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论-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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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人就是怀着厌恶的心情去做卑鄙的事情的人”
，这个讽刺性的定义似乎是不合常情的：规矩人原则上是不做卑鄙的事的！
但是读一下被周围人认为是循规蹈矩的楷模、甚至圣人的那些人的日记和私人信件，你就会相信，他们都为良心的谴责而苦恼。规矩的程度首先表现为自我要求水平。一种人为自己不偷窃和不写匿名信而感到自豪，另一种人则为自己在会上没有发言或者由于忙于自己的事情而太晚发现他的同志需要帮助，而认为自己可耻。
道德选择心理过程的特点是，习惯的定性逻辑在这一心理过程中似乎发生了颠倒。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不好行为归因于外部环境，而把别人的不好行为归因于内心动机，结果自己的责任便减少了，别人的责任便增加了。在道德关系世界发生的情况正好相反。真正有道德的人具有善良和宽容别人宽容的特点。他在谴责别人的不道德的、不良的行为时，尽量不把对行为的反面评价扩大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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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种行为的人的人格，而假设坏事的根源在于环境的压力，亦即对情境的不正确估计。他相信，别人的好品质比坏品质更有力量，从而支持他的自尊。他对自我不能表现出同样的宽宏大量。这倒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而是因为不能否认自己的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圣埃克苏佩利那种对社会现象“不切实际”的夸大绝对是有道理的，在伦理上甚至是必要的。他所肯定的不是个体的私人自尊，而是个体的人类尊严。作为个别的个体，人常常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但是，人类精神共同性的基础是，“每人都对大家负责”。同时这也是每个人的分别负责。
“只能是每个人分别对大家负责”
，①圣埃克苏佩利强调指出。
道德规范不是描述，而是规定。从心理学观点来看，“无利害的”选择是没有的；在直接动机层次上，利他主义往往和快乐主义相吻合（“做好事使我感到快乐”）
，“理智的利己主义”
也是这样要求的。
但是道德选择不能归结于直接动机。
在道德行动中有着个人单独的和社会全体的即超个人的东西的溶合②，而且伦理学和心理学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一致的。
苏联哲学家（伊利延科夫和卡甘等）和心理学家们一致认为，个人的本质是他的主观因素，是超越直接眼前事物、包括其自身经验存在界限的需要和能力。个体只有在他不再是活动的单纯代理人而变成活动的主体、创造音，在他超过情境和标准“要求”的界限而进入冒险性较高的领域、“超标
①《圣埃克苏佩利文集》，第４０１页。
②参见：《道德选择》，莫斯科，１９８０，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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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超情境”
、“超角色”积极性的领域时和程度上，才会变成个人并意识到自己是个人①。
这既关系到对象性活动，也关系到社会关系，还关系到人际交往——人总是需要最大限度地加重负荷，超越“眼前事物”的界限。
在道德方面，以某种超个人的东西为取向而又必须以自愿选择为前提，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道德情境总是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它给人提出的是“最高任务”
，其实际可行性并没有保证。因此在任何道德选择中都蕴有风险。
杜布科写道：“冒险是行动和思想的道德方式的特点，所谓冒险就是人可以要求自己比‘实用主义者’可能达到更多的东西，并和‘逻辑学家’不同地意识到这种更多的东西。
最主要的是，着手完成道德任务不是在他绝对有准备即预先知道它的解决途径和方法的时候，而是在任务要求他作好准备的时候。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要承担某种道德义务，那就是说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他是能够做到的，虽然他是否的确能够做到尚未可知。在道德方面对人的现实能力同应有能力的核实是次要的，道德的主体在道德选择的一定阶段应该接受这种不确定性。“
②
任何道德选择都不仅是对个人本身的考验，而且也是对他所信奉的原则的考验。
无论冲突的直接内容多么无关紧要，
①关于这种观点的心理学根据，参见彼得罗夫斯基，Ｂ。
Ａ。
：《关于个人积极性心理学》，载《心理学问题》，１９７３年第３期，第２６—２８页；同一作者：《关于心理学中的个人观》，载《心理学问题》，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第４０—４６页。
②《道德选择》，第８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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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胜利或者失败对别人都是榜样和指明道路。
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一剧中出色地揭示了这个主题。
布莱希特原则上推翻了把个人看作环境的消极牺牲品的观点。在剧本及其评注中他都强调说明，伽利略的命运中没有任何宿命的东西，他始终是有可能进行选择的。
“《伽利略传》说的根本不是只要你认为你是正确的就应该坚持己见，并以此赢得意志坚定者的声誉。
整个事情是从哥白尼开始的，但哥白尼就不是坚持己见，而是躺倒在自己的观点上，因为直到死后他才允许别人宣布他的想法。不过谁也不去责怪他……但是和逃避斗争的哥白尼不同，伽利略进行了斗争又自己背叛了这一斗争“
①。
伽利略是从拒绝妥协道路开始的。我们来回忆一下他和小修道士的谈话，后者为隐瞒真理提出了严肃、有力的论据。
首先他说，新的真理是非人性的，它使人不能再以幻想来拯救自己。
“人家好不容易相信，上帝的眼睛探究地、充满忧虑地注视着他们，整个世界舞台就是为他们设计的，好让他们这些出场人物能够证明自己胜任或大或小的角色。要是我跟他们说，他们就住在一块小石头上面，这块石头在空空荡荡的空间不停地围绕着另一个星体旋转，它是千千万万块石头中颇不显眼的一块，要是我跟家里人这么说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想法！象这样百般忍耐，象这样面对苦难生活，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现在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好处呢？
