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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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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家下放给非专门机构和非专业官员。由于当时的地方干部大多不懂经济管理或对其知之甚少,其思想和行为盲目性更大,成为地方上高指标、瞎指挥盛行的重要原因。

三、国家计划实施出现混乱与投资效益遭到破坏

大跃进开始不久,经济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就暴露出来。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根源所在,纠正的过程几经反复,到了1960年,国家计划实施的混乱状况及投资效益下降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产业结构明显失衡。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武昌会议,面对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压缩空气,要降温,要压低指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压低指标很难做到。

1959年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反左。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读政治经济学,讨论形势、任务、体制、综合平衡、学会过日子、产品质量等19个问题。会议开始阶段称为神仙会,主要是分组交流情况,各抒己见。但是自从7月16日在会议上印发了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的信供各组讨论开始,会议主题急转弯。7月23日毛泽东讲话要反右倾,会议由纠正左的错误转变为反右倾。1960年重复大跃进的口号,提出搞开门红,重提几个大办,共产风又刮起来了。

三年大跃进期间,工业生产搞了高指标,与此相适应,基本建设就要大铺摊子,乱上项目。用基本莲设的扩大规模来保工业生产的高指标。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又要求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搞高积累。1958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267亿元,比年的138亿元增加近一倍,1959年、1960年进一步增加到314亿元和384亿元。导致1958-1960年三年期间全国总计积累基金分别达到397亿元、558亿元和501亿元。

积累率分别上升到339%438%和396%。远远高出了八大提出的25%的适当比例。这对于1958-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仅1307亿元、1439亿元、145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200多元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高的。

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高征购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国民经济陷入了危机。

首先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继续加剧。如前所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人民的消费水平下降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了22%。工业内部各部门的比例失调,钢铁工业挤占了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各项比例的失调,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衡,财政赤字增加,市场供应紧张,入民生活困难。

破除繁琐的规章制度,发展成冲击一切管理秩序。在大跃进的声势下,把所有借鉴苏联的投资管理办法,统统当作迷信加以破除,造成了基本建设投资管理的严重混乱。先勘察、后设计,先设计、后施工的科学建设程序,被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或四边(加上一个边生产)取代,刺激了许多项目草率上马。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左的口号下,一些小炼铁厂盲目发展炼钢,机械行业的一些配件厂盲目转产主机,纺织工业的一些专业厂盲目追求全能。由于建设条件不具备、工艺技术不过关、产品质次无销路,造成一些项目边建、边改、边拆、边废,不少半截工程骑虎难下。同时,把经济核算制当作繁琐哲学去废除,一些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取消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推行以表代账,甚至搞了无账会计。由于取消了成本核算,许多工程造价无从考核,同类工程的成本在企业之间相差悬殊。一个企业内部的同类工程造价陡升陡降,掩盖着大量损失浪费。由于削弱了财务管理,许多单位的财产管理混乱,盲目采购造成大量积压。管理混乱给贪污盗窃分子以可乘之机,财产丢失相当普遍。迄至1962年清仓核资时,基本建设和施工企业财产短缺和损失浪费被迫核销3忆多元。工业生产的正常秩序的破坏使企业管理陷于混乱,原材料、能源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下降,库存积压严重,流动资金大量增加,成本提高,利润减少。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分散了财力、物力的使用,使建设项目延长了建设周期,长期形不成生产能力,大大降低了投资的经济效果。

更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业生产搞高指标,相应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多种形式向农民平调。据估计,当时各地各单位平调农民的资材共达270亿到300亿元(包括大办钢铁平调的资材在内)。农业生产搞高指标,还带来了高估产、高征购。如1959年粮食商品率由过去的20%左右剧增到40%。农业上的高估产、高征购,使农民口粮困难,牲畜缺乏饲料。从1959年起,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粮食产量仅有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只有2877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农业大幅度减产,造成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开工不足,又引起轻工业生产下降,市场商品供应不足,从而扩大了祉会购买力与消费品可供量之间的差额。1958年与1957年相比,消费品可供量仅增加178亿元,而社会购买力却增加561亿元,两者之间的差额近40亿元。1960年比1959年,消费品可供量减少742亿元,而社会购买力却增加295亿元,两者之间的差额达到100亿元以上。1960年的消费品可供量仅及社会购买力的879%。市场商品供应不足,刺激了物价的上涨,从而导致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0年全国平均农民消费水平比1958年下降25%左右,1961年职工平均消费水平比1958年下降左右。

