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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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成就。洋务派的努力，可以视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同时又必须看到，洋务派虽然主张接纳西学，比起倭仁等顽固的卫道者来，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他们骨子里仍然充满着旧时代的滞气，头顶上仍然罩着一片传统文化的阴影。对他们来说，兴办洋务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的目的，一是确保专制主义王朝的安稳，二是确保孔孟之学的香火不绝。张之洞是洋务派文化主张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思想深处，兴办洋务只是手段，保国保教才是目的。辜鸿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可以保名教。”
①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问题绝非中体西用这一文化主张所能解决。而且，文化传播的规律也决定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在现时代很难说是“体”与“用”的关系。
“用”之于“体”
，则“体”必变，其结果势必是旧“体”的死亡和新“体”的降生。另一方面，旧“体”之尚存，则新“用”之难附，其结果又势必是“用”之不当和失去“用”的意义。二十几年的洋务运动，国亦未富，兵亦未强。海防经费被慈禧太后挪用修建颐和园，北洋水师只是李鸿章手里的一张牌，以
①《张文襄慕府纪闻。清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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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
确保自己在清王朝的政治地位。
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海战，中国军队又一次吃了大败仗。
《马关条约》给国人带来的耻辱一点也不比《南京条约》少。尤其使中国士大夫们震惊的是，战争的敌方，不是身材高大的西方人，而是身材矮小的日本人。
日本岛国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学生，从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很多都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当中国第一次遭受英国大炮轰击的时候，日本甚至比中国还落后许多。然而，短短的二三十年里，日本竟然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从中国的学生发展到中国的敌手，最后竟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胜国，迫使千余年来的先生受尽屈辱，割地赔款。
甲午海战的结局，无疑宣告仅注重器物层面的洋务救国之梦的破灭。
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开始认识到，要拯救中国，绝对不是器物层面上的问题，必须从政治制度方面动些手术。
同时也认识到，不仅要开眼看西方，而且还要开眼看日本。日本的突起，不正是因为二十几年前的明治维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吗？因而，中国的问题不是要学的问题，而是要变。不变而学，只能学其皮毛；变而再学，或学变并举，才可学其根本。
康有为、梁启超两人就是这些进步的文化人的集中代表。
他们认为，要真正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就必须冲破“中体西用”
的思想樊篱，取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
由此，他们主张中西揉合，新旧并举。具体说即是，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这是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新的文化模式。在政治上，康、梁主张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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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
康、梁的戊戌变法于救亡图存方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同一性质的政治事件。但是，两个变法，两种结果。明治维新把一个弱小的日本推上世界级的富强国家之列，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归于失败，留下的是“戊戌六君子”的斑斑血迹和现代中国人为之的深长叹息。
康、梁变法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是必然的命运。如果没有帝党与后党之争，很难说这次变法就会以它实际的结局那样为结局。但是，如果我们再追问下去，假若没有帝党与后党之争，这次变法难道就会成功？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说，康、梁变法的失败绝非偶然所致，而是内含着深层的文化原因。这就是：第一，变法一开始就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帝党与后党之争，表面看来为权力之争，但在对待维新的态度上，实则为两种文化之争。
面对维新事业的发展，顽固派群起而攻之，视维新为动乱，为大害。
他们惊呼：“舍名教纲常。
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
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
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立，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
①第二，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虽然意图移植西方政治与经济，但由于孔孟之学根基太深，不得不借复古以维新，借旧瓶装新酒。康有为甚至以中国的马丁。路德自居，将孔子改铸为维新变法的“教主”。这种托古改制的做法，一方面
①《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翼教丛编》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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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与孔门道统脱不了脐缘，另一方面又依然给孔门道统以合法的思想主导地位，从而给顽固派用孔门道统反对维新的做法以合理合法的权力。
如果说１９世纪末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是一批来自传统文化堡垒里的新旧参半的士大夫的话，那么，２０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是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薰陶过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既反对“中体西用”和“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模式，也反对“托古改制”这一旧瓶装新酒的古老形式。他们不要孔孟之学，不要祖宗之法，而是公开地用“欧洲思潮”来改造中国社会，把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视为楷模，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社会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
不用说，孙中山等人比起洋务派和维新派来，视野要开拓得多，身上的传统文化的包袱也轻得多。
因而，他们能够推翻清廷，从形式上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治。
