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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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囧叔



文学随笔吐槽集《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

序

本来我觉得序这东西十分多余，谁买来书要看这劳什子呀？反正我自己买书，从没认真看过。除非遇到特别喜欢的作家，并且已不在世，皆因为喜爱的文字存世不多，每一个字都想细细品玩一番。我寻思，既然我的文字像“暴晒过的洋灰地一样粗砺”（网友批评），且我还年轻，估计也不会一时便死，这部分就更多余了。后又一想，以往读过的为数不多的书里，确实在翻开正文之前可以看到个“前言”，或是“自序”，或是“代序”，内中多是一些作家对写作不易、生计艰难的慨叹，接下来的内容我从来没看过，不知道该怎么写。想找本书参考，闭目从书架一抽，视之乃钱公《围城》，并无自序，只有个“重印前记”。所以，我只好瞎写。

我这人读书少，没什么文化。其实我很早就开始读书，但是读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书，大多是全球百大未解之谜一类。上高中时，班上的女生一本接一本地从图书馆抱回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还有她们最爱的玛格丽特。这些女生说起玛格丽特，总是拿英语的语调发汉语的音，十分不伦不类。我有一次翻了翻，觉得味同嚼蜡，不如金庸看着过瘾。我这么说可能会损失很多女性读者，苍天可鉴，这让我非常痛心，但我必须说实话。后来我进入了一个父母不让看什么我就看什么的阶段，在此阶段读了《废都》《白鹿原》，还有《十日谈》的残本，以及一些名目不便于印刷的书。为此我可能又得损失一些男性读者，因为他们觉得我亵渎文学——无法可想。据说那是一个人格定型的阶段，可能正因为此，我在少年时期就形成了一个老没正经的人格，连我写出来的东西也跟着不正经起来。上学时，语文课总布置一种名曰“周记”的作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意思就是把一周的事情记下来，给语文老师批阅。我特别讨厌这个东西，觉得生活被语文老师窥探着，还有一种当奴才上朝听宣的感觉，十分不悦。有一回，一周的生活实在太乏味了（上学、打球、放学、吃饭、做作业、睡觉），我没得可写，无端恼怒起来，就在周记上写了这么一段：“启禀我主万岁，臣今日走在街市以上，见八旗兵丁甚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煞是可怜，请我主万岁龙意天裁。”老师看后，批了大大的三个红字：“没正经！”现在想来，那可能就是我写作的开始，而且我其实打心眼里喜欢那个语文老师；我只是讨厌写周记。也可能是我讨厌写任何作业。

那位语文老师，听说现在已经当了校长大人。得知这件事以后，我特别想给他寄张卡片，题上“长势喜人”四字，可惜没有他的地址。说笑归说笑，认真想来，我还真是受了他很大影响。有一篇周记，我是从眼前的纸笔开始联想，一路想到造纸术、东汉与西汉、历史老师、眼镜的挑选与养护，等等，毫无章法，纯粹应付作业，戏弄老师。没想到老师大加赞赏，批下七个怪字：“弗吉尼亚伍尔芙！”那时候也没有Google，我上哪儿解这个暗语去？只依稀记得弗吉尼亚是个地名，也可能是人名，因为在《挑战者》里，肖恩·康纳利一脸猥琐地对旁边的姑娘说：“你知道，弗吉尼亚，黑头发女人比金发女人漂亮。”所以我觉得弗吉尼亚伍尔芙大概是个漂亮女人。问老师，答说“去图书馆就知道了”，原意是要让我不但知道这人是谁，还要借本她的作品来看看。他没料到我有图书馆恐惧症。后来老师自己绷不住了，在语文课上念了我这篇周记，称之为“典型的意识流作品”。这是我听说过的第一个流派，如果不算上武当派的话。我觉得这个名字太威风了，决定加入这个门派，修炼武功。

