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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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７
拉到传统的老路上去，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倘若当时已有十月革命爆发一事，而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虽面临着传统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文化思潮的挑战，但同样构不成多大的威胁，也不会出现往后的结局。因为传统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壮大，主要得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给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分裂。正是由于看到了大战之后西方文明的残败惨状，才使得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或者对新文化运动抱有好感或者持中立态度的人，不是跑到传统主义的一边，就是跑到社会主义的一边，从而使西化派顿时由优势变为劣势，“五四”
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亦顿时由两军对垒变为三足鼎立。
由以上思路，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早夭并非因为其自身生命力不强，或者说不合中国国情和不代表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而是由于外力所致（即便这一点不是唯一的原因）。这就好像一个健康的小孩，本可茁壮成长，却不幸飞来横祸，被人无意中用石头砸死。当然，这个比喻只能引导我们的思路，并非十分贴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决不会过早地打上句号，也决不会将其未竟之业留给２０世纪末的中国人。
近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早夭是由于当时中国面临着救亡与启蒙两大时代主题，其结果就难免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此种说法看似深刻，实则浅薄，没有认识到当时中国这两大主题并非矛盾，救亡与启蒙并非互为消长的两橛。启蒙虽曰思想文化运动，但其目标是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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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富强。只有富强起来，才可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救亡。如同一个病人，首先得给他看病治病。只有病治好了，身体强壮了，精神振奋了，方可抵抗他人的攻击。
如果讳医忌药，抱着病弱的身子去抗敌，岂不等于白白送死。正由于国人依然处在病弱状态，所以十年后当小日本攻入国门后，长趋直入，致以大半个中国躺在他们的太阳旗下。抗日战争期间，虽有中国人的不屈不挠，对日寇予以沉重打击，但是如果没有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恐怕很难说中国的抗战只有八年。
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说明当时救亡与启蒙不可能同步进行。虽然各国列强对中国的争夺，曾激起国民对西人的敌视。
但这种敌视并非始于此时。
早在鸦片战争之后，此种敌视便已有之。尤其是几次大的割地赔款，更激起国人群情激愤。然而，这一切并没能阻止中国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合逻辑地缓慢地行进。为什么偏偏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救亡就一定要牺牲启蒙作代价呢？
人类有两种历史，一种是现实的历史，一种是可能的历史。在可能与现实之间，充满着极其复杂的联系。在历史领域，现实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可能性的空间远远大于现实性的空间。如果不作如是观，那么一部人类历史就只有从上帝那里去寻求答案了。大陆学者往往喜欢用“历史的选择”这一概念，似乎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可用这一概念解释清楚。殊不知，“历史的选择”
并非指有一条预成的道路事先摆在那里，其中的“历史”二字也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如其不然，那么“历史”便不是人的历史，而是“历史”的历史。事实上，历史之路是由人选择的，历史活动的主体始终是人，而非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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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历史”。人是有限的存在，容易犯错误，容易走错路，尤其在社会大变革的时候，往往容易作出错误的选择。
或者说，在当时认为是正确的选择，日后的历史实践却证明是错了的。因之，与其说“历史的选择”
，不如说“选择的历史”。一部人类历史也就是人们不断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过程。
如果上述看法不谬，那么我们再来分析当时的文化思潮为何由两军对垒变为三足鼎立，为何在此之后传统主义的势力反而大增、为何在２０年代初出现一股至今仍有相当大影响的新儒学等问题，便可避免以往的许多歧见。
先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是如何由主张接纳西方文明而转变为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代言人的。
如前文所说到的，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陈独秀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不仅创办《新青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人对封建传统展开批判，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是一面旗帜，一位思想领袖。正是由于他那冲决罗网的精神和激荡人心的文笔，将青年一代从传统礼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他明确地指出：只有用民主与科学两种武器，方可战胜传统的陈腐，方可开出中国崭新的前途，认为只有“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才能保障中国“今世之生存”。在历史观方面，他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要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在道德观方面，他推崇荀子的性恶论和西方的功利主义，认为利己主义与个性发展为同义，深信“自利主义者，至坚确不易动摇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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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①在政治思想方面，他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认为中国问题首在“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在求中国富强方面，主张科学救国，认为我国教育必须效法西方，“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
②总而言之，在陈独秀看来，欲求中国文化的新出路，就必须全面地迎受西方文化的洗礼。
然而，就在《新青年》创刊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陈独秀便一改其文化主张，从张扬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
１９１９年１月，他将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放在《新青年》上发表。同年１２月，写作《告北京劳动界》一文，旗帜鲜明地批判起资本主义社会来。此后，陈独秀连续撰文，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是“财产工商阶级”的民主，是“金钱政治”