虽然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由于浮夸风的泛滥,各地粮食产量虚报为连年增长(而且增幅很大),造成一种虚幻的假象,加上城镇职工人数大幅度增长,使征购粮食连年增加,一减一增,使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跌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从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由于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死亡率上升到新中国建立后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3%0,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绕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l00‰的有40个县。由于生活困难,营养不良,很多妇女出现妇女病,生育率大幅度下降,造成人口亏损局面。

三年大跃进时期在经济上,特别是工业与国防尖端科技方面仍有显着成绩。许多新的工业基地、工业部门和工业技术确是在这时开始产生的;国防工业和一批当时的国防尖端科技是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诞生的;工业建设的遍地开花也为以后的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总的来看,它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经验教训极其深刻并具有典型意义。如果领导决策尊重经济规律与科学方法,将全国人民高涨的建设热情引1963年年底全国人口数为69172万,1964年年底为70499万,全年增加1327万人。而1964年全年自然增长率是27,64%,增长人数应为1930万,比总人口增长数多出603万。这603万人的虚数如何产生的?根据1964年6月30日人口普查时人数69458万人计算,上半年增加286万人,下半年螬加1041万人,两者的比例显然不合理。问题就在于,这多出的603万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销而留下的虚假数字。普查已经把这部分扣除,而1963年年底人口数包括这部分人。实际上,1964年上半年增加人数应是889万。这批死亡人数主要是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下来的。如果把这603万死亡人口考虑进去,年前后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0‰左右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去,必能减少损失、提高效益,取得更加骄人的业绩。

·5。报个老实数字与三年补充计划的提出

一、计划要建立在老实数字的基础上

1958年910月份,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达到顶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严重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8年11月初和11月下旬,中共中央分别在郑州和武昌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降温工作,接着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阐述了几个重大的政策和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纠正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明确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肯定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和货币仍应起作用;纠正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肯定了按劳分配原则。会后,虽然制止了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是共产风和高征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接着,中共中央又连续召开会议,制定政策,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确认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强调各级干部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纠正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察觉到大跃进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浮夸风、高指标,尤其是钢铁生产的完不成的高指标,迫使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并提醒大家不要相信假话,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也破除了。根据这些精神,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钢产量由2700万-3000万吨降为万-2000万吨;生铁由4000万吨降为2900万吨;机车由30万台降为13万台;原煤由37亿吨提高到38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由360亿元减为240亿。-280亿元。全会还提出,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要提倡切实的计算、安排和检查,反对浮夸,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致,尽可能接近和符合实际。

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进一步讨论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落实问题。会议承认在个别地方出现了比例失调现象,原材料供应比较紧张,副食品和日用百货供应不足。会议提出。要抓好副食品生产和轻工业生产;要优先发展原材料工业,特别是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等采掘工业,使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各项工作的安排首先是为了确保钢、煤、粮、棉四大指标。

同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结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从工作方法的高度发表讲话,提出做计划要留有余地,多谋善断,多谋就是多听不同意见。会议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又作了调整:钢产量由2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原煤仍为38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限额以上项目削减个,由1500个减为1000个;粮食和棉花维持原来的指标。这个计划草案经全国人大二届一次审议批准。尽管这个计划的主要指标有较大幅度下降,但增长速度仍然很高。

与195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规定为2870亿元,增长40%。其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为1650亿元,增长41%;农业总产值为1200亿元,增长39%。钢比1958年再翻一番。

粮食、棉花、甜菜、花生、油菜等主要农产品,以及生猪的饲养头数也比1958年增长40%以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58年的214亿元增长26%以上。所以这个计划仍是大跃进的继续。

会后,毛泽东对压缩后的指标能否实现并不放心,又委托陈云进行研究。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连缤听取冶金部6次汇报,经过分析研究,于5月11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建议: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要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总的精神是稳住阵脚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报告还提出: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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