吨，下降28％；公路货运量下降10。4％。全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041亿元，比上年减少208％。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946亿元，比上年减少17。7％，仅相当《1968年基本建设计划（草案）》中155亿元投资计划的61。3％。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45。9％，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低的一年。国民收入完成1415亿元，比上年又下降了65％。与1966年相比，这一年杜会总产品减少141％。其中，粮食减少2％，棉布减少18％，原煤减少12％，发电减少13％。国民收入减少132％，财政收入减少以1953年至1965年13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年和1968年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应达到5220亿元，而实际这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1198亿元。两年中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100亿元。1969年年度计划的制定仍然面临着流产的危机。周恩来原希望1968年12月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能够制定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但这次会议却成了大批判会，计划没有定出。12月26日，周恩来心情沉重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他只好安排余秋里先搞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直到年2月16日，全国计划会议才由新成立的有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参加的计划起草小组筹备，以座谈会的形式召开。这种年度计划当年第一季度才能开会确定的不正常现象一直持续到1973年文化大革命对计划工作的破坏，还表现在砸烂和批判计划管理规章割度，使无政府主义、用革命压制生产等极左思潮严重泛滥。

以1967年夏季为高潮，掀起了针对经济管理制度包括计划制度的大批判。6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评工业七十条》

的长篇文章，把196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说成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并罗列了大批罪名：规定企业是经济组织，任务是生产，这是抹煞阶级斗争，鼓吹生产第一。规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总工程师对技术工作的总负责，是取消党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专政。强调按劳分配，是钞票挂帅。强调经济核算、增加赢利，是利润挂帅。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是大搞资产阶级管、卡、压。提倡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是崇洋媚外。8月2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联名发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比较全面地对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进行否定。文章给刘少奇开列了反对政治挂帅和反对群众运动两大罪状，说他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让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支配一切。他1949年在天津讲话和1962年批评群众运动一哄而起，是一长制，专家路线的资产阶级专政。11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长篇文章，不点名地攻击刘少奇以建国以来的许多经济主张，是富农经济的狂热鼓吹者、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三自一包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针对计划工作等的许多专门批判文章。其后果，是为砸烂合理规章制度、鼓吹停工停产的无政府主义动乱提供了理论依据。

1969年，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九大，制定今后国家政治和经济的方向。康生、张春桥等人又发动了一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大批判，甚至引起了通过文化大革命形成的中央领导核心的争论。2月，毛泽东委托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撇开张、姚，按照林彪意见自己起草，拟定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共拟了10个标题，中心思想是要掀起经济建设高潮，证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张、姚则攻击陈鼓吹唯生产力论，认为稿子不能用。毛泽东决定由康生和张、姚另写。后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张、姚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中心的稿子，陈的稿子被搁置一边。毛泽东表示，张、姚稿基本可用，但要做大修改。陈伯达十分不满，说张、姚稿是一个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严厉批评7陈，说他脚踏两只船。尽管毛泽东批评陈伯达另有政治原因，是因为他从江青集团投靠了林彪集团，但也可看出，当时主张规划经济是何等的困难

·4。三五计划后两年经济建设和计划执行情况

一、在战备中掀起高潮并得到勉强完成

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因文化大革命而一直中断的全国计划会议以座谈会形式在北京召开，讨论1968年12月经周恩来指示，由军代表、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十余人计划小组草拟的《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简称1969计划纲要）。会议期间的3月上旬，中苏两国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大规模边界武装流血冲突，由此全国掀起了大规模战备高潮，以战备为主要任务的三五计划建设迅速得到恢复、扩大。会议在讨论1969年计划工作主要任务时，强调要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重申了文化大革命前三五计划对三线建设的部署。

1969计划纲要对1969年主要生产指标的安排是：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粮食比上年增长6％左右，棉花增长10％左右，钢产量1600万至1650万吨，煤炭亿至28亿吨，发电量980亿至1000亿度，棉纱1000万至1050万件，棉布85亿至亿米，铁路货运量58亿吨。基本建设投资安排193亿元，施工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乡个，安排全部建成投产的项目约260个，部分建成投产的约130个。财政收支初步安排各为570亿元，计划新增工人150万，社会商品零售额约770亿元：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以大乱改变原有社会政治状况的目的已初步达到，现在应该走向大治。为了证实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必须改变两年来经济停滞、倒退的状况。因此，他在中共九大期间强调在各个领域都要落实政策。尽管这种落实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带有肯定大乱的强烈色彩，但较之以前公开号召造反？夺权，对恢复经济建设是有利的。

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两方面的果断措施，推动三五计划建设重新在全国大规模铺开。

