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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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运动时，势必造成大幅度摆动。随着秦始皇身体不断的前倾，佩剑就势前移，直
至胸前。尽管秦始皇身高臂长，但也不能将1　米多长的宝剑迅即脱出鞘口。

　　　　有史学家认为秦始皇将剑推到身后才得以抽出，这显然是出于对“负”这个字
的考虑。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的“负”应是今天的“扶”字之意，只要秦始皇抓
住剑鞘，使其恢复到身旁原有的位置。凭他手臂的长度，完全可以将剑抽出鞘口。
所谓推于背上或背后，实在是一种有悖情理的假设和猜想。

　　　　一号坑青铜剑出土后，考古人员张占民先生作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先在桌面
上放一叠纸，然后轻轻将剑从纸上划过，其结果是一次居然可以划透19　　张纸，其
刃之锋利可想而知。后经科学测定，此剑由铜、铅、锡三种金属构成，由于三种金
属比例得当，才使秦剑坚硬锋利而又富有韧性，达到了“削铁如泥、断石如粉”的
登峰造极的神奇境地。

　　　　而使秦剑历2000　　余年泥水侵蚀依然光亮如新，则完全归功于剑身表面那层10　
至15　　微米的含铬化合物氧化层，这表明秦剑已采用了铬盐氧化处理。

　　　　令人惊叹和遗憾的是这种化学镀铬技术，随着青铜兵器退出战争舞台，也随之
失传了。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才由德国人重新发明并取得专利权。尽管2000　　多
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熟悉运用这居世界领先地位的镀铬技术，却远没有德国人幸运了。
至于中国人是怎样将铬盐氧化物镀在秦剑上的，直到今天这个谜也未能解开。

　　　　历史的纪念碑群

　　　　经过一年的发掘，这座东西长230　米、南北宽62　　米，总面积为14260　平方米
的大型兵马俑坑终于被揭开，饱受了二十多个世纪黑暗与挤压之苦的6000　　余件兵
马俑和数10　　辆战车面世了。人们在亲眼目睹了秦兵马俑神姿风采的同时，也有机
会对它们的设计和创造者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探索。

　　　　据史学家司马迁撰著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
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可以看出，这位后来的始皇帝赢政，
在公元前247　年他13　　岁登上秦国王位的同时，就开始为自己营建陵墓了。建造人
数最多时达到70　　余万人，前后修建达39　　年，直到他死亡并葬入地宫后，陵园的
工程尚未全部完成，其规模之庞大，建筑之复杂可想而知。

　　　　修筑帝王陵墓作为一项巨大的土木工程，在尚无先进机具的古代，需要很长的
时间和为数众多的人工已属必然。由于治陵工程旷日持久，就很自然地赋予了它祝
寿和永恒的表象功能。也就是说，帝王生前所属陵墓的修筑时间越长，预示着其主
人越高寿。故，历代帝王生前为自己修造陵墓便有了“起寿陵”的说法。秦始皇的
祖辈秦孝文王就曾把自己的陵墓直接称作“寿陵”，没有取其它的名字。汉武帝17　
岁即位，活到71　　岁才撒手归天。由于在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修筑寿陵，在他入葬
时，不但墓内的金银财宝堆放不下，而且陵园内修陵时栽的树木也粗大得可以合抱
了。

　　　　秦始皇陵墓的修筑初期，曾采取过一项重大的行政措施，这便是秦始皇于十六
年（公元前231　年）设置的“丽邑”。

　　　　“邑”作为城市讲，则有“大者曰都，小者曰邑”的区别。作为行政性地域论，
则是都、鄙之外的地方。据考古学家分析判定，当时秦丽邑统辖的范围主要是占有
今临潼县境内的渭河以南地区。隔河，北与高陵、栎阳相接，南以骊山为界，与蓝
田为邻。东西因有零河、临河，分别同郑县、芷阳接壤。

