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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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币，相继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到1956年3月底，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
截止到1956年底，全国公私合营的私股为24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17亿元，商业6亿元，交通运输业l亿元。按照政府与工商联共同商定的意见，对上述私股实行定息，年息5％，由政府统一发放，先规定发10年，然后视情况再定。据1957年统计，全国拿定息的私方在职人员81万余人，平均每人每年拿定息148元，由此可见当时的私营工商业规模是很小的。
·7。一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长与波动
一五计划既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中国大规模现代经济建设的开端，由于缺乏经验，在此期间，经济增长在保持较快速度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波动，尽管这些波动与后来相比，比较轻微，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其间产生的认识分歧，却对后来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同时，从对波动的分析，也可以比较具体地看出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
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
1953年是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后，终于放手进行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同时，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同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又迫使美国签订了停战协议。
这一切政治经济上令人兴奋的大事。都大大调动了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的热情和干劲，从而在全国范围形成了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气氛和经济建设热潮。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一五，划胜利完成，中央要求各级党委要像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工作一样，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支援工业建设。1953年，中央撤销了各大行政区的工业部，把干部和技术骨干充实到中央各工业部门及企业，同时，还从各方面调集了大批干部加强工业和基本建设。
一五计划期间，仅调剂到重工业部门的省、地、县三级干部，即达8743名，其中省级干部54名，地委级干部1822名，县级干部6867名。以致1953年和1954年不少地区反映，因县及区优秀干部被抽调走降低了当地干部的素质。
钢铁是大工业的基础，根据一五计划，我国不仅要扩建当时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还将兴建两个新的钢铁基地，即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而鞍钢的建设又是一五计划钢铁建设的中心（三大工程列为156项重点建设），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了如果支援鞍钢的号召，全国共有55个城市、199个企业从人力、物资、设备等各方面支援了鞍钢建设。鞍钢在三大工程建设中，一方面推广苏联的快速施工经验，一方面又发动中国的新、老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献计献策，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了许多好的施工经验，使工程出现了高速度。1953年12月26日，鞍钢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建成投产典礼，并向中共中央报捷，毛泽东亲自复信祝贺。1953年鞍钢建设的高速度、高效率也振奋了全国人民。
汽车是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它是几十个工业部门的综合产品，代表着一个国家工业体系是否建立和综合发展水平。旧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汽车制造业，最大的成就是30年代政府曾进口了一些奔驰牌载货汽车散装件，组装了2000多辆汽车。
1953年7月15日，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举行奠基典礼。长春一汽的兴建，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和工业综合水平的迅速提高。
在经济建设中，最缺乏的科技人才是地质人员，因为资源普查是开展经济建设酌前提，对国家的经济资源不清楚，就无法制定科学的决策。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地质探测工作量在1953年大幅度增加，其中钻探、地质、地形测量超过1952年10倍，槽探、洞探超过1952年23倍。为了集中力量，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国家决定由地质部统一调配人力物力，到1955年底，地质勘探的职工人数已由1952年的19万余人增加到116万余人，岩芯和石油钻机台数也由596台增加到2472台。从我国开始有地质工作的1907年起到1949年解放时止，总计钻探进尺不到15万米，现在一年即可达到120万米。
在广大的农村，同样掀起了经济建设的热潮。1952年我国第一个农民代表团访苏和中苏友好月期间新闻媒介对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生活的大量报导，使农民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景充满美好希望，积极支持国家的工业建设。1952年冬至1953年春，农村开展了兴修农田水利设施的热潮。在发展农业方面，国家将科技工作放在突出的地位。
1952年只有农业技术推广站232个，1953年即增加到3632个。另外，在防治农业病虫害、推广良种、推广新式农具方面也都做了大量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方面，1953年总缩了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尽量避免了形式主义和虚报浮夸。
1953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不能容许有假的劳动模范》的社论，提出不要害怕揭露了假劳动模范会使工作受到损失，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1953年，全国参加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除了全部国营农场和393万个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约2900万农户）外，还主动吸收了不少单干农户参加。
1953年秋冬，党又在农村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使广大农民，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明白了工业建设与农业发展的关系，降低消费以积极支持国家工业建设，1953年秋粮食统购统销得以顺利实施和合作化迅猛发展，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稳步前进方针的提出和实施由于1953年是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端，又是一五计划的头一年，从上到下都想多搞点建设，多上些项目，加上当时缺乏经验，对国力和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了解不够，从而使1952年底制定1953年的经济建设计划时，把基本建设的盘子定大了。11月3日，中财委下达的1953年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及贸易的计划控制数字为：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3％，其中生产资料产值增长29。3％，消费资料产值增长18。1％；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3％。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75％。1953年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492个。上述增长指标的制定，是与中财委1952年8月提交给中央《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中的指标有直接关系的（该文件提出一五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0％，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9％）。