《圣经》又
①《布莱希特戏剧文集。剧本。论文。言论》，五卷本，莫斯科，１９６５，第５卷，第１册，第３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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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哪里？
它对什么事情都有一套说法，它把流汗、忍耐、饥饿、屈辱都说成是必要的，而现在呢，你竟冒出来说《圣经》错误百出。“
①按照这种解释，拒绝严酷的真理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好事。
伽利略坚决摒弃这一论据，因为与教会教条妥协不会使穷人的日子过得轻松，只会使他们更加处于从属地位，不管怎么说，“三角形的各角之和是不能按照教廷的需要改变的”。
小修道士于是提出了第二个论据：“您不认为真理只要是真理，没有我们的努力，它也会胜利吗？”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考虑：科学家的任务是发现真理，而宣传真理和肯定真理就不属于他的职业角色的范围，而且常常也是不可能的。不是哪个迂腐的隐士，而是伟大的爱因斯坦在１９４９年７月写信给马克斯。布罗德，谈到他的小说《被捕的伽利略》：“至于伽利略，我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很难相信一个成熟的人会认为把他所发现的真理与沉缅于微小利益的浅薄人群的思想联系起来有什么意义。
难道这个任务对他来说这样重要，以致他会把自己一生的最后年代献给它……他本来没有什么必要去罗马和神父们及其他政客们搏斗。这样的场面不符合我对老伽利略内心独立性的看法。我不能设想，比如说我会采取类似办法去捍卫相对论。我会想：真理比我强大得多，象堂吉诃德那样骑着洛西南特、拿着剑去捍卫真理是可笑的……“
②爱因
①参见：《布莱希特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下册，第７６—７７页。
②转引自索洛维约夫，。。
：《存在主义与科学认识》，莫斯科，１９６，第g R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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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的确没有为了相对论去和反动派作战，但据我们所知，他曾不止一次地严厉斥责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贩但是伽利略在和小修道士谈话之时，。电子书还没有把自己的职业立场与自己作为人和公民的宗旨区分开来。
“只有我们胜利，才有真理的胜利；理智的胜利只能是有理智的人的胜利”
①。他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局部职责的代表来进行选择的。但是他能坚持这一立场吗？
和伽利略的故事平行，布莱希特顺便展示了另一个悲剧——教皇的悲剧。两人在罗马狂欢节期间第一次见面时，伽利略是完整的，而巴尔贝里尼红衣主教却是一分为二的。作为数学家，他懂得伽利略是正确的；但作为神职人员，他又要反对伽利略。在不需要作出负责的决定时，面具帮了他的忙。
但是，红衣主教变成了教皇乌尔班八世。他不想折磨伽利略，他理解伽利略的正确，也理解伽利略的影响。但是正如伽利略为科学家对真理的献身精神所驱使一样，教皇也因教会领袖的地位而不能自拔。
其实，他的处境比伽利略更糟。
伽利略揭示了真理。虽然他又背叛了它，但历史（至少一部分历史学家）
仍会对他宽宏大量。
而教皇却被要求“封锁”
真理。红衣主教作为宗教法庭裁判官，提出了和小修道士同样的论据。他的论据是，问题不在计算表上，而在于叛逆和怀疑的精神。科学家们把自己头脑里的动乱带到了静止不动的地球上。
“他们大喊大叫：是数字迫使我们这么干的！
然而数
①《布莱希特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下册，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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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从哪里来？谁都明白，数字来自怀疑。他们怀疑一切。难道我们应当把人类社会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而不再把它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吗？……“
①
对于教皇来说，这些论据要比对伽利略有说服力得多。
教皇确实要负责维持现有秩序。万一现有秩序开始破坏，失望的教徒们将怪罪的不是伽利略，而正是他教皇。放纵异端邪说，后果不堪设想——有劳力的同时代人会这样指责他。扼杀新生的真理——后人会这样指责他。
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是，在这种动机的内心斗争中，在道德选择的情境中，侍从给教皇穿上法衣。而这个过程一结束，教皇法冠法服已经全套穿戴整齐，不是人，而是权力的人格化，来作出决定……
现在轮到伽利略了。由于他的选择范围大得多，它的道德后果也更大。放弃意见一场的结尾是在垂下的帷幕前朗诵伽利略的言论：“马从三、四英尺高的地方跌下来会摔断马腿，狗从三、四英尺高的地方跌下来却不至于受伤，同样，猫甚至从八英尺或十英尺的高度跌落下来，蟋蟀从塔尖顶上、蚂蚁从月球上跌落到地面，都将安然无恙，这不是明显的事实吗？同小点的动物比大动物较为强壮有力的情形相似，小植物也更能保全自己。”
②高大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坚固程度，否则的活，对矮小的人无害的跌倒对他来说就可能是致命的。
可惜，伟大的伽利略并不具有更强的道德坚固性。
这是否能为伽利略开脱？据布莱希特的意见，不能。在
①《布莱希特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下册，第１０８页。
②《布莱希特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下册，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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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的第一稿中说到，伽利略被捕后在宗教监狱里写下了《对话录》，并嘱托自己的学生安德雷亚将手稿送往国外。放弃意见使他有了可能去写作新的重要著作。他做得很聪明。
在广岛事件影响下写的最后稿中，伽利略打断了自己学生的颂扬，对他解释说，放弃意见是罪过，所著的书是抵偿不了这一罪过的，不论这本书有多么重要。对科学的贡献并不是评价科学家的唯一标准。科学应该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为一小撮掌权者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