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杀"中国龙"？-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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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信息安全正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威胁，集中在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控制并试图垄断中国的会计审计业，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中国的积极展业如入无人之境，国际投资银行对中资企业境外上市的咨询承销已形成垄断，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使中资金融机构的投资经营活动近乎无密可保。由于篇幅所限制，这里仅集中论述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信息安全所带来的危害。

天掉馅饼——“四大”主导中国市场

与信用评级机构一样，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金融服务行业，通常被看成是金融服务的“中枢”。1932年《财富》杂志推出的排行榜，首次凸显出“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后来合并为“六大”、“五大”，即普华永道、安达信、安永、毕马威、德勤——“清一色”的美资。由于悠久的历史、完善的管理制度、全球的业务网络、全方位的服务，以及许多成功的案例，使得“五大”成为国际知名品牌。20世纪90年代初，“五大”陆续登陆中国大陆，获准在华设立合资会计师事务所。2001年因卷入安然等大公司的严重作弊丑闻，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破产，“五大”变成了“四大”。

“9？11”事件后，世界经济低迷、企业经营活动放缓，欧美资本市场的股票承销和并购业务剧减。“屋漏偏遭连阴雨”。2001年美国巨型公司倒闭，对审计欺诈的恐惧，不仅结束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风光，也令“四大”陷入困境。但是，天佑“四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审计以及财务咨询市场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前所未有，整个行业的规模几乎每年都以不低于10％的速度增长。2001年，一些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陆续卷入“银广夏”、“郑百文”、“蓝田股份”等会计丑闻，中国证监会由此颁布“补充审计16号文”，要求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一些银行也相继规定，贷款的公司必须到指定的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令“四大”倍感意外的不仅有中央监管部门、大金融机构，还有一向对外资“无比友善”的地方政府。如，2004年1月底，深圳市要求深圳基础产业国有企业年度审计工作全部由“四大”承担。借助这些优惠政策，“四大”在中国狂飙突进。

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显示，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分别以9亿元、4。3亿元、3。7亿元和3。2亿元位居业务收入前四名，而位居其后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中收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上海立信长江一家。“200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显示，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分别以12。4亿元、7。1亿元、6。5亿元、6。2亿元的收入位居前四名。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统计，“四大”在中国的业务总收入，2002年为16。9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38。23％；2005年为45。98亿元，占该年度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49。46％；2007年为91。31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3。69％，占该年度中国事务业务总收入的55。51％。由此清晰显示，“四大”在中国市场份额在不断提高。“四大”已几乎垄断了中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垄断了中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在14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中，“四大”审计的资产超过40％。当中行、建行、工行分别以数亿计费用主动向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投怀送抱时，5600多家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却在为每笔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业务打得头破血流。

“四大”独立、客观、公正的神话已被戳穿

长期以来，中国相关主管部门与企业的自信严重不足，对“四大”崇拜有加，都想借助其所谓的“卓越声誉”在国内外市场中树立起信誉。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审计实践表明，“四大”没有能够提供更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证据。

“四大”多“门”

早在2001年财政部公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中，毕马威就因为中石化河南分公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报表数据失真等受到通报批评，2001年更因为“锦州港事件”而创造了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在华成为被告等三项第一。安永因为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风险手册而广为诟病；2006年安永全球发布《不良贷款报告》，在遭到中方严正驳斥后，宣布收回报告，承认其中关于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数额估计“没有根据，是个错误”。2005年财政部公布例行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普华永道因上市公司“黄山旅游”问题被责令整改；紧随其后，因失察，普华永道被G外高桥提起仲裁，要求追究审计责任并赔偿巨额损失。德勤则深陷“科龙门事件”，因在存货、应收账款、销售收入等审计过程中，执行的审计程序不充分而遭受普遍指责，并因科龙资不抵债而成为诉讼重点。此外，德勤在中芯国际、古井贡、创维等多个审计事项中不断在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我们很多媚外人士很善于自我解剖，认为“四大”在中国遭遇的诚信问题根源在于我国司法制度不健全，社会风气不好，诚信普遍不足，使得外资事务所难免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这种自我解剖精神可嘉，但是妄自菲薄实在不可取。作为垄断资本，“四大”逐利而且是暴利之本性丝毫没有因国而异。“四大”在美国本土与西方世界的“独立、客观、公正”的神话早已被戳穿。

2005年8月，德勤因涉嫌为罗孚汽车公司避税而获取额外报酬，遭到英国会计调查与纪律委员会的独立调查。2005年9月，持续数年的日本保险公司状告德勤一案有了结果，德勤付出至少2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审计公司为诉讼和解付出的最昂贵代价的。2006年5月，普华永道的日本公司被日本金融厅责令停止最大客户审计业务两个月，原因是该公司的内部控制措施松懈，导致化妆品公司嘉娜宝出现会计欺诈行为……。

