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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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５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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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３５１

　　　　就一定是现代化的动力。而且，现代化本身就包含着思想的现代化。而思想的现代化，主要是思想的开新，而不是对旧思想的接承。对于这样带根本性的问题，张君劢的解决方法颇为巧妙。他说：“我们发觉欧洲现代思想是希腊思想的延续，希腊哲学是现代思想的基础。在欧洲是如此的话，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利用其旧有的基础呢？”

　　　　①

　　　　循着这一思路，张君劢将儒家思想有利于现代化的成分概括为下述几端：“理智的自主，心的作用与思想，德性学说，宇宙的存在，现象与实体，或者道与气，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观念，我们为什么不敢说它们可以被用来复兴中国思想呢？”

　　　　③

　　　　且不说张君劢对西方近代历史的理解有误（因为欧洲现代思想并非希腊思想的延续，希腊思想亦非现代思想的基础）

　　　　，就是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他还是没有找到传统与现代化的结合点。理智的自主，心的作用等等，虽然现代社会不可或缺，但这些东西并不一定要从古代文化中去发掘人们才可拥有。既然按照他的说法，这些东西是人人所固有的和共有的，不受时空限制，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从古人那里去寻找呢？

　　　　还有什么必要复兴儒学呢？

　　　　当然，对于此种逻辑上的矛盾，张君劢自己是没有察觉的，他所坚信的只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

　　　　①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５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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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①

　　　　我们说，尽管张君劢写过《新儒家思想史》等著作，作过环球演讲，试图用宣传儒学价值的方法来获得人们对它的认同。

　　　　然而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他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的。

　　　　虽然他有着厚实的西学底子，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多少显得有点零散、拼凑、不系统。相比之下，他的政治学说以及他为寻求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之路所付出的行动，则要美妙得多。他不仅将儒学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拉到一块，而且还为未来中国构想了一幅“修正的民主政治”的蓝图。

　　　　张君劢常以“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自况，足以体现他的学思方向对政治有着格外的关注。他早年的科玄之争，表面上看似乎与政治无关，实际上正是他的政治学说的哲学表达。这在于，张君劢虽然得益于倭铿和柏格森的哲学，但又深感到他们的思想一味诉诸直觉洞彻，不免失了思想之常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倭氏柏氏提倡自由意志，行动，与变之哲学，为我之所喜，然知有变而不知有常，知有流而不知有藏，知行动而不知辨别是非之智慧，不免为一幅奇锋突起之山水，而平坦之康庄大道，摈之于视野之外矣。

　　　　倭氏虽念念不忘精神生活，柏氏晚年亦有道德来源之著作，然其不视知识与道德为文化中之静定要素则一也。“

　　　　②

　　　　由于看到了倭氏柏氏哲学的片面性，张君劢才将其学思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５９６页。

　　　　②《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４４—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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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依据，立基于康德哲学之上。因为康德不仅在知识论方面给予了合理的解释，而且将知识与道德并重。正是从康德哲学里，张君劢看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意义所在。他说：“二三百年来，西欧人之心理上但知侧重知识，且以为知识愈进步，人类幸福殆无止境。然自两次大战以还，欧美人深知徒恃知识之不足以造福，或且促成世界末日，于是起而讨论科学之社会的任务。伸言之，知识之用，应归于利人而非害人，则道德价值之重要，重为世界所认识矣。经百六七十年前之康德，除著《纯粹理性》一书批判知识外，同时又有《实践理性》一书，说明道德之由来。康氏二书并重，与儒家之仁智兼顾，佛家悲智双修之途辙，正相吻合。”

　　　　①

　　　　张君劢从康德的道德哲学里，认识到人是目的，而非工具或手段。也就是说，人类有其独立的人格，政府应在尊重公民人格的基础上立法或行政，不得视之为草民，为奴隶。

　　　　因为公民独立人格乃是生而有之的，即天赋人权，任何人也没有权力不尊重别人的人格与尊严。

　　　　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以人的尊严，天赋人权之理，来推翻当时的专制政治，建设合于人类尊严的政治，从人的尊严，发生人的智慧，人的辨别，人在政治中的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没有民主政治可言的，更无“天赋人权”思想。然而，张君劢为了使中国的儒学与民主政治接轨，和为了凸显儒学在未来社会的价值，却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主自由思想，甚至断言，西方人的近代民主政治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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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从中国人这里传过去的。请看他的一段表述。

　　　　“国人亦知此学说之何自而来乎？西方近年经专家研究后，乃知其来自儒家。自天主教之十字会中人来华，读孔孟之书，以腊丁文之译本寄欧洲，其在吾国，但发见天理说，人性说，而不闻有神示说，于是理性说大行于欧洲，乃有华尔氏康德氏凭理性以批评宗教者，亦有以理性立伦理学之基础者，继而以理性说推广于政治组织者，乃有天赋人权说。曰人群所以为治安计，乃组织政府，此政府所以为人民服务者，应守一定界限，不可使用暴力，不许人民使用暴力，而人民自身为此团体之主人翁，应以平等自由之地位，制成法律，为政府为人民所共守，如是乃有治，乃有安全，乃有平等，乃有自由之可言。其说之由来，得之于孟子告子上篇之语：‘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西方人读此文者解之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既有定制，而此定制出于人之秉赋，此为道德，此为理性。由是而推广之，乃有理性宗教论。乃有理性政治论，即天赋人权。乃有学术中之自然定律论。而杰弗逊留法时，已有此文，及其归也，乃著之于独言宣言之中。可知天赋人权，自为吾家旧物，遗留于海外二三百年之久，今可如游子之还乡矣。彼西方既采儒家言以建立其民主，吾何为不可以西方民主还之于儒家乎？“

