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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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在这里和在别处他都始终强调，升华作用一方面涉及性本能及其目标的非性欲化，另一方面则涉及它们的社会化。但非性欲化和社会化是怎样发生的，以及这些术语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所有这些却并不清楚。儿童性欲与文化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假说，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提了出来。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弗洛伊德确信文化的持续存在有赖于儿童性欲的升华：

　　　　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压力下，通过牺牲原始冲动的满足，文明被建立起来并在更大的范围内一如既往地被再创造出来，因为每一个个人在不断地加入到社会中去的同时，也就在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牺牲掉自己本能所寻求的快乐。在如此被利用的本能力量中，性本能无疑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它们以这种方式得以升华，也就是说，它们的能量偏离了性欲的目标而转向其他目标，不再是性欲并变得于社会更有价值。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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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表述表明升华概念不仅是试图把肉体与精神关联起来，而且还试图把个人与社会关联起来。但这里再次提出了未曾解决的问题。如果升华是社会强加给个人的，那么它就是压抑作用的产物。但在另一段文字中，弗洛伊德又怀疑事情是否真地这么简单。

　　　　“有时候人又会想到这并不仅仅是文化的压迫，而且是某种内在于该功能本身性质里的东西使我们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并促使我们走向另外的方向。”

　　　　［６］弗洛伊德在许多地方都把升华说成是一种“出路”

　　　　：“升华是一种出路，经由这一出路自我能实现它的要求而不遭到压抑。”

　　　　［７］他甚至说升华并不是由敌对的现实强迫人付出的对快乐的牺牲，而是人从敌对的现实中赢得的胜利，是一种稳固的快乐源泉：“它的任务就在于将本能的目标转向这样一些不再能够被外部世界挫败的方向。本能的升华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援助。”

　　　　［８］

　　　　这些相互矛盾的文字表明弗洛伊德有时试图区分两种不同的升华。非压抑的升华具体体现在“高级的”脑力劳动如科学与艺术中，这只有某些精英才能达到。另一方面大众则是“懒惰的和愚钝的，他们丝毫也不热衷于本能的放弃”

　　　　，因而只能被迫在体力劳动中走向必需的升华。

　　　　［９］如果我们去除这些表述中的社会学偏见，我们面对的便只有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以及体力劳动在某种特殊意义上是带有压抑性质的升华活动这样一种暗示。但这一暗示本身又是有争议的，并且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其他思路相互抵触。在有一段文字中他曾暗示，原始人“通过使自己的工作成为性行为的等价物或代用品而使自己的工作变得可以接受”

　　　　；在另一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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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中他又暗示在现代社会中，工作在某种情形下能够成为里比多满足的来源，“只要它是人们自由选择的，只要经由升华作用它保证了其用途适合于现有的气质倾向。”

　　　　［１０］

　　　　相反，说到高级形态的升华，例如说到列奥纳多。达。

　　　　芬奇的理智上的好奇心时，弗洛伊德对压抑与升华的关系却表述得极其模糊含混。他把非性欲的理智上的好奇心与儿童的性好奇关联起来，认为儿童的性好奇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和结果：（１）它可以简单地受到压抑，其结果是智力在总体上受到抑制和缺乏好奇心；（２）它可以转移为理智上的探索，这种理智上的探索于是由于与受压抑的性探索冲动相结合而带有性色彩，其结果是理智上的探索变成一种强迫冲动；（３）存在着完美无瑕的升华。但正直和诚实却迫使弗洛伊德不得不承认：甚至在所谓纯粹的理智上的好奇心中也有着某种性压抑；理智上的探索确实具有强迫冲动的性质；对性欲主题的回避本身就证明了压抑作用的存在，正是这种压抑作用使里比多转而走向升华的道路。

　　　　［１］论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文章是弗洛伊德对升华作用的最精心的研究，其结果却证明了最高级的升华作用即使对极少数有幸能达到这一境界的人来说，也并不是摆脱压抑的真正“出路”。