，不能作为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中国人所要求的应是“无产劳动阶级”的民主，只有这种民主，才能给多数人带来幸福。
１９２０年，罗素来华讲学，一方面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主张中国人应向西方人学习科技。陈独秀在致罗素的公开信中批驳说：中国要发展工业和教育，固然不错，但不是要向西方人学习，而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１９２２年７月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一文，标志着陈独秀已经完全转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重要理论家。
相比于陈独秀，李大钊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更早。在
①《记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３卷第３号。
②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３卷第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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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前，他力主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原因是，中国古代文化虽有其闪光的地方，但弊病甚多，而且越是发展到近代，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越大。
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
①他号召青年“出全力以研究西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因为在他看来，西方文明“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也就在他颂扬西方文明的同时，俄国社会主义思想从另一方面灌入他的脑海。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他在天安门前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不久以后，又写过《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一文，预言“俄国的革命，不过是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
，又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这种思想转型的原因，他自己曾作过如下说明：“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两种文明本身之觉悟万不为功。”
②
从历史的渊源上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极古老的思想。就西方社会而言，它始于柏拉图，经中世纪的天国说，到近代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成为颇具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
然而在马克思之前。这种社会思潮只停留在思想家们的玄想之中。虽然有少数几位思想家曾试图在小范围内付诸实践，但
①李大钊：《东方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３册。
②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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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免失败。只有马克思这位既具有诗人情感又具有普罗米修斯精神的思想巨匠，通过自己的一套革命理论，将社会主义最终从理想变为现实。
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原本是全人类的一种信仰。所以当社会主义思想从俄国传入中国后，自然很容易在这里找到它生长的土壤。而且，就思想实质而言，社会主义学说是代表社会下层利益的一种思想。它强调无剥削无压迫，强调把有产阶级打入社会底层，同寻常百姓过一样的生活。
这种思想，对于长期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原来就是向往民主与自由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比起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来，会更为广泛，更为实在，所以也就从鼓吹欧化到宣传俄化，从而使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开来。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东方文化派的势力不断增大的情况。
“东方文化派”
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西化提倡东方文化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派别。
其代表人物有杜亚泉、梁启超、钱智修、陈嘉异、吴宓、梅光迪、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等。
他们同顽固守旧派不同的是：他们虽护住传统的“体”
不放，但同时能接纳一些新文化，而且也主张向西方学一些科技方面的东西。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看来，辛亥革命以后的诸多挫折，根源在传统礼教，故而有直捣孔家店之举。而在东方文化派那里，他们却没有体察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思想根基在孔孟儒学里面，而是把社会道德的普遍沦丧归咎于西学的引进，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护住社会正气而不倒。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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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智修的话说：“救今日之中国，非提倡消极道德不可”。
①
有的教科书认为，东方文化派都是些食古不化、言必称孔孟的老古董。其实不然。这批人大多受过新式教育，不少人还留学国外，既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同时也愿意接纳物质层面的西方文化。比如《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从维护传统出发，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没有必要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中国文明有自己的特色，与西方文明比较，只是“性质之异”
，而非“程度之差”。
“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人带来的灾难，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文明本身有问题。因之，他号召国人对于自身难保的西方文明，实在没有羡慕的必要。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他写道：“近年以来，吾国人之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见吾国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用于吾人。
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
②
然而，杜亚泉并非盲目排外者，他虽然主张以中学为本位，但又客观地承认西方文明发生之效果确有优越之处。在
①钱智修：《消极道德论》，《东方杂志》第４卷第４号。
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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