　　　　①

　　　　这段长长的文字之所以有必要全部引出来，在于它充分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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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７５１

　　　　反映了许多新儒家的一般心态，只是张君劢格外极端罢了。

　　　　在他看来，“天赋人权”不仅是“吾家旧物”

　　　　，而且还远销到西洋各国。他们的民主政治就是依靠我们这“吾家旧物”发展起来的，连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是以《孟子》为蓝本的。更有甚者的是，张君劢认为，非但西方人的民主政治渊源于中国，他们近代所有的文明成就都是建立在中国儒学的基础上。

　　　　因为在他看来，西方近代文明由三个运动而来，一是宗教改革，二是科学技术革命，三是民主政治。

　　　　在上引的文字里，他把这三个运动都归之于中国儒学的促动。

　　　　读了上引的这段文字，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由于对儒学的偏爱，张君劢以至欠于理性的思考。为了强调传统同现代化的关系，他认定西方现代思想直接来源于希腊哲学，进而推断，西方人可以从古代希腊挖掘文化宝藏，中国人自然可以从孔子与孟子的学说里寻找立国之道。有时候，他又明确表示，近代西方文明直接发端于文艺复兴。

　　　　１９４８年，他在成都大学的演讲中就曾明确说过：“我们知道现代的文化由三个运动而来：第一，宗教改革；第二，科学发展；第三，民主政治。这三个运动大家又知道是欧洲文艺复兴‘人的发现’而起的。所以讲‘人的发现’，是因为中世纪只迷信神道，置‘人’于一边不顾，从‘人的发现’之后，于是乎当时许多文学家歌颂人的伟大，人的乐趣，从此以后，渐知人是顶天立地的，有自身价值的人。人有其心思，有其才力，可以辨别是非，明白真伪，而且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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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绝不是君主专制政体所能抹煞掉的。“

　　　　①

　　　　即是说，在张君劢的表述里，西方文明的来源有三个。

　　　　至于什么场合采用何种来源，则视他自己的需要而定。这种“六经注我”

　　　　的作法，在许多新儒家那里都有表现。

　　　　正惟这样，他们的整个文化主张才常常给人自相矛盾的印象。

　　　　正因为张君劢从中国儒家学说里找到了民主政治的思想传统，所以他的政治哲学及政治实践大多是本着儒家的思路进行的。

　　　　十月革命以后，张君劢曾一度对列宁的社会主义表示过好感，认为“列宁不徒公产主义之理论家，乃具有大领袖之资格者也”。

　　　　②然而时过不久，他便开始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反感起来，认为“马克思想以阶级作大的横断去打破民族国家的纵断，是一种迷梦”。

　　　　③同时，在张君劢看来，把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搬到中国来，也是不适应的。因为中国国民深受封建专制政治的压迫，民主意识差，不可能走议会政治之路。

　　　　而且，西方民主政治建立在经济放任主义的基础上，说到底还是富人们的政治。为此，张君劢提出一个“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方案，他称之为“超越独裁政治与议会政治外”的“第三种政治”。

　　　　“修正的民主政治”

　　　　的核心内容，就是把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倒转为将国家利益先置于个人、党派利益之上，并认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２４５页。

　　　　②张君劢：《读六星期之俄国》，《改造》第３卷第１号。

　　　　③张君劢：《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杂志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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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９５１

　　　　为个体自由的发展是为国家服务的。在张君劢看来，这“修正的民主政治”相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既可以“去其偏枯，救其过甚”

　　　　，克服议会民主政治政治效率迟缓和政治力量分散的弊端，还可以消除多党纷争和一党专权的毛病，使其更适合于中国的民情国情。因为张君劢深深感到，国家权力与个体自由这两者，“但言乎分配得当，则为一个难题”。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很难把国家权力与个体自由摆在平衡的位置。只有先强调国家权力，个体自由才有保障。

　　　　张君劢这种“修正的民主政治”

　　　　，又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他在《再生》杂志第１卷第２期所刊的《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实现民主政治有两个条件，一为国内的安定环境，二为国民独立自由之心态。而这两个条件只有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方可具备。在此种体制下，政治上实行“专门化，稳定化，敏活化，统一化”

　　　　，经济上采取计划经济形式，并使人人都受教育。

　　　　张君劢认为，只有这样，民族才有生路，国人自由才有保障，社会公道方可维护，政权更替才会顺当。

　　　　很显然，张君劢这种“修正的民主政治”

　　　　，基于儒家的政治学说。孟子就曾说过：“天下乌乎定？曰定于一”。这“一”原本是大一统的思想。然而，张君劢将“民主”二字嵌在里面，美其名曰“修正的民主政治”。

　　　　如果问，在这种政治里，既有国家“一”的功能，那么国民的“民主”如何得以落实和得以体现呢？尤其是，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必将全国财产归国家所有，从而对社会生产实行超经济控制。如果这样，又如何能够保障执掌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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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１新儒学批判

　　　　的人不会利用手里的权力对民主政治构成威胁呢？对于此类问题，张君劢不可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他的答案只能是从《孟子》中来，即民贵君轻思想和“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的理想。但问题是，如果现代民主政治再按照孟子的设想而贯彻，为什么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一直处在专制主义压迫下呢？如果儒学传统里早就有了民主政治的宝藏，为什么它的外王又恰恰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