孙中山用血与火的方式进行革命，但在重建中国政治时，却显得温文尔雅，一身的书生气。他试图在短时期内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一切社会问题，幻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他以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又企望避免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弊端。这种不切实际而又相互矛盾的天真想法，直接导致了他的三民主义的提出。民族主义旨在排斥满清皇族；民权主义旨在推翻君主专制改体；民生主义为平均地权。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里是这样解释的：“文明之福祉，国民平均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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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可以看出，三民主义的三项内容并非配套，平均地权直接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不合。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就是发展私人资本，允许不平等的存在。如果以平均的原则来处理社会财产，那么就势必建立起一种具有超经济功能的上层建筑。
而这种超经济功能的上层建筑在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中国，只能是旧式的或改装过的封建王朝，而不可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充分地表明了孙中山一代革命家尽管信仰欧美的民主政治，但事实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和文化体系并不十分了解，也表明了他们的思想之根仍然扎在中国旧文化的土壤里。正如汪澍白先生所言：孙中山虽然自幼在海外接受西式教育，但他讲解三民主义，仍力图归宗于儒家文化。
①海外学者徐复观说得更为切当：“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仅从政治、社会方面来说，他实际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而开出了以世界为规模的中庸之道。”
②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从形式上结束了旧式的封建王
①汪澍白：《艰难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宏观考察》，第９１页，湖南出版社１９１年版。
②汪澍白：《艰难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宏观考察》，第９１页，湖南出版社１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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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由于最终没能冲脱旧文化的束缚，所以没法保障新的封建王朝不会再出现。只要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土壤还在，就难以避免在这一土壤里生长出各式各样的专制主义政体的毒牙。袁世凯作了总统尚不满足，最后还是演了个龙袍加身的丑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在辛亥革命的炮火轰击下气息奄奄，但在张勋“辫子军”的支持下，死灰复燃，又搞了个“丁巳复辟”的闹剧；……。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七十余年。七十年里，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不能说没有作过艰难的探索和积极的追求。
尽管我们今天可以指出他们的诸多不足，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每前进一步，既是十分可贵的，又符合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没有权力指责他们没有把工作做到一步到位。因为肩负着沉重包袱的人，行走只能是艰难的。
也就是说，从这七十年的发展过程与步骤看，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虽曰艰难，但趋向却是逐步朝着它所应该发展的道路上发展的。如果没有其他不利因素的扰入，２０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社会应该汇入世界历史一体化的洪流。但历史常常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外部的不利因素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路向的错位。
２０世纪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外部环境变动的牺牲品。
“五四”一代文化英雄与国民的灵魂拯救
为什么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怎样才能彻底清除专制主义的文化土壤？这是“五四”时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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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前途问题的主题。他们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既不在器物不如人，亦不在制度不如人，而是在于国民的素质低劣，他们称之为“国民的劣根性”。一方面，几千年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造成了国民的奴性人格，另一方面，国民的奴性人格又致以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得以长期延续，僵而不死。国民素质得不到提高，即便建立起形式上的民主政治，那么新的政体也会在传统文化的积淀层里变为“逾淮之枳”。所以，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所谓“启蒙”
，也就是把国民从传统的专制主义的精神牢笼里解放出来，医治其心理层面上的劣根性，使臣民意识变为公民意识。
“五四”
的先驱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认识下呐喊的，斗争的。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层面上的引进，也不仅是某种政治体制的移植，而是深层次的文化更新。只有文化更新，才可能使技术的引进和政体的移植具有真正的意义。
按照梁启超的分期，中国的救国图强之路在此之前已经走过两个历程。第一个历程为洋务运动，第二个历程为戊戌变法。这两个历程虽然在不断地向着世界历史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但步履维艰，都未能碰触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本——孔孟之学。显然，如果没有一次深刻而强烈的文化震荡，仍然照着老路走下去，中国的前途问题将始终得不到解决。辛亥革命没几年，革命成果就浪淘沙流而去，中央政权落到北洋军阀手里，南方的革命党人试图通过政治斗争制约袁世凯，结果大失败。尔后又进行武装反抗，不料输得更惨。历史注定了中国的近代救国图强之路要进入第三期，即从文化的层面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之一期。正如梁启超１９２２年所说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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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①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首倡这场文化革命的是团结在《新青年》杂志周围的一批进步文人。
《新青年》为陈独秀所创办，初名《青年杂志》，诞生于１９１５年。
该杂志的宗旨是唤醒国民的“伦理觉悟”。
因为在这批进步文人看�
![[绿杨] 缺席审判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