（一）发布各种通令，整顿生产秩序，恢复和加强全国各地区的经济计划

领导班子，对仍然发生动乱的地区进行强力整顿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严重武斗发出布告，要求各方立即无条件地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据点，实行归口大联合。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军民立即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坚守岗位，执行命令，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命令并重复了7月布告制止武斗的内容。这两个布告和命令与上年的制止武斗布告相比，不容置疑地强调了在战备要求下加强团结和恢复生产秩序，并具体规定对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不按期返回的人，必须作出经济和行政处罚。这些部署和措施，为三五计划建设的恢复发展，提供了保证。

1969年5月30日，国家建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成立地区三线建设委员会的报告。报告说，三线建委的主要任务是：1协助各省制定三线地区的发展规划，进行地区基本建设的综合平衡和协作配合。2组织各省执行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三线建设计划。

对三线地区的施工力量、设备材料和物资运输等各项工作，统一指挥，统一调度。3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审批重点建设项目的选厂定点。4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推动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工作。这实际上是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瘫痪的地方计划领导部门。

（二）针对一批被停顿的三五计划重点工程，连续批发文件，召开相关会议，组织军队参与接管，严令限期完成

1969年5月12日，周恩来指示：非常时期，成昆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突行军管，统一指挥，加速施工。随即，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即520指挥部成立，铁道兵副司令员何辉燕出任总指挥。年底，中共中央又发出成昆铁路务必于1970年7月1日通车的命令。被中断近两年的成昆铁路工程重新快速全面上马，投入40万解放军官兵和职工、民工一起上阵。

6月26日，国务院批准石油工业部提出的《关于在湖北省江汉地区组织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8月1日，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正式成立，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任指挥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张显扬任副指挥长。

5月，会战结束，共钻井1065口，获得工业油、气井145口，发现气田，达到了年产万吨原油生产能力，建成荆门炼油厂。

9月13日，国务院转发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丹汉输变电工程的总结报告》。这项工程从丹江口到武汉，全长415公里，1968年12月动工，于1969年7月全部建成送电。国务院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号召各地要学习他们的经验。

10月28日，国务院批转一机部军管会《关于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的报告》。第二汽车制造厂是毛泽东指示批准的战备工程，厂址由周恩来亲自审核批准，定于湖北十堰地区，产品蚁军为主，军民结合，主要计划年生产25吨、35吨军用越野车45000辆，相应生产5吨民用载重车55000辆，总规模定位为年产10万辆。由于文化大革命，二汽建设一度中断。报告指出，这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各方面要大力协同，紧密配合，保证在1972年按期完成成批生产军用越野汽车的任务。

11月14日，国务院指示冶金部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关于攀枝花工业区的建设报告。16日，冶金部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问题》的报告，汇报了加快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准备工作。经过艰苦努力，1970年攀枝花第一座高炉建成出铁，1971年出钢。

1970年3月1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铁道兵《关于修建襄渝、京原、成昆线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李先念、余秋里召集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及中央有关部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铁路修建指挥部，铁道兵全线投入8个师、两个独立团增加到13万人，今年计划上民兵45万人，明年秋后上到70万人。在几十万军民的艰苦努力下，年6月22日，成昆铁路南北两端施工大军胜利会师，南北两段铁路在礼州接轨。7月，成昆铁路全线通车。1973年10月1日，襄渝铁路建成全线通车。

1970年8月2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8月至18日，在北京召开两条铁路建设会议，建议成立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总指挥部，由广州军区陈海涵任总指挥、昆明军区徐其孝、交通部苏杰、圉家计委刘炳华、商业部贾一民任副指挥。湖南、贵州、广西分别成立铁路会战指挥部。会议结束后，两条铁路都于11月开工。1972年10月1日，湘黔铁路建成通车。

采取这些有力措施使一批被文化大革命耽搁的三五计划重点项目重新得到上马，虽然这是以战备的非正常取代了无政府主义的非正常，但毕竟使全国经济建设能够相对有序地进行。于是，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之后，掀起了一次经济建设高潮，国民经济有了缓慢的复苏。【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69年，国民经济扭转了1967…1968年连续两年出现倒退的趋势，计划完成较好，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工农业总产值24955亿元，比上年增长23。8％，比1966年增长72％其中农业总产值642亿元，比上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18535亿元，比上年增长34。3％。除粮、棉外，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当然，这些成绩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1969年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达到1966年的水平。钢产量、铁路货运量、粮食产量都低于1966年，财政收入比1966年还少31。9亿元。

1970年是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为了尽快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计划进度滞后状况，从年初起，经济建设掀起了一炀跃进。3月29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宣布：工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全国蓬勃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