大学里，我是学法律的，文学鉴赏只是一门选修课，仅十数人，还有人经常逃课，例如我。有一天老师看见我来上课，讶道：“你是谁？”可见我逃课之历史悠久。我递上作业（不交没学分），老师审罢放在一边，先点评其他人的作品。作业是书评，我这一年没读过书，写什么书评？于是我就评《聊斋志异》。听他一念其他几人的书评，我简直羞得尾巴骨都红了，因为人家评的不是卡夫卡就是塞林格，还有个评显克微支的，当年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不料老师对我那篇评价还挺高，表示：“除了根本不是书评以外，都不错，给你50分，去吧。”我问老师为什么不是书评，老师说：“你上过课吗？你这篇里就第一段跟聊斋有关！后面都是意识流！”此时我才再一次想起这个流派。虽然后来回想，那老师也是在揶揄我而已。

一来二去，我渐渐受到了很多意识流的影响，读了弗吉尼亚伍尔芙和普鲁斯特。我这人读书有个毛病，读到好书，不像别人一样思考怎样汲取精华，反而不停捶胸顿足：“×××！老子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么××的小说！”这些“××”虽然都是赞美，但有辱斯文，不说也罢。总之，普鲁斯特身上那么多××的东西，我一点都没学到。我写作时喜欢东拉西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从不会憋住写不出来，最多只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跟编辑哀告：“大哥大嫂，改个名字吧！”一般也能过关。只不过，当我意识到很多人都拿意识流当跑题的挡箭牌时，我就不这么说了。（但我依然这么做。）有一次，我拿这本书中的一篇给一个作家朋友看，问他：“我这算意识流吗？”那篇是跑题最严重的，废话很多，一会儿你就读到了。作家朋友看后撇撇嘴，说道：“你这不叫意识流。依我看，你这叫不入流。”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文人相轻吧！想到我也终于因为被人相轻而成了文人，不禁飘飘然起来。

现在来说说这本书。顺便一提，“现在该说说某某某”这个句式是王小波发明的。真是太高明了。当然，也可以说是他从君特·格拉斯那学来的，但他用得更加玄妙。就像说书人说倒笔书，说好了叫倒笔，说不好叫倒粪，因为总回不来正书。他说马尔科斯（他译作马奎兹）擅长造句式，造出了“××时期的爱情”这类黄金句式，让他可以套用。受到他的影响——当然也有马尔科斯的影响——我也喜欢用一些黄金句式，只是自己造不出来而已。有些汉字的组合读起来特别上口，让人忍不住想用上一回，全不顾用的时机是否合适，甚至用了以后词不达意、漏洞百出。比如，《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带有这种味道。为了能用一回这个，我把人名都改了。本书有一篇《大江大海一箱啤酒》，着实不伦不类地用了一回，反正我自己舒服了，我就不管你们了。书中的卢大江和卢大海，本来是叫刘文江、刘文海，但是要用原名，我就没法写了。何况原名与真人气质不符，这俩人一点也不文，读过便知。

书中一部分稿件是我的存稿。这部分存稿，我给一些朋友看过，为的是让他们相轻我一下，好让我体验当文人的快感。果然，我的一位朋友看过之后，满面鄙夷地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卖“工地里挖出的金佛”的那种人。他问我：“你写的这些人都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太不礼貌了，我怒道：“都是假的！”真实的情况最多只能说是半真半假。前面说了，我这人不说假话，所以其中假的部分也是真有其事，只是艺术地加工了一下，没有凭空编造之理。前些天我受朋友所托写一本灵异小说的书评，读到序章，里面言之凿凿：“我说的这都真事儿！”气得我差点儿报警说有人搞封建迷信传播。大学时我评聊斋，开篇选的是其中一篇《宫梦弼》。这篇故事里虽然也有奇迹怪象，但一没狐，二没鬼，一样字字通心，发人深省。蒲松龄先生说“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这比“我说的这都真事儿”高明多了。如果我写的东西里出现了本不存在的人，那一定是我心中之人。

这本书写得很快，因为写起来不怎么费脑子：某日，见一人，闻一事，觉得有趣，值得思考，回家就写出来。更有一部分是存稿，这从文字风格上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因为我现在当了爹，已经比以前正经多了。我唯一需要动一动脑子的，就是在方言上节制一些，不要满篇跑京片子，不然南方读者要摔书的。我大学的时候在书里看到“困觉”就摔了一次书，当然那时候还不成熟，可以理解。现在我已经不摔书了，也希望各位不要摔我的书。我的书虽然内容不适合捐给慈善学校，但留着垫垫茶杯也是好的。

