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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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路德关于生命中死亡统治的幻象与他末世学的希望相关联，即寄希望于尘世中生命的转变和人的身体的转变——如路德所说，身体以一种摆脱死亡和污秽的形式复活。

　　　　［１０５］路德的末世学向精神分析提出了挑战，它必须阐述清楚死亡和肛门性的统治可能被废除的条件是什么。基督教在向精神分析提出如此挑战时，可以发挥一切宗教所特有的功能，宣告希望之物的本质和不可见之物的根据；而精神分析在回答这种挑战时则可以完成它的主张，即要以意识的全部光明照亮至今透过一块镜片看得模糊不清的事物。当代精神分析学没有乌托邦的理想；当代的新正统派新教没有末世学。

　　　　在构成人类历史的生命本能对抗死亡本能的战争中，这种缺陷削弱了它们二者作为生命本能同盟者的地位；它们二者驱逐魔鬼的能力也因此被削弱了。在它们二者之间展开了一场创造２０世纪末世学的竞争，这场竞争旨在为生命本能服务，并给精神错乱的人类带来希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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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３９２

　　　　第十五章　肮脏的金钱

　　　　在粪便里寻找黄金（Ａｕｒｕｍｉｎｓｔｅｒｃｏｒｅｑｕａｅｒｏ）

　　　　——维吉尔［１］

　　　　一、理性与非理性

　　　　在精神分析探讨金钱的道路上，巨大的障碍之一是金钱与理性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承认精神分析对非理性事物的关切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有什么比“经济的人”

　　　　（Ｈｏ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更具有理性呢？

　　　　当然，我们知道人决不是“经济的人”

　　　　，因此我们也可以允许精神分析去探讨人对于这个理想标准的偏离。不过，精神分析关于金钱的原理就对这个以金钱为中心的标准本身是否符合理性提出了怀疑。但由于金钱思维和理性思维之间的联系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似乎又不可能对它有所怀疑。有整整一派经济理论家表达了我们的实际经验，他们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可选择用途的不充分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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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２生与死的对抗

　　　　学“。

　　　　在相互竞争的目的之间处置不充分的手段——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具有理性？在更具哲学性的层次上，社会学（在这一点上西梅尔［Ｓｉｍｅｌ］讲得最为详尽）

　　　　正确地指出金钱反映了并助长着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客观的和定量化的思维方式，亦即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具有理性呢？

　　　　［２］

　　　　精神分析的本能——因为它也具有为它所压抑的本能——使得它需要攻击谨慎计算和定量科学的合理性，这是一件毋庸置疑却又未曾广而告之的事实。由于采用了“现实原则”（ｒｅ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和“现实思维”（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ｈｉｎｋｉｎｇ）这样一种相当幼稚和传统的（因而是非精神分析的）概念，上述事实被掩盖起来了。在“现实思维”这一幼稚概念后面隐藏着弗洛伊德对于科学的不加质疑的态度（他也不可能对每件事提出质疑）——这是孔德式的（Ｃｏｍｔｉａｎ）

　　　　态度，即认为人经历了巫术和宗教的阶段最后达到科学的阶段，此时他终于成熟了——也就是说他此时已摒弃了快乐原则（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使自身与现实相适应，并学会了将其里比多指向外部世界的真实对象。

　　　　［３］

　　　　在金钱和可以称之为“定量理性”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Bｔｙ）

　　　　的东西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而精神分析关于金钱的命题如果不与精神分析对于定量理性的批判相联系就毫无意义。

　　　　这种批判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是一个尽管棘手却贯穿始终的完整的主题，它可以根据早期的里比多理论或后期的自我（ｅｇｏ）

　　　　理论来予以说明。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从被压抑的变态的性倾向中推导出人格来的，精打细算的人格（“经济的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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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５９２