二、1952年11月，中财委下迭
1953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要求1953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3％，其中生产资料产值比1952年增长29。3％；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3％。由于中央将经济增长和基本建设的指标订得较高，各部门、各地方的建设热情也高，因此在1953年上半年出现了经济过热、市场紧张的现象。即周恩来所说的小冒了一下。
小冒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财政方面，预算收入打得过满，在增加收入时考虑不周。1953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薄一波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报告提出：1953年的预算总收入为2335亿元，比1952年增长23。3％，总支出也是2335亿元。上述预算收入不仅过满，而且已将1952年的财政结余30亿元列为当年财政收入，并且按照这个收入盘子安排财政支出。但是由于1952年的财政结余已经作为财政金库存款放在中国人民银行，而人民银行已经将其作为信贷资金贷放了出去，这就犯了一女二嫁
的错误，使预算的盘子打大了。到1953年6月，国家财政赤字根据预算收支计算已近30亿元。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支持大规模经济建设，财政部于1952年9月决定修正税制，以保证榄收增加。1953年1月1日，新税制开始施行。由于新税制加重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负担，加上时逢年关和宣传工作没有跟上，引起市场紧张和部分国营企业的不满。
（2）在基本建设方面，投资摊子铺得过大。由于1952年基本建设工作不够理想，各部门、各地方都想在1953年多搞些基本建设，因此在编制1953年预算时，就将上年的财政结余30多亿元列为当年收入，扩大了基建规模。又看到国营商业部门1952年的库存比1951年增加了24亿元，因此又通过压缩库存、挤出流动资金来安排基本建设。同时，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益，也盲目地上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项目。结果，1953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计划比1952年增长了75。5％，但是实际比上年增长83。7％，职工总数比上年增加了15。8％，工资总额增加了31。8％。而同期重工业产值则比上年增加37％，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7％，其中粮食产量仅比上年增长18％，棉花反而比上年下降99％。由于基本建设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大大超过了农副产品的增长速度，结果使得1953年市场供求关系紧张。
（3）在商业和金融方面，为配合基本建设的资金需要，银行和国营商业部门过度压缩了商业库存和流动资金，引起生产和流通的不正常。1952年底，由于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库存增加，由于对物资储备和平抑物价的作用认识不足，在国家强调经济核算和基本建设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认为商业库存过多（1952年底，国营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比1951年增加72。7％，达到75亿元）。因此，国营商业部门于1953年1月共同决定压缩库存和流动资金（当时称之为泻肚子）并估计可以挤出30亿元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支援工业建设；银行则计划收回商业贷款20亿元，支持财政动用上年结余。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国营商业部门纷纷压缩库存，一方面对国营工业企业的某些产品和农副产品少购少销或不购不销，另一方面则大力推销库存商品甚至降价销售。这样做的结果，一是引起部分国营企业产品积压或减产，某些商品市场脱销；二是导致市场上出现公退私进的局面。
（4）在农业方面，出现为追求高指标而强迫农民的急躁冒进倾向。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地方政府在编制农业计划时，由于缺乏经验，既将指标订得过高，又将计划变成指令层层布置，下达到农户；同时，为了落实1953年的农业增产指标，基层干部又受宣传的影响，将合作社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加以推广，由此造成农村中的命令主义、五多现象（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和不顾条件地大办合作社。这既干扰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对于上述冒进的苗头，1953年6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对此作了系统纠正。
会议一方面及时息结了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基本建设工作中的盲目性和冒进，要求今后提高计划性，强调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财力必须集中使用，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另一方面，会议又把前一阶段的修正税制和商业中白勺泻肚子，上升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将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联在了一起。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应极大注意以下四个问题：（1）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2）重点建设，稳步前进。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财力必须集中使用，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3）既要加强集中统一，又要发挥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4）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上述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出，对于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前三年的经济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下达后，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国家计委也对1953年的年度计划作了调整，压缩支出，增加收入，经济情况迅速好转。到1953年底，财政收入经过努力达到2229亿元，财政总支出为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尚有28亿元的结余。与此同时，还纠正了税收、商业、银行、农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冒进倾向。【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53年尽管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