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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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富于天才和人文精神，他试图纳入精神分析领域的不仅是神经症病人的种种问题，同时还有整个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他关于文化的著作——从《图腾与禁忌》（１９１３）到《摩西与一神教》（１９３７）之中。然而人类总体神经症问题（本书第一部分讨论了这一问题）作为中心问题所可能产生的生存后果和理论后果，弗洛伊德却从未充分考虑过——在此之下人类需要治愈的将是它的总体神经症（本书第六部分“出路”对此进行了尝试）。弗洛伊德确实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来完成这一朝向人类学观点的转变——即不是在治疗室中，而是进入到文化和历史中，从人类罪恶与愚蠢的记录中获得第一手资料。这里所需要的是对精神分析、人类学和历史进行综合；而在这方面，基扎。罗海姆①的工作是意义仅次于弗洛伊德的先驱性工作。新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的灾难给我们的教训是：这种综合不

　　　　①基扎。罗海姆（ＧéｚａＲóｈｅｉｍ，１８９１—１９６３）

　　　　：匈牙利出生的精神分析学家，是把精神分析法用来解释文化的第一位人种学家。重要著作有《澳大利亚人的图腾制度》、《精神分析与人类学》。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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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生与死的对抗

　　　　可能通过调合精神分析与传统的学院派观点之间的分歧和差异来廉价地实现。本书第五部分考察了弗洛伊德学说中一个最奇怪的悖论给人类文化科学带来的革命性后果。

　　　　对精神分析所作的这种新解释，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副产物便是重新解释弗洛伊德本人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只要仍然把弗洛伊德简单地视为个体治疗法的奠基人，便足以把他仅仅看作医学史的一部分，看作是夏科和布洛伊尔的继承人。但如果精神分析代表着人类自我意识总体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那么，去发现和估价弗洛伊德与其他现代思潮之间的隐秘联系，就成了对人类现状所作诊断的一个组成部分。弗洛伊德与尼采学说之间不谋而合的亲缘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弗洛伊德本人也曾承认，诗人们先于他而发现了无意识。

　　　　真正使人感到吃惊的，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发现那些通常未被发现的亲缘关系：首先是弗洛伊德的方法与那种可以被称之为辩证法的逻辑学中的异教传统所具有的亲缘关系；其次是弗洛伊德的学说与由雅各布。波墨①作为其最重要代表人物的神秘主义异端传统之间的亲缘关系。本书最后一章“肉体的复活”则较为一般地从总体上勾画了我的观点，即精神分析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思潮（诗歌、政治、哲学）之间的一个被漏掉了的中间环节；所有这些现代思潮都深刻地批判了现代文明的非人性，所有这些现代思潮都不愿放弃对美好事物的希望。

　　　　这种想要更新精神分析，并通过更新精神分析而更新关于人性和人类命运的思想的努力，其结果便是这本相当怪诞的不合时俗的书。

　　　　既然怪诞，当然就不可能“正确”

　　　　；但本书也并不期求所谓“正确”。

　　　　它

　　　　①雅各布。波墨（ｊａｃｏｂＭｏｅｈｍｅ，１５７５—１６２４）

　　　　：德国著名的神秘主义哲学家。重要著作有《曙光》、《伟大的神秘》等。因其思想不见容于世而备受迫害并曾在法庭上受审，但他也得到身为贵族、医生和文人的朋友们的敬重和保护。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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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５

　　　　所希望的仅仅是把某些新问题，把某些新的可能性引入公众意识。因此本书的风格也是如此：修辞上的严谨并未冲淡其怪异悖谬。我毫不犹豫地追循新思想直到最终得出“疯狂”的结论，因为我深知弗洛伊德大约也已经“疯狂”。实际上，已经有某些迹象表明：我的思想并不像它刚刚开始酝酿时（１９５３—１９５６）那么怪诞和不见容于世。这些表示欢迎的迹象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１９５）

