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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厚黑学完全使用手册-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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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话说,疏不间亲,血统与族亲,构成了中国人价值观念中的重要一环。如果当事人疏忽了这一点,就会失足踏入官场陷阱,平白树敌。而官场之上,其生态结构的变化极为迟缓,你遭遇到的某些人,有可能会成为你一辈子的同僚同事,一旦树敌,终身不安。

价值观念深藏在人的心里,是很难改变的。北宋真宗年间,宋真宗好大喜功,想入非非地要去泰山封禅。然而泰山封禅,于皇帝而言须得莫大的功德,有史以来,唯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五个皇帝可以封禅,其他的帝王,是不具备资格的。

可是对于宋真宗而言,正是因为不具备资格,他才想去泰山封禅,至少登上了泰山,日后人们再说起皇帝来,就会把他和秦皇汉武并列在一起,否则的话,中国历史上如此之多的皇帝,谁还记得住一个小小的宋真宗?

然而宋真宗这个想法,却遭到了朝中众臣的一致反对。驳回宋真宗这个想入非非之念的,就是以宰相王旦为首的一群大臣。见此情形,宋真宗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悄悄地将王旦召入宫中,赐给他一坛子酒,说:“拿回家去慢慢喝吧,这酒味道不错。”

王旦知道这坛子酒有问题,回家打开泥封,果然见珠光宝气,耀满堂室。原来,宋真宗为了达到让王旦支持他泰山封禅的目的,不惜以皇帝身份向大臣行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到了这一步,王旦已经知道宋真宗是决意封禅,痴心不改了,只好收下珠宝,从此以后在朝中做个闷嘴葫芦,闭口不言。宋真宗终于如愿以偿,泰山封禅成功,将自己的名字和秦皇汉武挂在了一起。

但是,王旦却因为此事,终生也无法原谅自己,他临死前还在忏悔自己当年没有勇气拒绝皇帝的贿赂,然后吩咐家人:“我死后,不得用华丽的丧服,要用粗麻黑布将我裹起来,让后人知道我是一个缺乏勇气的罪人……”

王旦至死也无法原谅自己,那是因为人生价值观念构成他人格的一部分,人格一旦受到冲击,就会陷入极度的惶恐境地之中,善良的人会因此而承受着良知的折磨,而心狠手辣之人,却会铤而走险,无所不用其极。

东汉桓帝的时候,名臣桓彬在群臣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此时国家政权已经落入宦官手中,中常侍曹节的女婿冯方被任命为尚书郎。得官之日,冯方大宴宾客,并诚恳地希望名臣桓彬给他一个面子,出席他的宴会,却被桓彬委婉地回绝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冯方是阉党,而桓彬身为士大夫,这次拒绝迅速地引爆了政治斗争的导火索,此后冯方不断入宫,央求皇帝诛杀桓彬,最终迫使汉桓帝下诏,将桓彬罢官,永不许其出仕。

古往今来,官场上最可怕的是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所谓的两条路线,说白了就是不同观念的冲突。但即使是在最温和的时代,官场上也隐伏着几条不同价值观念的主线,每条主线上聚集着相同观念的同僚,如果年轻人对此缺乏足够的认知,以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槽子里吃食,理应一团和气,那就会为自己的未来埋下忧患的种子。

缺乏对这方面的认识,不要说普通的小人物无法立足,即使是皇帝,也难以自保。东汉年间,汉昭帝死后没有子嗣,于是大臣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闻知此事,兴奋得手舞足蹈,当即率人飞奔京城,仅半天时间就狂奔了一百三十五里路,累死的马匹扔了一道。等当上了皇帝之后,年少无知的昌邑王就此大玩特玩起来,他不仅整日里与弄臣狎戏,还不断地幸御美貌宫女,就这样没心没肺地玩了二十七天,突然之间群臣涌入宫来,当场将他揪下龙椅,历数了他一千一百二十七桩大罪,当即废掉了他这个不成气候的皇帝。

宋真宗向重臣行贿,昌邑王刘贺被大臣们废掉,可知即使是位置再高权力再大的人物,也必须要考虑到官场的主流价值观念。当然,历史上,胡作非为的帝王与权臣比比皆是,但是这些人在作威作福之前,必须要先完成一项准备工作:改变职场的主流价值观念。