　　　　理想类型）

　　　　就是一种肛门人格。

　　　　［４］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但严格地说，弗洛伊德关于肛门人格的理论——正像古典经济学理论一样——是决不接受所谓过分精打细算的脾气这样的概念的。精打细算本身是一种肛门性特征。肛门人格的理论乃是关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而不仅仅是诸如吝啬鬼之类的反常性格的夸张。

　　　　因此，精神分析不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简单地局限于解释金钱经济上的某些稀奇的赘生物（例如现金贮藏，甚至如金本位制这样的重大的恋物癖）。

　　　　如果精神分析既是诚实的又是勇敢的，它应当坦然贡献出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心理学。而且它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心理学就包含了西梅尔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与科学式的理性之间有密切关系的观点。

　　　　弗洛伊德从肛门性根源推导出“对知识的欲求”

　　　　，说“它本质上是占有本能的一个分支，被升华和提高到了智能的领域”。

　　　　［５］同时，费伦奇这个精神分析的“可怕的后代”

　　　　（因此常常也是极其深刻的“后代”）在讨论数学的时候说，“思想说到底不过是防止行动的浪费的一种手段”

　　　　，所以思想只是“节俭倾向的一种特殊表现”

　　　　，而且本身就“起源于肛门性欲”。

　　　　［６］

　　　　弗洛伊德后期的自我（ｅｇｏ）理论也强化了下述原理，即在我们通常认为属于理智和意识领域的人类行为范畴中，存在着意义重大的非理性因素。而处于后期的自我理论之核心地位的观念是，自我的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并被与本我（ｉｄ）的无意识联系所支配。

　　　　［７］

　　　　在精神分析中存在着对科学这位伟大神祇的攻击。

　　　　不过，对这种攻击的性质需要进行小心细致的解释。被加以深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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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２生与死的对抗

　　　　掘并发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病态的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支配着现代文明中知识追求的那种无意识的观念形式——特别是占有和支配对象的目的（弗洛伊德）

　　　　，与在手段上节省的原则（费伦奇）。而这些观念形式之被指责为病态，如果放在整个里比多理论的背景下来解释，总的说来是这个意思：对自然的占有性支配和严格节约的思想是人类（人类身体）的部分冲动，而在现代文明中则成为了整个人类生活的暴君式的组织者；对整个身体的现实进行抽象并以抽象出的冲动取代整个现实，这是“经济的人”生而固有的。与此相对照，非病态的科学应当是什么样子呢？它大概是以爱欲而不是以（肛门性的）施虐狂为目的的。它的目的不会是支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融洽。而且它的手段也不会是省俭节约，而是爱欲充溢。说到底，它将以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其一部分为基础；这也就是说，它将以多形态的性反常的身体（ｐｏｌｙｍｏｒBｐｈｏｕｓｐｅｒｖｅｒｓｅｂｏｄｙ）为基础。

　　　　［８］

　　　　按照这样的表述，精神分析对现代理性的批判便因为忽略了肛门问题这一十分具体的精神分析重点而被削弱了。我们不久将回到肛门问题上来，不过在探讨眼下这种复杂事物时，一次解决一件事。

　　　　上述这种弱化了的表述也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对精神分析所讨论的这个伟大世界的真正问题达到一个初步的理解。这种弱２化的表述的确没有把精神分析对现代理性的批判和一般常识互相调和，不过它至少把精神分析与一些严肃的非精神分析的思潮联系起来了。

　　　　在科学领域里，它与怀特海（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的有机论哲学有联系。

　　　　怀特海对抽象化的批判就是对抽象的、非个人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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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７９２

　　　　量化的理性的一种批判；而且他反对抽象化正是由于一种部分的冲动通过抽象化便等同于整体。怀特海的有机论哲学代表着作为整体的生命体向定量化理性提出了抗议：“生存着的经验器官就是作为整体的生命体。”同时他也“代表价值观”

　　　　提出抗议；他坚信人的身体、人的认识和被认识的事物的真正结构是爱欲的、创造性的“自我享乐”（Ｓｅｌｆ－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９］