　　　　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因陵而设的丽邑，其城址当于始皇陵不是太远。

　　　　陵邑的设立是秦始皇的一个创造，也为以后的汉代所继承。因服从修陵，便于
管理是其产生的根本，所以它不完全是行政区划性质的县邑，而是独立性较强的陵
邑。据史料载，设置“丽邑”时，秦王政正处于29　　岁的中年时期，他已经历了
“亲政”后的7　年政治锻炼，铲除■■、吕不韦两大势力集团后，任用李斯为客卿，
封尉缭为国尉，并积极采用韩非的理论，使一大批法家人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从十三年（公元前234　年）起，秦始皇攻赵，定平阳、武城。十六年
（公元前231　年），韩、魏献地求和。这时的秦始皇雄心勃勃，为了使“统一海内”
和“穿治骊山”两大事业同时顺利进行，他想出了设置“丽邑”的办法。由于“丽
邑”的设计，使陵墓的修筑工程可以更具程序化和组织管理专业化。

　　　　历史上的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　年），秦国正处在向东方诸国发动最后攻
势的前夜。就在这一年，秦国开始了两件大事并行的宏伟计划。一是“初令男子书
年”，二是设置“丽邑”。前者是通过登记年龄，旨在扩大兵源和徭役。后者则是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两件事虽不能同义而喻，但用意却是一致的。由于这两件大事
的具体实施，秦国才得以把注意力完全投注于战争，并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于十七
年（公元前230　年）灭韩；十八、十九年（公元前229　年—前228　年）攻赵，并俘
虏了赵王迁；二十、二十一年（公元前227　年—前226　年）伐燕；二十二年（公元
前225　年）王贲率军灭魏；二十二年（公元前224　年）大将王翦出兵灭楚；二十五
年（公元前222　年）灭燕；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灭齐，从此统一了全国。秦
国发动的吞灭六国的战争虽长达十年之久。但“骊山”的陵墓工程却秩序正常，并
未因战争而受到影响。这说明“设丽邑”的重要作用和秦始皇的深谋远虑。

　　　　由于秦国在战争中的节节胜利，这就为骊山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和人力、
技术资源。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历代国君包括秦始皇在内，对占领区都实行了“徙
民”的传统政策。在被徙者中，一部分是被赦免的罪犯，一部分是当地的旧势力人
物。而徙民的办法通常采取两种：一种是迁居，迁居到占领区的人，既有赦免了的
罪人，也有招募来并赐予爵位的人。另一种是“出其人”，即把一些旧贵族和商人
迁出本土。或是从原来的甲地迁到乙地，或者干脆把他们迁徙到秦的本土给监管起
来。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了全国，他把全国范围内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都动
员起来，除北筑长城、南戍五岭的国防工程以外，还在首都周围展开了规模庞大的
两项土木建筑工程——继续和扩大修建骊山陵墓和建造阿房宫。于是有了“始皇初
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的历史记载。由此可以
看出，秦始皇陵墓的修筑工程，在高峰期的人数达到了七十余万。这些人中，既有
自由民，又有罪犯和替债者，同时还有一少部分的奴隶。而在自由民中，又以农民
为最多，同时还有市民、手工业者、商人和掌握各种技艺的工人。

　　　　由于秦法相当苛刻，人民动辄获罪，致使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大多数
的国民就自然成了程度不同的罪犯。而秦时大量的刑徒，正好成为大兴建筑工程的
无偿劳动力，并成为劳动大军的主体。秦律中没有罪犯刑期的条文，也未见刑满释
放的规定，实际上，秦代的罪犯就是终身官奴，要为国家服劳役至死方休。所以，
修筑秦始皇陵园的刑徒，包括以身顶债者和服徭役的农民，即使不被繁重的体力劳
动致死，也绝少有生还的希望。劳动繁重、鞭捶加身、精神折磨、死亡威胁等，构
成了他们自身凄苦悲惨的生活内容。

　　　　他们以生命为代价而留给后人的正是包括兵马俑在内以始皇帝陵墓为主体的伟
大的陵园建筑工程。

　　　　秦征发的“天下徒”一旦送诸骊山，即按军事组织的形式编制入籍，严加控制，
并统称“骊山徒”。从流传的“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讴”等民
谣来看，这是怎样的一支规模宏大的劳动大军。而负责监工的章邯，他本人就是一
位秦国将军，并曾在攻赵灭韩的统一战争中屡建奇功。