要改变职场的主流价值观念,掌控权力的人就必须先将符合自己意愿的人提拔上来,将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人排挤出局,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遭到被排挤者的强力反弹。

大人物尚且如此,更何况,无权无勇的小人物,在初入官场的时候根本对官场的主流价值观念没有丝毫的影响力,除了惕厉警醒、善加自保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第35章 官场陷阱三:价值判断能力的缺失

所谓的价值判断能力,是指对一项具体工作的价值性判断。当然,官场,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其价值,但是它带给当事人的价值却是完全不同的。

有一种工作,支付的成本很低,付出的劳动很少,但当事人的收益却极大。譬如西汉末年,王莽意欲篡夺朝政,却苦无借口,这个政治风向立即被一个叫哀章的家伙抓住了,他立即铸造了一只大铜匮,做了两道标签,一道写上:“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道写上:“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然后自己又伪造了“金策书”,书中说:“王莽是真命天子,天下人理应奉之”,此外还写明了辅佐未来天子王莽的八个大臣,再加上自己的名字,又编出俩人名,总共凑了十一个人。然后他扛着这只铜匮,送到了太庙。王莽听说了这个消息,大喜,立即将铜匮搬到朝廷,以沉痛的语气宣布道:“我德行不好,可是上天非要让我做皇帝,我是真的没法子,上天最大嘛……”于是王莽登基,哀章也顺理成章地披上官衣,成为了辅政之臣。

官场上尽多投机钻营之人,每天绞尽脑汁地寻找这种机会。尤其是在政治风云动荡的时际,这种成本低、劳作少、收益却奇高的工作,通常会被大量地创造出来。

武则天时代,冀州一个叫胡延庆的人,捉了只大乌龟,就用红漆在龟的肚腹上写了“天子万岁”四个大字,然后进奉给朝廷。不想朝中诸臣最是厌憎这种溜须拍马之人,当即拿手指头一抠乌龟的肚皮,就将红漆抠了下来。然后众臣齐声道:“启奏陛下,胡延庆欺君罔上,按律当斩。”武则天却慢慢摇头,说:“你们太过分了,这胡延庆也是一番忠君爱国之心,只是方法有点不对头,这事就算了吧。”

那么,武则天为什么不肯惩罚弄虚作假的胡延庆呢?

这是因为,掌权者最希望听到的,就是对自己有利的好消息。举凡与好消息沾边的工作,均有着成本低,付出少,收益高的特点。

相反,凡是对于掌权者不利的消息,不喜欢的消息,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这一类性质的工作,都具有成本高,劳作重,收益低甚至是负收益的特点。

举例来说,靖康年间,金兵铁蹄直逼北宋皇都汴梁,宋钦宗屈于金兵的军事压力,被迫遣使求和。于是圣上有旨,命尚书左丞相王禹,护送康王赵构去金兵大营中谈判。这项工作,就是十足的低价值工作,进了金兵大营,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小命是一个极不乐观的问题。就算是运气好,活着回来了,可这种事,你干得再好也得不到丝毫嘉奖,反而让人疑心你和金兵串通一气。所以左丞相王禹接到圣旨,当即把官服一脱:有本事你宰了老子,这活老子不干……

宋钦宗怒不可遏,当即将王禹贬官。然后再传旨,吩咐知枢密院事冯獬,带着康王赵构去金兵大营。冯獬也是一个机灵人,知道此时宋钦宗正在火头上,不敢违抗,就带着康王赵构出了城,在城外溜达了一圈之后,估计宋钦宗可能已经忘记还有这茬了,又偷偷溜了回来。

可是金兵铁蹄在耳,宋钦宗怎么可能忘了这事?发现冯獬太狡猾,宋钦宗怒不可遏,当即将冯獬罢官。然后又派了刑部尚书王云和康王赵构出城。

要说这王云脑子真是不够用的,亏他还做到刑部尚书,这倒霉差事,人家王禹和冯獬都不肯干,你王云还不长点儿心眼,快点脱了官服跑路啊?可是王云缺心眼,真的带着赵构前往金兵大营,走到途中,遭遇到爱国群众,被群众们骂为汉奸。最终群众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把个王云活活打死了。