鉴于内容的关系，本书就不献给我的妻子儿女了。献给父母也不合适，他们要是知道我在青春期其实结交了这么一批人，还不打断我的狗腿。所以，这本书献给那位联系不上的语文老师好了。他姓汤。

在心中

退休

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妈来电话说：“你爸队里要给他做一个退休相册，让选25张照片，你来帮着拷一下吧。”并用炸酱面作为诱饵。我自然欣然咬钩前往。我问我爸：“这个相册是干吗用的？”我爸吐了口烟，说：“大概跟你们那会儿的同学录差不多吧。”

于是我开始挑照片。我爸有云南、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藏等地的旅游照片。我一张一张选下来，挑他最精神的，拷进卡里拿给他看。

“诶？”他把烟蹍死，皱着眉头看着，“怎么都是我啊？”

“你的相册不放你放谁啊？”我往面条上整齐地摆黄瓜丝。

“我的队友呢？”他问。

我呆住了大概15秒。我完全没考虑这个问题。我是说，我完全没考虑到我爸还有队友，我更没考虑到他会想要在退休相册里放队友的合影。我甚至没想到他真的会在意这相册里放的是什么。我把摆好黄瓜丝的碗放下，怯生生地看着他。

“先吃饭吧。”他叹了口气。他很生气。我于是又端起碗来，但不太敢出声吃。你知道，吃炸酱面时不能出声，真是生不如死。

我爸是一名万恶的城管队员。一般老百姓都这么说城管。但他其实是一个好人。他这一辈子从没抄过一个小贩，没掀过一个摊，没抓过一个人，没扣过一辆车。我有一次跟他们队里喝茶，趁我爸上厕所的当儿，问一个叔叔：“我爸这么干，怎么在队里立足啊？”

叔叔啜了口茶说：“一来呢，他从绿化科转来的时候年纪已经大了，活儿都是年轻人干。二来嘛——”说着他突然自顾自地笑了起来，笑了足有半分钟，“二来你爸长得实在太凶了，小贩看见他望风而逃，谁敢跟他对抗啊？”然后一屋子的老老小小都狂笑起来。从他们的表情里我看得出，笑归笑，但恐怕真就是那么回事儿。

高考前夕，为了让我上学方便，一家三口住在队上的一间库房里。院子由绿化队和城管队组成，都是和善的人儿，我从没觉得有一个凶神恶煞，除了我爸。而我爸却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是队里唯一读过《十日谈》《红与黑》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人。

我亲历过几次。三口人吃完饭上街遛弯，他嘱咐我们别跟着他，然后噌噌噌紧走几步，再转入慢悠悠的散步节奏。我们之间拉开了一段微妙的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让人不舒服的安全感。肯德基门口有几个卖盗版盘的，见了我爸就点头哈腰叫“张哥”，却也不跑，有时候还递上几张盘来，我爸一般摆摆手。有时也拿。

有一回经过一个地下通道，他背着手，盘着珠子，在前面缓缓地走。通道两旁的小贩像被注射器推了一样，捏起摊布四角，整整齐齐跳了脚往东跑。跑到一半，呼啦啦地又都回来了，后面跟着对面辖区的城管。这条地下通道以中间为界分两个队管。那城管三两成群，吆五喝六，好不威风。小贩抱着包袱往回跑，到我爸面前，迟愣一下，看他微微一点头，便又继续往后蹿去。那时候我看我爸的背影，觉得有股噼啪爆响的气流在周身环绕，四边的空气都扭曲了，连地下通道的灯都明灭起来。

我爸的队友说：“有你爸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打砸抢吗？”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没有我爸他们也不会打砸抢，这我是知道的。如今这个凶神恶煞突然一退休，他们是有点儿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队里有好几个大学毕业生，还有几个转业军人。这支队伍很不好带——有贾家楼的，也有瓦岗寨的；有穿长衫的，也有光膀子的——他们需要我爸这个读过书的凶神恶煞来中和他们的气场。以后只好靠他们自己了，我想。

吃完饭，我重新挑了照片。在庐山的石碑前，老老少少十几口子围成一个扇面，我爸一脸政治不正确地站在正中，好像按快门的人是他的死仇，眼里恨不得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