　　　　基督教神秘主义和诗的神秘主义也反对道，经济节约原则是对爱欲和生命本能的一种侵犯。

　　　　“丰富就是美。”布莱克这样说。里尔克主张以艺术为一种生活方式，他说：

　　　　因此不应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实行任何自我控制或自我限制，而应当无忧无虑地放开自己……不应当谨小慎微，而应当具有一种明智的盲目性……不应当通过劳作去获取悄悄的、缓慢增加的财产，而应当一直不停地浪费所有变动不居的财富……这一种生存方式具有某种天真的和本能的特色，类似于以欢乐的自信为最大特征的那个无意识的时期：儿童时期。

　　　　［１０］

　　　　至于说第三种思潮，精神分析对定量化理性的批判又与马克思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是指写作《资本论》的——即承认现代文明的非理性但又将这种非理性定位于“制度”之中的——马克思，而是指写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１］的——即认为文明的思想具有根本的邪恶性并称之为“异化的意识”的——早期马克思。异化的意识与金钱经济有对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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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２生与死的对抗

　　　　系。它的根源在于强迫劳动。强迫劳动使人从属于物，同时在物的价值（Ｖｅｒｗｅｒｔｕｎｇ）和人体的贬值（Ｅｎｔｗｅｒｔｕｎｇ中造成混乱。它把人类的驱动力降低为贪婪和竞争（如同肛门人格中的侵犯和占有）。

　　　　对金钱的欲求取代了一切真正人性需要的地位。因此财富表面的积累其实是人性的贫困，而与其相适宜的道德则是放弃人类天性和欲望——禁欲主义。结果是以“经济的人”这个抽象观念取代人性的具体的总体，从而使人性成为非人性。在这种非人性的人性中，人失去了与他自己的身体——更具体地说是与他的感官、肉欲和快乐原则的联系。而且这种非人性的人性产生了一种非人的意识，其唯一的通用货币就是与真实生活相分离的抽象物——勤勉的、具有冷静理性的、经济的、毫无诗意的头脑。资本主义已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对我们来说，对象只有在我们能够占有它们或它们具有功利效用时才存在。

　　　　［１２］

　　　　这样，马克思通过与真正人性的人的理想相比较而发现经济的人和他的意识是残缺不全的。试比较一下现代经济学家ＦＨ奈特（ＦＨ。

　　　　Ｋｎｉｇｈｔ）的论述：“经济关系是非个人A　A　　　　　　　　　　　　　　　　　　　　　　　　　　　　　　　　　　　　　　　　　　　　　　　　　　　　　　　　　　　　　　。。。

　　　　的……具有真实功能的是市场，是交换的机会，而不是其他。

　　　　的人；这些甚至不是实施行动的手段。这种关系既不是合作关系也不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而是彻头彻尾的非道德的、非人性的关系。“

　　　　［１３］

　　　　伟大的经济学家冯。米塞斯（ｖｏｎＭｉｓｅｓ）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在消灭交换时使得经济计算并因此使得经济理性成为不可能，从而驳斥社会主义。

　　　　“正因为生产商品不再成为交换的对象，所以就不可能决定它的货币价值……金钱在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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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９９２

　　　　主义国家中决不能充当在一个竞争社会中决定生产商品价值的角色。借助金钱的计算在这里将是不可能的……将没有任何手段来决定什么是合理的，因此生产显然决不可能由经济上的考虑来指导。“不过，如果冯。米塞斯是正确的，那么他所发现的便不是对社会主义的驳斥，而是精神分析上的辩护，是把它看作一种就其性质而言超越了”经济人“心理学的制度。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对冯。米塞斯的论点的答复是力图要证明社会主义与“合理的经济计算”并不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它仍能保持精细算计这一非人性的原则。这是对当代智力生活的一个可悲的嘲讽。

　　　　最近，莫里斯。多布（ＭａｕｒｉｃｅＤｏｂ）对整个论争的重新评价显示出一些迹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