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耐基人际关系学-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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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西雅图已故的佛兰克·陆培博士也是一样。他因为风湿病在床上躺了二十三年之久。但是《西雅图报》的记者史都华·怀特豪斯写信告诉卡耐基说：“我去访问过陆培博士好几次，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能这样不自私，这样地好好过日子。”
一个象他这样躺在床上的废人，怎么能好好过日子呢？他的做法是：把威尔斯王子的名言“我为人服务”做为座右铭。
他搜集了很多其他病人的姓名和住址，写充满快乐、充满鼓励的信给他们，使他们高兴，也激励他自己。事实上，他组织了一个专供病人通信的俱乐部，最后，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称之为病房里的社会。
他躺在床上，平均每年要写一千四百封信，由别人捐赠的收音机和书籍，为成千成万的病人带来了快乐。
陆培博士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陆培博士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任务，有知道自己是在为一个比自己高贵得多也重要得多的理想服务所得到的快乐，而不做一个象萧伯纳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又病又苦的老家伙，一天到晚抱怨这个世界没有好好使他开心。”
下面是一位伟大的心理治疗家所说出的最惊人的说法，这句话是阿佛瑞德·安德尔说的。他常常对患精神忧郁症的病人说，“如果你遵照我的处方去做的话，你的病会在十四天之内治好：每天要想一想你怎样才能取悦别人。”
安德尔在《生命对你应该有什么意义》第258页中说：
“忧郁症就象一种长年不息的怒气以及对别人的反感，虽然患者的目的是得到照顾、同情和支持，但是患者似乎只是因为他的内疚感而抑郁不乐。忧郁症患者对早期的记忆通常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想躺在长沙发上，可是我的哥哥却躺在那里，结果我大声哭，使他不得不走开’。
“忧郁症患者通常会以自杀作为报复自己的手段，而医生对我们的第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要避免他们有任何自杀的理由。我用以解除他们紧张情绪的办法——也是这种治疗方式中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建议他们‘绝不要做任何你不喜欢做的事’。这句话听起来似乎非常简单，可是我相信已深深触及到此病的根源。如果一个忧郁症患者能够做到所有他想做的事情，那他还能怪什么人呢？他对自己还有什么好报复的呢？‘如果你想去看电影，’我告诉他说，‘或是出去度假，就去吧。如果你走在半路上发现你不想去了，就回来。’这是任何一个人所能要求到的最好情况，这可以使他满足他所要追求的优越感。他就象一个神一样，可以随心所欲。而从另外一方面看来，这却不是他所要求的生活方式。他想要控制别人，想要责怪别人，如果大家都同意他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责怪别人了。这种做法可以放松人的紧张情绪，我的病人之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自杀事件。
“通常那些病人都会回答我说：‘只是我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对这个问题我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我听得太多了。‘那就不要做你不想做的任何事，’我说。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回答说：“‘我想整天躺在床上。’这种事我也晓得。
如果我说这样很好，他就不会再想这样做了。
“这是一种做法，另外一种做法则更直接地打击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在十四天之内把病治好，只要你照着我的话去做：就是每天要想怎样才能使某人高兴。’你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意思？他们满脑子只是想到‘我怎么样才能让某些人担忧’，他们的回答都非常有意思。有的人说：‘这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这一辈子都在做这种事。’其实他们从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于是我要求他们仔细考虑一下，他们也不会去想这点。我告诉他们说：‘睡不着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时间花在思考怎样可以让别人高兴，这可以使你在改善健康方面向前跨一大步。’第二天我再见到他们的时候，就问他们说：‘有没有想过我的建议？’他们有人回答：
‘昨天晚上我一上床就睡着了。’当然，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一定要很诚恳，很友善，一点也不能露出优越的神情。
“还有些人会回答说：‘我永远也没办法做到。我太担忧了。’于是我告诉他们：‘你可以继续担忧下去。不过，有时候你也可以同时想想别人。’我希望他们总能够对别人有点兴趣。很多人对我说，‘为什么我该让别人高兴呢？别人从来不想让我高兴。’‘你一定得考虑你自己健康。’我回答说：‘别人以后会受苦的。’我很少碰到病人说：‘我曾想过你所建议的事情’，我的努力是希望能让病人对这个社会发生兴趣。我知道他们的主要病根是缺乏合作，而我也要求他们能够看出这一点。一旦能和其他的人在平等而很合作的地位上接触的话，他们的病就好了……宗教上最重要的信条一直都是‘要爱你的邻居’……那些对别人毫无兴趣的人在生活中遇到最多的困难，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也最大。人类的各种失败也就来自这一类的人……我们对一个人所要表示的，以及我们所能给予的最高赞美，就是希望他是一个很合作的人，是其他人的朋友，也是爱情与婚姻中很真诚的伴侣。”
安德尔医生要我们每天做一件好事，可是好事是什么呢？
“好事，先知穆罕默德说，‘就是能使别人的脸上露出欢乐微笑的事。”
为什么每天做一件善事就能给这个人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呢？因为在试着使别人高兴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不再只想到我们自己。只想到我们自己，就会产生忧虑和恐惧以及忧郁症。