　　　　弗洛伊德关于升华是一条“出路”

　　　　、升华能使本能在一种令自我感到满意的方式中得到满足的思想，显示出升华与治疗之间的内在联系。

　　　　如果性欲的压抑是导致神经症的病因，那么人类除了患神经症之外还有什么选择？精神分析治疗一向被认为是要消除压抑，使迄今一直受到压抑的性能量受病人自我的控制和支配，但即使这些性能量被置于自觉意识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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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１生与死的对抗

　　　　制下，病人的自我又能拿它派什么用场？

　　　　由于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威廉。赖希发现，治疗的结果不过是使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方式更具爱欲色彩。但由于假定文化所压抑的性欲乃是正常成人的生殖器性欲，赖希却使这一问题简单化甚至歪曲了这一问题的实质。赖希坚持认为正常成人性欲的压抑对现有文化的存在并不必要，只有在那些建立在家长统治基础上的文化中才有必要，因此他很自然地认为，压抑作用的废除并不会对现有文化构成威胁，而仅仅只会对家长制统治构成威胁。

　　　　［１２］

　　　　弗洛伊德同意赖希关于现代文明压抑了正常成人的生殖器性欲的观点：“在今日文明生活中已不再有两个个体之间单纯自然之爱的任何地盘。”

　　　　［１３］弗洛伊德也同意赖希关于社会不必要地征收了过量的本能放弃的观点：“精神分析学……建议减少对本能进行压抑的严厉程度。”

　　　　［１４］但弗洛伊德不同于赖希之处在于他正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所有的文化会不会都涉及压抑，这就与那种仅仅把“剩余压抑”

　　　　（马尔库塞的术语［１５］）与家长制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完全不同了。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正常成人的生殖器性欲受到了压抑，而在于如何看待儿童的前生殖器性欲。在赖希看来，一方面，前生殖器性欲在充分的生殖器性欲得以实现后会自然地消失；另一方面，整个有关升华的思想完全可以忽略并被“工作”与“知识”将成为未受压抑的生命力的自然显现的思想所取代。

　　　　［１６］但如果儿童性欲理论仍然予以保留，那么废除家长制甚至废除生殖器性压抑的严厉性都仍将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弗洛伊德总是假设精神分析治疗的一个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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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升华取代压抑；［１７］而他在治疗上的悲观之所以越来越强化也是由于他悲观地认识到不可能从升华中找到完全的满足。

　　　　首先，他说，并不是所有的里比多都能得到升华。

　　　　［１８］其次，只有小部分人能够有大范围的升华。

　　　　［１９］第三，由于其内在的性质，升华“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全面满足”。

　　　　［２０］正像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升华作用并不能真正避开压抑作用；而在尔后关于死亡本能的学说中则包含着更深刻的评论：内在于所有升华作用的非性欲化倾向不可能由性本能造成，它涉及某种必要的要素即对肉体生命的否弃，所以它不可能使生本能得到满足。

　　　　［２１］

　　　　为什么升华这一概念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呢？其原因就在于，它暴露了人与文化之间的敌对性，而弗洛伊德却不能解决这一敌对性。赖希坚持认为，为了完成精神分析在治疗上作出的许诺，精神分析必须正视一场社会变革。他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赖希的错误在于，他把这场社会变革局限在使成人的生殖器性欲得到解放上，而实际上这一治疗任务却还要大得多。到底有多大呢？只有坚定地正视升华问题才会知道。弗洛伊德对这一问题既没有总体的解决方案，作为一名治疗者他的病人又不得不仍然生活在一个一如既往的世界中，他便只能继续向人们推荐升华作用作为疗救的处方。而由于他并未闭眼不看升华作用固有的局限性，他便只能正视自我和本我之间仍在继续进行的战斗，并因而不得不让那经过精神分析治疗重建的自我，去继续行使其压抑本能的职能，只不过采取斯多噶式的自我控制和斯多噶式的主动放弃的形式罢了。但是，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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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精神分析学的理由足以使人相信，这种自我控制能够成功过去压抑所不能成功的事情；或者，用弗洛伊德本人在另一段文字中的话说，这种世俗的、指向文明化行为的动机居然能够成功宗教动机都已遭到失败的事情。

