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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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1％和40％，调价总金额达600多亿元，无论规模和力度，都是历史上没有的。1995年以后，在继续调整基础产品价格的同时，疏导了城市公交、房租、自来水、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价格矛盾，1997年还调整了水资源价格，以促进水利产业化。

（3）建立健全价格宏观调控体制。初步建立了如下几种制度和体系：一是重要商品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和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二是价格宏观调控体制和调控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中观（指省市区一级）调控体系；三是全面、准确、及时反映价格总水平变动的价格指数体系和价格预警系统；四是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监审制度。此外，国家计委增加了对无形资产、对房地产等要素价格等的管理内容；同时加强价格法制建设，建立了以《价格法》为核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一套完整的价格法律体系，进一步规范价格行为，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价格竞争秩序。

2。进一步改革流通体系，发展商品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市场的发育是比较早的，但地区和部门分割和封锁问题还较严重，国有商业企业的经营方式，还不适应商品流通需要，市场的调控体系有待加强。

为此，在前几年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流通体制的基础上，1992年起进行了以下工作：

（1）首先着重如强了市场建设。根据初步建立起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具有比较先进的管理水平和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开放、高效、畅通统一、可流通新体系，形成大市场、大流通、大贸易新格局的目标要求，一是现货批发市场以中心城市为依托，逐步建立起了以全国性批发市场为龙头，以区域性批发市场为骨干，辐射全国、交易集中、信息畅通的具有现代化水平和调控能力的工农业批发市场网络。二是期货交易的探索取得一定进展。继郑州批发市场、深圳有色交易所后，又建立了上海金属交易所、苏州物资交易所等期货市场，商品内容涉及粮食、钢材、木材、食糖、肉类、石油、化工、煤炭等。三是城乡集贸市场随着农产品、小商品和日用工业品的放开，进入发展的高潮。经过规划和整顿，初步形成了布局合理、各类市场比较健全的局面。这样，一个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批发与零售相结合、大中小相结合、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相结合、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相结合的多层次、多种运行方式并存的商品市场网络初步形成，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奠定了基础。

（2）睦续改革国有流通企业，更新流通方式、流通业态。国有流通企业全面推广了重庆四放开的经验，转换经营机制；大中型企业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逐步进行改剃，中小企业分别实行了改、转、租、包、卖、并。在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形式，其中连锁经营、代理制、配送制、公司加农户等新的流通方式已日益显露其优越性，超市、便利店、专卖店、仓储式商场、购物中心等多种业态呈现一片蓬勃景象。

（3）改革粮食、棉花、原油、成品油、化肥及副食品购销体制，加强流通领域的宏观调控。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理顺购销渠道，减少流通环节。二是建立储备制度和风险基金。粮食、棉花、食油、食糖、肉类以及油品、化肥都建立了专项储备，并建立了相应的风险基金。三是粮食等国有企业建立两条线运行机制，即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作，机构、人员也彻底分开。

（4）整顿市场秩序。在市场不断扩展中，市场混乱问题，如假冒伪劣品泛滥，牟取暴利和不正当竞争盛行，一直影响着商品市场的正常运行。为此，曾大张旗鼓地开展反暴利行动，积极查处假冒伪劣商品等，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颁布《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济合同法》、《广告法》、《商标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力图规范市场行为。但这些问题仍时起时伏，说明治理市场秩序是一项长期任务。

3。积极培育以金融、劳动力、房地产为重点的要素市场。

发展和规范要素市场，是建立市场体系的重点。1992年起，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的肯定，金融和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劳动力市炀也逐步形成规模。

（1）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整顿。我国金融市场中货币市场发展最早，1986年，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同业拆借市场和进行票据签发、承兑、贴现和再贴现的票据市场先后建立，外汇调剂公开市场也于1988年后逐步形成。证券市场作为直接融资手段，国债发行较早，流通和交易则是1988年以后的事；企业债券1987年开始允许发行，1997年前始终不能公开上市；股票市场的正式建立是1990年年底，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1年7月3日深圳交易所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股票市场开始正式运行。

1992－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方向，使金融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同业拆借市场发展迅猛，金融机构普遍设立拆借业务，1993年市场成交量高达4000多亿元，促进了资金横向流通。银行普遍开展了票据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促进了商业信用的票据化；外汇调剂市场满足了外汇供给的需要。