财务丑闻背后都有“四大”身影

即便在美国本土，随着“四大”越来越多的掺假涉假被曝光，美国监管机构也越来越难以包庇纵容。近乎每个大公司（如世界通讯、安然、施乐、微软、IBM、波音、朗讯等）财务丑闻的背后都有“四大”的身影，但几乎没有一个重大财务舞弊是由“四大”自己发现的。2005年8月，美国司法部着手调查毕马威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非法避税。美国国税局声称，会计师事务所的避税策略使20多家公司至少少缴了17亿美元的税款。

在倒闭前的2000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取的收入中，审计收入为2500万美元，竟然低于2700万美元的非审计收入；毕马威2002年从通用电气（GE）公司得到的审计收入仅为2390万美元，而咨询服务费收入则高达7970万美元。大量的非审计服务收费引起市场的广泛批评，甚至美国证监会（SEC）的主席也不由感慨：“如果审计收入只占事务所收入的30％，事务所的独立性怎能保证？”

美国在“安然事件”后成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PCAOB）在2003年6~12月间对“四大”的审计业务进行抽查，发行了大量的审计错误。根据PCAOB提供的报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2003年审查账户中错误地使一些客户低估其债务和歪曲其财务状况”，“错误地解释一项已经9年的规范”。SEC的首席会计师称，“四大”个个都需要改善其审计质量。

当安达信陷入危机时，其执行总裁贝拉迪诺在给雇员的信中写过这么一段话，“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陷入这种困境的大机构。”

“四大”在华祸害深远

成为政府的座上客

“四大”进入中国后，通过各类公关活动，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特别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把自己和监管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勤从1993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参与××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此后长期协助该部推进此发展方案。此外，德勤还与国家税务总局、国资委等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相关监管部门还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起草《风险导向审计程序》，以此“构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自1995年起，毕马威上海首席合伙人多年担任中国会计审计准则外国专家顾问，安永的中国区合伙人多年担任证监会发审委委员。由于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四大”在华受到的监管很少，因此可以便利地谋取更多、更广泛的利益。

垄断高端审计业务　

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相关措施限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于境内展业，如中国的台湾对外资会计所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外资事务所的会计师必须考取当地的资格后才能执业。印度除此以外还要求外资事务所做上市公司业务后须经本土事务所复核。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对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采取保护措施。而像中国内地这样多个政府部门与一个始终对自己不很友善国家的机构保持如此密切关系，并给予多种“特许经营”，在国际上恐怕是罕见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罕见关系，使中国监管部门宁愿牺牲本国机构的利益来讨好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

正是在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帮助下，“四大”事务所几乎垄断了中国大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跨国企业的审计业务。“四大”也因为这种“特许经营”而获取高额垄断收益。研究显示，同一个审计项目，“四大”的收费高出国内事务所2~5倍很正常。以收费标准最高的北京为例，国内事务所的主任、副主任会计师每小时收费300元，而安永为2750元。随着审计事务所并购加速，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四大”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获取的垄断利润也会越来越大。

无商业秘密可保　

跨国垄断资本的本性是获取暴利与实施控制，控制是为了更好、更稳定地获取暴利，而暴利则更能便利、更有条件实施控制。在华垄断地位不断强化的“四大”，不只是获取了丰厚的市场利润，而且获取了更具有战略性的资源——信息。“四大”审计的大型企业，特别是金融类企业，关系着国家经济命脉。这些企业完全由“四大”来审计，无疑将中国经济的重要数据暴露给了外资。据中国银行一经理人员透露，普华永道在中行上市审计期间，中行高层专门指示各部门必须为普华永道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资料，而很多资料本来对自己的研究人员都是保密的。

不仅如此，诸多中资机构还请“四大”来设计企业改革、融资模式，如普华永道为中国工商银行规划了未来八年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全面风险管理改革路线图，这意味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弱点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外资。在美国，会计师事务所一般都建有自己的情报部门（其他提供咨询、顾问的中介机构也是如此），专门对搜集到的情报进行筛选分类，然后提供给相关客户（企业、机构甚至个人等）获得商业上的“增值”收益。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屡屡遭遇不顺，巨额经济损失时有发生，相关专业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恐怕也最重要方面，那就是我们的企业已经无商业秘密可言。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等已经使中国企业乃至部分政府部门在近乎透明的状态下运作。

荒谬接着荒谬　

早在2002年初，也就是中国证监会颁布那一纸文书后不久，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就撰文指出了“必须请外国公司补充审计”的荒谬。200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不再实施特定上市公司特殊审评要求的通知》，废止了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的荒谬政策，但是对“四大”在中国市场已形成的垄断近乎无所作为，外资审计机构对华审计行业的控制日甚一日。自2007年以来，中国股市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急速膨胀的风险日益令人不安。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相当一部分归功于“会计革新”，即上市公司可以合法交叉持股，拉抬股价。笔者不甚清晰是哪家机构使出的“高招”，也不清楚监管者为什么会接受这一“妙计”。但是，笔者知道的是，当初日本就是因为允许企业交叉持股而使股市迅速走向泡沫，而随着泡沫的破灭，是十多年的经济萧条。笔者不敢猜测这其中是否有什么预谋，但是可以设想的是，这极有可能使中国股市加速走向崩盘。

国际金融大鳄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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