在纽约市主持孟氏秘书学校的威廉·孟恩太太，通过思考怎样让别人高兴治好了她的忧郁症。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五年前的十二月里，”孟恩太太说，“我正沉溺于一种悲伤而自怜的情绪中。在多少年的快乐婚姻生活之后，我失去了丈夫。当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我的伤感愈发沉重起来。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单独度过圣诞节，我真怕这次圣诞节的来临。很多朋友请我和他们一起度圣诞，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我能够感受到任何快乐。我知道不管在哪一个宴会上我都会变成一个让人讨厌的人，所以我拒绝了他们很仁慈的邀请。快到圣诞夜的时候，我愈觉可怜自己。不错，我应该觉得我还有很多值得感谢的事，就象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很多值得感谢的事一样。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在下午三点钟离开了办公室，开始无聊地在第五街上走着，希望可以治好我的自怜和忧郁。大街上挤满了开心的人群——这些景象使我回忆起那些已经流走的欢乐岁月。一想到要回到那个又孤单又空虚的公寓，我就受不了。我感到非常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忍不住地流下眼泪。漫无目的走了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我发现自己站在公共汽车站前。我记起以前我常常和丈夫随意搭上一部公共汽车，只是为了好玩。于是，我就走上靠站的第一部公共汽车。当车子过了赫德逊河，又走了一阵之后，我听到司机说：‘终站了，太太。’我下了车，不知道这个小镇叫什么名字。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地方，我走到住宅区的一条街上，走过一座教堂，听见里面传来‘平安夜’的美丽曲调。我走了进去，教堂里空空的，只有那个弹风琴的人。我偷偷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装饰得非常漂亮的圣诞树上的灯光，使整棵树看起来象很多的星星在月光下舞蹈，悠扬的乐声——再加上我从早上起就一直没有吃东西——使我觉得头脑发昏。我觉得虚弱而沉重，结果昏然地睡了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吓坏了，看见我的面前有两个小孩子，显然是进来看圣诞树的，其中之一是一个小女孩，正指着我说：‘不知道是不是圣诞老人把她带来的。’当我醒过来的时候，那两个小孩子也吓坏了，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害他们。他们的衣服很寒酸，我问他们的父母在哪里？‘我们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他们说。原来他们是两个小孤儿，而且比我以前所见过的境况更差得很多。他们使我对自己的忧伤和自怜感到惭愧起来。我带他们去看了那棵圣诞树，然后带他们到一个小饮食店去，吃了一点点心，再为他们买了一些礼物。我的孤寂变魔术般地消失了。这两个孤儿为我带来几个月都不曾经验过的真正快乐和忘我。当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才发现我自己一直非常幸运。我感谢上帝，因为我童年时的圣诞节都充满欢乐，充满了父母对我的爱和照顾。这两个小孤儿带给我的远比我带给他们的多得多。
这次的经验再一次教给我，只有使别人快乐才能让我们自己快乐。我发现快乐是有传染性的，在施予的时候同时接受。只有帮助别人并付出我们的爱，才能克服忧虑、悲伤以及自怜，而且觉得自己象换了一个新人。我的确是一个新人——不仅是当时，而且在往后的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如此。”
叶慈太太是一位小说作家，可是她的那些神秘小说没有一本比得上一个真实故事的一半有趣。这件事发生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军舰队的那天早晨，叶慈太太生病躺在床上已有一年多了，她得的是心脏病，一天廿四小时要躺在床上二十二小时。她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到花园里去做日光浴。即使在那时候，她走路的时候还得让一个女佣人搀着。她告诉卡耐基，在那一段日子里，她以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废人了。“要不是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把我从这种自满的状态赶了出来，”她告诉我说，“我绝不可能再真正地生活。”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叶慈太太说，“一切陷于混乱之中。
有一颗炸弹就落在我家的附近，爆炸的威力把我从床上震得掉了下来。军方的卡车赶到基地的附近，把陆军和海军的眷属接到公立学校里。然后红十字会打电话给让那些有多余房间的人收容他们。红十字会的人知道我有一个电话放在床边，因此要求我替他们记录所有的资料。于是我记录下所有的陆军和海军的眷属以及孩子们被送到什么地方去，而红十字会也通知所有的海军和陆军人员打电话给我，问我他们的家人分别安顿在什么地方。
“我很快发现，我的先生罗勃·叶慈上校安然无恙。我尽量想办法让那些不知道她们的先生生死如何的太太们高兴；
我试着去安慰那些先生们被打死的寡妇——伤亡的人不在少数。
“起先我一直躺在床上接听所有的电话。然后我坐在床上听电话。最后，我忙得很兴奋，完全忘记了我的虚弱，走下床来坐在桌子旁边。在帮助那些情况比我坏得多的人时，我完全忘了自己。以后每天除了晚上正常的八小时睡眠以外，我没有再回到床上去。我现在知道，如果日本人没有轰炸珍珠港，我也许会终生做一个半残废者。
“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悲剧，可对我个人说来，却是我所碰到过的最好的一件事。那件可怕的危机使我产生力量，而那种力量是我不可能梦想得到的。它使我不再只注意我自己，而去关注别人。这给了我一些很大很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东西，那些东西成为我生活的目标。我不再有时间去想我自己，或只为我自己担忧。”
那些去找心理分析家治病的人，只要肯照玛格丽特·叶慈的做法去做，就会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自己治愈自己——
只要他们愿意帮助别人。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我的病人中，大约三分之一都不是真的有病，而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没有意义和空虚。”换句话说，他们只是想搭人家的便车度过一生——可是游行的车队只经过而不会停留下来，于是他们去找心理分析家，谈他们那些小小的、毫无意义又毫无用处的生活。既赶不上船，就只好站在码头上，怪这怪那，却不怪他们自己，还要求全世界都以他们自我的欲望为中心。
也许我们会说，“我们觉得这些故事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也曾招呼过圣诞夜里看到的一两个孤儿，如果我们本人在珍珠港的话，也会乐意去做玛格丽特·叶慈所做的事。可是我们的情形不同，我们过的是一般人的普通生活，做的是一天八小时的无聊工作，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戏剧性的事。怎么会对帮助别人有兴趣呢？而且我们为什么应该这样？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
卡耐基回答说，不管你的处境多么平凡，你每天都会碰到一些人，你对他们怎样呢？你是否只是望一望他们？还是会试着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比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