　　　　骊山工程的劳动组织严密、功效之高，可以说是同军事化的编制有着直接的关
系。

　　　　被禁锢的骊山徒，其劳役带有终身的性质，从秦代的历史文献上来看，没有提
供这些骊山徒役满放归的任何记载，相反地，倒是限期延长和死亡恐慌一类记述却
不断地充溢在字里行间。后来成为汉高祖的刘邦，当年曾以一个亭长的身份押送丰
沛的徒人到骊山修筑陵墓，由于谁都明白一旦到了骊山便绝没有生还的希望，便纷
纷在道上设法逃跑，刘邦见此情景，知道自己无法向其上司交待，索性带领剩余的
人造起反来了。

　　　　尽管“骊山徒”的身份是复杂的，其来源不一，而对待又各异。但到了骊山，
并成为徒人，就成了事实上的官奴。即使是社会地位稍高一点的技术工匠，尽管受
到一点优待，也只是相对而言。他们一旦到了陵区的作坊，就难于脱身自救。不但
他们要终生修筑陵墓，而且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编入劳动大军，以至出现了“行者
不还，往者不返”的劳役制度和人的悲惨命运。

　　　　骊山陵墓处于京师地区，修陵徒人的衣食都是凭券从咸阳国库里领取，但标准
却很低，只供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且罪犯穿的衣服均为粗麻编织的“褐衣”。对
远离家乡，又是重体力劳动的徒人来说，这样的衣服穿不了几天就会破烂得难以遮
体的。

　　　　至于“骊山徒”的饮食，不但食粮定量标准很低，而且粮食本身也极其粗劣。
据出土的《云梦秦简·仓律》载：“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劳与垣等者，旦半夕参，…
…免隶臣妾、隶臣妾垣及为它事与垣等者，食男子旦半夕参，女子参。”也就是说，
从事挖壕筑城这样强体力劳动的男刑徒早餐半斗，晚餐三分之一斗，日食定量是六
分之五斗，月定量是2。5　石。由于秦律极为严格，根据男女性别及其从事劳动强度
分级的口粮供给标准也自然是统一的。

　　　　所以，供给筑城劳动的刑徒、隶臣“旦半夕参”，则指的是实发的原粮。根据
“粟一石六斗大半斗，舂之为粝米一石”的比率，可折算出日定量的现代重量应是
1。755　市斤。这个数字对于修筑陵墓的重体力男劳动力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够吃的。
除此之外，《仓律》还有两条减少衣食的惩罚性规定，即受饥饿刑的囚犯，日定量
只有三分之一斗（七两）。隶臣妾如果丢失了公物或牲畜的，要按月扣除衣食的三
分之一。按照秦律的统一性，这两条规定对“骊山徒”也是同样施行的。规定中还
说，如果扣除的衣食不足以抵偿损失的公物，必须延长劳役以低偿，其最终结果是
这些徒人落到了长期服役而永无归期的悲惨境地。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生活境地，伴
随着“骊山徒”命运的莫过于死，而这一威胁实际上来自三个方面，即累病而死，
折磨致死和饥饿致死。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骊山徒”多劳累致
残染病，但又得不到治疗，以至于轻病加重，重病待毙。倘稍有懈怠和不慎，既受
到监工的鞭捶之苦和严刑峻法的惩治。自由民已经不再自由。劳作中无论是在土方
工程的现场或是手工业作坊，或是运输途中，都有监工督造。占大多数的刑徒则身
穿红色的囚衣，戴赤巾，服刑具，从事最为笨重和最大强度的劳动。就整个过程而
言，“骊山徒”们在肉体上的劳顿，到了难于忍受的程度。

　　　　精神上的折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轻绝人命”的做法，从治罪处死到
故意屠杀，随着工程的阶段性进展而变得更为酷烈，“骊山徒”们随时都有惨死的
可能。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　年）七月，那位号称千古一帝的始皇帝病死在出
巡的归途中。据《史记》载：“九月，葬始皇骊山。二世（胡亥）曰：

　　　　‘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
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
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死后，继位的儿子胡
亥曾下令，原属始皇帝的妃嫔，凡没有生育儿女的全部被殉陪葬。为了怕参与修筑
陵墓地宫的工匠泄露了内中秘密，当始皇帝的棺椁进入地宫后，工匠们也被活活封
闭于地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