　　　　，此书是自威廉。赖希命途多舛的学术冒险之后的第一本重新展望消除压抑的可能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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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问　题

　　　　进入弗洛伊德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使你感到恍若

　　　　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和一种陌生的语言之中——这是

　　　　一个病人的世界，这是一种可怕的、用作诊断的技术性语

　　　　言。然而这个陌生的世界恰恰就是我们大家实际生活于

　　　　其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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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生与死的对抗

　　　　第一章　人是一种疾病

　　　　有一个词如果能被我们理解，它便能成为开启弗洛伊德思想的关键。这个词就是“压抑”。诚如弗洛伊德所说，整个精神分析的大厦就建立在压抑理论上。

　　　　［１］弗洛伊德为研究他所说的压抑现象而贡献了他的全部生命。弗洛伊德式的革命是对传统的人性理论和人类社会理论所作的激进修正——只要压抑被确认为事实，这种修正就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

　　　　按照新的弗洛伊德式的观点，社会的本质是压抑个人，而个人的本质则是压抑自己。

　　　　考察压抑这一概念的最好办法是回顾弗洛伊德在作出这一假说之前所走过的道路。弗洛伊德的突破，是从一整套前此一直被视为没有意义——至少在科学界中是如此——的现象中发现了意义。这些现象包括：（一）精神错乱的“疯狂”

　　　　症状；（二）梦；（三）种种可以被笼统称之为日常心理病理学的现象，如口误、过失和杂乱无章的思想。

　　　　弗洛伊德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认为神经症症状、梦和过失是有意义的呢？他当然意指这些现象是被决定的，是能够给予一种因果性解释的。他严格地坚持要毫不动摇地忠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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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３

　　　　心理决定论的原则，但他的意思却并不仅止于此。因为，如果能够按行为主义的原理把这些现象解释为肤浅的观念联想的产物，则这些现象虽然有了原因但却并无意义。有意义指的是表达了一种目的或一种意图。

　　　　弗洛伊德的关键性发现，是发现神经症症状和日常生活中的梦与过失确实具有意义；而由于它们具有意义，“意义”

　　　　一词的含义便必须作极大的修正。

　　　　由于这些具有目的性的表达方式所表达的目的通常并不为表达目的者所知，弗洛伊德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悖论，即人心中有种种不为自己觉知的目的，有种种非自觉的意图；［２］或者，用较为技术性的语言讲，有种种“无意识的观念”。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心理现实世界。关于这个心理现实的内在性质，我们也像对外部世界现实一样全然不知；我们的通常所作的自觉观察所能告诉我们的，最多只能像我们的感官知觉关于外部世界所能告诉我们的一样。

　　　　［３］弗洛伊德据此而把精神分析定义为“仅仅是发现了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而已”。

　　　　［４］

　　　　然而弗洛伊德主义的革命却并不仅止于在人的自觉意识之外假设了一种无意识的心理生活。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说是：某些无意识观念不可能以寻常的方式变为自觉意识，因为它们遭到意识的自我（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ｓｅｌｆ）

　　　　的竭力否认和拼死抵抗。从这一观点出发弗洛伊德可以说“整个精神分析理论事实上建立在对拒斥作用的发现上，每当我们试图使病人意识到他的无意识，病人便行使这种拒斥。”

　　　　［５］因此，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动力关系是一种彼此冲突的关系，精神分析彻头彻尾地是一门关于心理冲突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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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生与死的对抗

　　　　当个人拒绝把一种他自己的目的、意愿或欲望接纳进他的自觉意识，并在这样做的同时在他自身中建立起一种与自己的想法相反对的精神力量的时候，无意识领域便形成了。

　　　　被个体拒斥了的意愿或想法仍然保留在他身上，而这种拒斥就是压抑。

　　　　“压抑的本质很简单，它就是拒斥作用或将某种东西摒弃在意识之外的功能。”