到2000年底，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已达1088家，其中工业类企业705家，综合类企业170家，商业类企业96家，公用事业类企业85家，房地产类企业27家，金融类企业5家；上市的证券共1257只，其中A股为1060只，B股为114足，债券为47只，基金为36只；发行总股本为36134亿元，其中A股占9519％B股占481％；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已达5801万户，其中个人投资者为5773万户，机构投资者为28万户；股票的市价总值已达48091亿元，占GDP的比重已从1994年的84％提高到5403％但金融市场的过快发展，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同业拆借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同业拆借中，有关部门违反非金融机构不能参与同业拆借市场活动的规定，介入了拆借市场；拆借期限过长，多数一年以上，最长达2－3年，使拆借市场成为许多金融机构弥补信贷不足的重要渠道；利率过高，达月利15％，甚至2％，严重干扰了金融市场秩序；大量拆借资金被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或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一些参与拆借的金融部门，违反清算纪律和收费规定，收取回扣和好处费。在股票交易中，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金融机构参与股票炒作，造成股市大起大落。此外，企业未经批准，任意集资或发行企业债券，1992年企业债券发行量达682亿元，相当于1991年的28倍，助长了经济过热。商品期货市场中，少数大户联手操纵期货市场牟取暴利，地下期货公司趁我交易法规不健全对客户进行欺诈等。由此可见，规范金融市场，加强监督和管理，不但已成为稳定金融、抑制经济过热的首要任务，也是金融市场本身健康发展的关键。

1994年起，金融市场进入重点治理、规范发展阶段。

首先采取紧急措旋，整顿金融机构。要求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不得变相提高存货款利率，立即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脱钩。同时整顿企业集资和债券发行。

其次，建立健全证券委员会和证券监督委员会，统一监管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因为期货交易实质上也是金融行为）。理顺证券、期货交易所管理体制，规范证券、期货交易所行为。整顿证券交易中心，规范证券公司业务活动；期货交易和经纪公司除清理整顿外，暂停审批新的机构，规定期货经纪公司一律不得从事期货自营业务。建立和完善证券、期货协会，充分发挥其行业自律监管作用。

第三，严格管理货币市场，明确界定和规范进入货币市场的主体的资格及行为，限止拆借日期，防止资金从货币市场流向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规定凡银行买卖或参与买卖股票、期货，或给企业和证券经营机构贷款买卖股票、期货，一律严肃处理；借款人私自挪用贷款从事股票、期货等投机活动，不但立即收回贷款，且一年内不再给其贷款。

第四，控制证券发行节奏，规范发行市场，禁止发行和交易中的违规行为。严格限定期货贸易范围，规定期货市场主要从事商品期货交易，为了使期货贸易稳步前进，已开办的钢材、食糖、煤炭、粳米、菜籽油期货也暂停交易；严格控制境钋期货交易，坚决取缔非法境外期货交易。

第五，对未经管理部门批准的武汉、天津证券交易中心、联办交易所经营国债回购业务中的不规范回购交易，导致金融机构之间形成金融三角债问题及金融诈骗问题，着重进行了清理和整顿。

资金融通中心统一了资金拆借市场，国债回购业务经过整顿，改在同业拆借网络进行，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调节银行资产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操作工具；结合外汇汇率并轨，建立了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股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1997年月，上市股份公司已达708家，上市总股本1597亿股，市价总值16400多亿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4％，但过度投机、违章炒作等，对市场正常运行影响仍然比较大。金融市场在今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进一步培育资金市场、证券和期货市场，使其规范有序，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2）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明确提出的，过去称劳务市场、人才市场或就业市场，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有一定发展。当时在改革统包统配的就业体制时，有一部分工种和人员允许企业自主用工，劳动者自主择业。

这样，在计划调配仍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劳务市场在自发形成的基础上逐步加强了管理。自从明确劳动力也是商品，它作为生产要素也要进入市场主要由市场配置，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后，发展劳动力市场豆加自觉，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这几年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建立企业自主用工、职工自主选择的新型用工制度，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97年全国城镇企业有97％的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除此之外，主要是围绕农村剩余劳动力区域间流动和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分流两个重点展开的。

我国农村有上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外流动。过去由于城乡分割，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先是进入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只有少量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当时城镇劳务市场的主要参与者。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吸纳能力下降，于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席卷中华大地。其流向最初是本县或邻县，以后跨出了省界，由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移动的方式，主要是以血缘、地缘及人际关系为纽带。农民工由于工资低廉，择业要求不高，受到发达地区用工单位的欢迎，于是城市中像建筑、市政工程等以重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以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吸纳了相当一批农民工，解决了发达地区结构性的劳动力不足。但是这种流动的无序状态，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每年舂节前后，劳动力大量流动，对铁路等交通设施形成巨大压力和冲击。

为了使农民自主择业与市场需求有效结合，减少流动的盲目性，除继续允许农民利用血缘、地缘、人缘关系外出就业外，大力发展和规范连接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职业介绍机构，包括政府公共事业性的、集体的、个体的、社会团体的多种形式的中介组织，并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重点抓好地区性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同时搞好区域性劳务协作，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全国性劳动力区域协作网络，疏导了农村劳动流动，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但这些农民工因受户籍的限制，还很难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真正的主体，只能以临时工的身份，往返于城乡之间。

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给城镇就业增添很大压力，为此除扩大就业门路由企业和劳动部门实行开发性转移外，改变传统的主要依靠国家安排就业的老办法，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与此相适应，城市发展了多种形式职业介绍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为用工单位和求职者提供招工和求职服务，并为劳动者提高文化技能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