这世上,尽多死得冤枉之人,可谁也没有比王云死得更冤。别的人冤死了,好歹还有个平反的念想,可是王云不唯没指望平反,而且家人世世代代空背着莫名其妙的汉奸家属的罪名。

同样的事情,在北宋年间层出不穷。由于金兵屡屡南下,强迫北宋割让太原三镇,宋钦宗召开御前会议,商量这件事,众臣一声不吭,唯有名臣李纲站出来反对,他要求立即派出能臣一员,守住太原,绝不将国土轻让他人。

李纲的建议是好的,是爱国,但是当他把这个建议提出来时,就立即使自己陷入了绝境,只听得群臣众口一词,热烈支持李纲去守太原。这下子李纲急了,据理力争,再三解释说自己是文臣,干不了守土这工作。既然你干不了,那你瞎嚷嚷个什么劲?最终李纲被群臣合力挤出朝廷,而太原三镇也终被金人夺走。

李纲枉为名臣,他错就错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没有把自己考虑在内,只想着抢占道德的制高点,提出冠冕堂皇的政治目标。却不想这样一来,就等于为朝廷制造了一桩高难度、低价值的工作。放眼当时整个北宋,根本不可能找到能抵抗金兵的将领,所以李纲制造出来的这桩工作,最终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

但凡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考虑问题的时候,最容易犯下李纲这种错误,只考虑整体利益格局,却没有想到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一不留神制造出高难度、低价值的工作,等于是为自己挖了一个陷阱,被同僚挤兑出一个请君入瓮的结果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年轻人初入职场时,对工作的考虑一定要顾及到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这个消息是否是掌权者愿意听到的。如果是,多说几句也无妨;如果不是,那就千万要小心,搞不好就会踩到虎尾之上,极是危险。

年轻人要考虑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工作流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举凡低价值的工作,都有一个听起来简单,但细节上极为繁琐麻烦的特点。疏忽了这一点,势必是缚手缚脚,纵然是付出百倍的辛苦,结果也是有过而无功。

第36章 官场陷阱四:习惯与爱好的排斥

同治年间,有一个姓王的军机处章京叫王珂,他生性诙谐,爱开玩笑,而且熟知官场上的许多趣事,经常用来和同僚们打趣,因而极受同僚们的欢迎。

有一天,王珂在上朝的时候,忘记了带朝珠,就向好朋友汪国良借。汪国良进屋里拿出来一串朝珠,说:“这串朝珠不是我的,是我妻子的,我的朝珠你戴着不合适,就拿我妻子的朝珠应付一下吧。”王珂接过朝珠,正要出言感谢,忽然想起一桩趣事来,就笑嘻嘻地吟道:“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粉花香。”

王珂吟的这句诗,却是当时官场上的一个笑话。好多年以前,一个官宦家的女儿与当时的相国有私情,恩爱难舍,故赠此诗。王珂这时候吟出来,目的只是为了跟汪国良开个玩笑,因为大家交情不错,所以说话也就没有什么忌讳。

可万万没有想到,王珂的诗句刚一出口,汪国良脸色大变,当时冲进屋里,操起一把菜刀冲了出来,劈头盖脑地向着王珂砍去。王珂大吃一惊,掉头狂逃,被汪国良一路追赶,几次跌倒,险些没被砍死。→文·冇·人·冇·书·冇·屋←

虽然王珂逃得了性命,可是汪国良却仍然不肯罢休,他拿着菜刀,不分昼夜地堵在王珂的家门口,让王珂连家也不敢回。王珂只不过是开了一个玩笑,怎么会惹得汪国良如此大动肝火呢?

王珂仔细一打听,终于明白过来。原来,多年前吟那首诗的官宦小姐,就是汪国良的母亲,汪家人向来以此为耻,知情的人也不敢当他的面提起,偏偏王珂口无遮拦,险些惹出祸事来。

只不过一句小小的玩笑,竟然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这是王珂始料不及的。倘若细究起来,这又跟他不拘小节,喜欢开玩笑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性格,有些人生来严肃,有些人天生笑嘻嘻,有些人习惯于按部就班,有些人习惯于不拘小节,有的人爱唱,有的人爱跳,有的人沉醉于低级趣味之中,有的人偏爱些高雅的玩意儿。但这些细枝末节之处,往往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前程命运。

总的来说,一个人性子拘谨一些,多少也比不拘小节要安全得多。但是,由于官场上的晋升法则取决于整体博弈态势的演进,即使是坏的习惯,也未必就会带来坏的结果;好的习惯,也未必能够收到好的成效。

清乾隆时期,江西弋阳县的县令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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