　　　　［６］用较为一般的话来说，压抑的本质是人拒绝承认其人性现实。受到压抑的目的和意愿仍然存留在个体心中，这一事实可由梦和神经症症状得到证明。梦和神经症症状是无意识对意识的入侵，但它所产生的却并不确实是纯粹的无意识意象，而是两种相互冲突的体系的一种妥协，它们因此而展示了心理冲突的现实。

　　　　没有压抑理论，无意识这一概念便成了玄妙难解的东西；正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我们从压抑理论中获得了无意识的理论。”

　　　　［７］换句话说，无意识是“从动力学上讲不自觉地被压抑着的东西”。

　　　　［８］在整个体系中，压抑是个关键词，这个词是经过挑选来指明一种建立在心理冲突基础上的动力结构的。弗洛伊德在说明心理压抑的性质时，从社会现象如战争、警察制度中援引和列举了一系列譬喻和类比。

　　　　［９］

　　　　从神经症症状、梦与过失到关于人性的一般理论，这中间似乎有一个飞跃。但即使承认这是一个飞跃，弗洛伊德也可以争辩说，他有资格去探索把一种从狭小领域中获得的假说应用到最广泛的领域中去的可能性。他可以冒犯世人地声称：传统的人性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关于这些外围现象（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它们没有任何东西可说。

　　　　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有什么人性理论能够对梦和神经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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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５

　　　　乱说出一点有意义的话来呢？难道梦和神经错乱真的是人类生活之外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吗？

　　　　然而事实是，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从神经症症状、梦与过失到新的人性一般理论，并不需要再向前跃进，因为受压抑的无意识假说赖以建立起来的根据，本身就包含着这样一种结论，即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现象，尽管从实践的观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理论上却十分重要，因为它表明，无意识意愿已经闯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闯入人们公认的正常行为之中。

　　　　从理论上讲更加重要的现象是梦，因为梦虽然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却不仅详尽无遗地展示了无意识的存在，而且还显示了压抑机制的存在（梦的检查制度）。

　　　　但既然同样的压抑机制也是产生神经症症状的原因，既然神经症患者的梦——这些梦是理解其神经症症状的含义的线索——在结构上和内容上均与正常人的梦没有什么不同，其结论便自然是，梦本身就是一种神经症症状。

　　　　［１０］我们所有的人因此都是神经症患者。至少，梦向我们表明，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只在白天才有差别。但既然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也显示出同样的机制，那么，即使“健康”人白天的清醒生活，也显然渗透了无数的症状形式。因此，“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差别而仅有量的差别，这种差别仅仅取决于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即我们的神经症是否已严重到使我们丧失工作能力的地步。

　　　　［１］

　　　　换用一种更为悖理的说法，或许能使我们更加接近弗洛伊德的观点。这就是，“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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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生与死的对抗

　　　　别仅仅在于，“正常人”的神经症具有社会通用的表现形式。

　　　　总而言之，在引用一种更为技术性和更为小心谨慎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同一定理时，弗洛伊德要说的是：从梦的研究中我们懂得了，神经症患者所采用的是一种业已作为一种正常组成部分而存在于我们心理结构之中的心理机制，而并不是一种新的、由某些病理失调或其他原因创造出来的心理机制。

　　　　［１２］

　　　　因此，弗洛伊德的第一个悖论——存在着受到压抑的无意识——必然暗含着第二个更加重要的悖论：人类普遍患有神经症。这是精神分析的一座过渡桥梁。神经症并不是一种偶尔发生的反常和变态；它并不仅仅存在于别人身上；它就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任何时候都伴随着我们。它同样也发生在心理分析者身上：弗洛伊德便是通过自我分析才发现俄狄浦斯情结并将它视为一切神经症的根源的。

　　　　《释梦》是对苏格拉底的训诫“认识你自己”

　　　　的一个了不起的运用和拓展。

　　　　或者，换一种方式讲，人普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