　　　　［２］那令人痛苦的对立——人与文化之间的对立——仍然一如既往地没有获得解决。

　　　　与治疗问题有内在联系并同时涉及升华理论的是理性问题，因为正像升华作用与压抑作用的关系十分模糊含混，升华作用与神经症的关系也同样模糊含混。此问题在《图腾与禁忌》中最有名的一段表述里被揭示出来：［２３］

　　　　神经症一方面展示出与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明显的和深邃的雷同，另一方面，它又似乎是这些东西的扭曲与变形。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例癔病病例就是一部艺术作品的漫画，一种强迫性神经症就是一种宗教的漫画，一种偏执妄想就是一种哲学体系的漫画。

　　　　尽管弗洛伊德本人最感兴趣的是在宗教和神经症之间建立起联系，我们却不能不说精神分析学在所有的升华方式和神经症之间——在文化和神经症之间，都假设了一种深邃的联系：［２４］

　　　　只要略加思考即不难发现，要把这样一种精神生活的观点限制在梦和神经失调的范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种观点确实说出了某种事实，那么它也必须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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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７７１

　　　　适用于正常的精神事件。而且，甚至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也无法推卸其与在病理学中发现的那些要素的联系——无法推卸其与压抑作用、控制无意识的努力，以及使原始本能获得满足的种种可能性的联系。

　　　　那么，如果神经症与文化之间确实有某种区别，这种区别又是什么呢？在所有这些表述中，弗洛伊德并未在两者之间划等号，他在两者之间作出了三种区分：在任何一种文化形式中，该活动尽管在起源上出自性欲，但却以某种作品的形式被非性欲化、社会化和指向现实了；而在神经症中，该活动却再次被性欲化并成为对社会和现实的逃避。

　　　　［２５］尽管非性欲化这一标准十分含混，但另外两种标准——社会性和现实性——却提供了有益的、被精神分析学采纳了的标准。所以罗海姆（Ｒóｈｅｉｍ）

　　　　说：“神经症与升华之间的差别显然存在于该现象的社会层面。神经症是与世隔绝的；升华作用却与他人结合在一起。在升华作用中，某种新东西被创造出来（例如一幢房屋、一个团体、一种工具）

　　　　，而且，这东西本身就是在集体中和为了集体的用途而创造出来的。“

　　　　［２６］

　　　　但这一粗略实用的区分却遭到弗洛伊德本人思想中其他线索的破坏。弗洛伊德始终徘徊于两大目标之间，那就是个体的治疗和总体的理论。用个人在社会劳动过程中行为的整合作为标准来划分神经症与文化的界限，这是站在个体治疗的立场上说话。所谓神经症的个体，是指该个体与其在社会中成为有用的角色相背离，而个体治疗的职能则是要恢复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使个人回到社会中去。个体治疗必须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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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受制于文化，它的座右铭应该是调整和适应。但即使文化活动可以以其社会性而有别于个体罹患的神经症，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那些社会化了的活动就是非神经症性质的。弗洛伊德从理论家的角度认识到运用于个体治疗的“正常”与“病态”的区分并不具有理论的有效性；［２７］而从社会批评家的角度，他实际对普遍的文化升华活动——如对教会、军队、国家的忠诚等活动——中所固有的非理性性质作了心理的分析和解剖。

　　　　［２８］

　　　　弗洛伊德因而走向这样一种思想，即“许多文明制度——或者说许多文明时代，很可能甚至所有的人性，都在文明进程的压力下变得具有‘神经症’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