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的罪人-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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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衣走下楼，站在楼梯上问我在干吗。我告诉她，我在写简历，她立马转过身，重新上楼了。
　　“今天雷蒙德没有说推举你当法官的事吗？”她问。
　　我自己也哆嗦了一下，我后悔一时糊涂和虚荣，在她面前提到了这件事。现在，我的希望还很渺茫。两天前，波尔卡罗已经明确表示，他并无意讨好雷蒙德。
　　“你想让我怎么样，巴巴拉？”
　　“我不想让你怎么样，拉斯迪。我早就没想让你怎么样了，你不是就想这样吗？”
　　“巴巴拉，雷蒙德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他为你做过什么？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有家庭，现在却随时可能失业。他让你为他干活，帮他解决问题，当他要辞职的时候，却还要拖你一起下水。”
　　“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
　　“他是在利用你，你老是被人利用。你不仅任由他们利用你，而且你还很喜欢这样。你是真的很喜欢这样。你宁愿被外人虐待，也不愿意关心一下真正关心你的人。”
　　“你说的是你自己吗？”
　　“有我、你妈妈，还有奈特。你这辈子都是这样，你没救了。”
　　我差一点儿就反驳她了，但理智让我忍住了。餐厅的服务员来了，是一个个子娇小的女孩，像是健身俱乐部的模特，她带我们走到餐桌旁边。巴巴拉和奈特就晚餐应该吃什么开始讨价还价。“想吃炸薯条，可以，但是要喝牛奶，不能喝可乐，而且必须吃蔬菜沙拉。”奈特哼哼了几句，转过身。我轻轻搂着他，让他坐好。巴巴拉用菜单遮着脸，显得很冷淡。
　　我刚刚认识巴巴拉的时候，她是不是开心一些？一定是，但我有点记不起来了。当时，我按照大学自然科学课程的要求，选修了微积分，真是疯了，但幸好，后来有她帮我补习。再后来，她不向我收补习费了，她爱上了我，我也爱上了她。我爱上了她的冰雪聪明、她的年轻美丽、她的朴素大方，也爱她是医生的女儿。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通得刚刚好”的女人。我甚至爱上了她阴晴不定的个性，爱她总是能把我觉得非常遥远的事描述得那么生动。最重要的是，我爱她对我的热情。在我的生命中，还没有哪个人如此想要得到我的陪伴，如此欣赏我的每一个方面。我知道，至少有六七个男孩也都很喜欢她，但她只要我。实际上，一开始是她热烈地追求我，那种热情我都觉得有点难为情。我猜，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让她想要抚慰我这个笨笨的、阴沉又满怀着各种悲伤秘密的男孩，她也知道，她父母会觉得这样的男孩配不上她。
　　她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和我一样，也和奈特一样。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她也觉得很压抑。她父母对她的关心让她觉得窒息，从某些方面看，甚至觉得有点虚伪。她说，她的父母掌控着她，一直都把她当作实现自己未了心愿的工具，并不去真正了解她的梦想是什么。她经常告诉我，我是她所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像她自己的人，不仅仅是独生子女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也时时刻刻都带着一种孤独感。这难道就是那可悲的爱的相互性？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给予了什么，就想得到什么。巴巴拉希望用她的关怀和爱心，让我从青蛙变成童话中的王子，走进她被囚禁的阴森树林，带着她从四周的妖魔鬼怪中逃离。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却时常让她失望。
　　餐厅里热闹喧哗，一张张桌子旁，有夫妇情侣在聊天的，有下了夜班的工人一个人吃饭的，服务员来回穿梭，倒着咖啡。而我——拉斯迪·萨比奇，也坐在这里，我三十九岁，肩上压着一辈子的重担，身上带着工作后的疲惫。我催促着儿子赶紧喝牛奶，自己吃着汉堡包。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我说我已经爱了将近二十年的女人，却对我不理不睬。我明白，她有时会失望。我也明白，她有时会悲伤。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感觉得到，但我什么都做不了。不仅仅是无聊重复的生活让我失去了力量，在我身上，也缺少了一种人性的真善美，我们只能成为我们可以成为的人。我有我的过去，我的回忆，我也有想要解开的谜团，我也经常茫然失措。我能听见巴巴拉内心的呐喊，我了解她的需要，但我只能用沉默和痛惜去回答。为了完成成为拉斯迪这一伟大任务，我必须隐藏自我——隐藏得太多，太多！

第十五节
　　选举的那一天天气晴朗。头天晚上，我和麦克·杜克、拉伦还有雷蒙德一起坐在雷蒙德的办公室里，他们觉得好天气对选举很有利。目前，党内已经表示支持尼可了，雷蒙德需要选民真正关注候选人，而不是受党派意愿的支配。过去的这一周，情况有点奇怪。每次出现不利的发展局势时，你会说，没希望了，但过后，你还是会充满希望地向前看。昨天晚上，在雷蒙德的办公室里，他们还在讨论有没有赢的机会。《论坛报》和第三频道又联合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就在波尔卡罗宣布支持尼可的那一天，结果显示，雷蒙德的支持率只下降了五个百分点。麦克说，他觉得从那之后，情况开始不断好转，雷蒙德暂居下风的形势反而让他又获得了一些同情的支持票。我们四个大男人，就那样满怀信心地坐在那里。
　　在办公室里，和往年一样，随着选举的临近，气氛却越来越轻松，大家都感觉快要熬到头了。检察院的这些人都是擅长阴谋诡计的政客和受雇文人，但在雷蒙德任职期间，却由于雷蒙德的反对，没能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以前，曾经有副检察官在法庭上出售竞选活动的门票，大捞了一笔，那样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在十二年的时间里，雷蒙德从来没有以捐赠的名义向自己的下属要过一分钱，也没有请求过任何人帮忙，很多在雷蒙德上任之前就已经在这工作的人，为了保住各自的饭碗，都暗中保持着对党派的忠诚。十二年前，雷蒙德曾经和波尔卡罗达成一个协议，协议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在选举的这一天，雷蒙德会给检察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放假一天，这些支持党派的人会挨家挨户敲门分发传单，开车把年纪大的选民送到选举站，全程跟踪选举结果，等等。今年，他们做的这一切都将会是为了尼可。
　　我和其他人倒是没有什么特定的任务。我那一天基本都待在办公室，在这艘即将触礁沉没的轮船上继续担任大副的角色。还有一些人也在，大多是律师，有的在准备总结材料，有的在收拾桌子。大概有二十多个年轻点的检察官被安排去配合联邦检察院的工作了，或进行反舞弊宣传，或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或处理应对各种投诉。例如，哪台投票机坏了，哪个投票点有人带了一支枪，哪个监票员佩戴了一枚支持某个候选人的徽章等。我在办公室里，也会偶尔接到打来汇报最新动向的电话，或是媒体打来询问情况的电话，我会尽职尽责地向他们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暗中破坏民主选举进程的迹象。
　　四点半左右，我接到了利普兰泽的电话。他说有人打开了大厅里的一台电视机，还有一个半小时投票才会结束。现在，每个人都在故作轻松地谈论着可能出现的结果。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好报告的了。
　　“他肯定输了。”利普兰泽告诉我，“我在第三频道的朋友看见了他们的初步投票结果。他说，以目前的趋势看，尼可可能会以八至十个百分点获胜。”
　　我的心再一次猛烈地跳动起来，我的五脏六腑都纠在了一起。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我是真的相信了。我看着窗外一排排的法庭大楼，看着市中心一排排建筑的沥青屋顶，看着两个街区外的小河和河里污浊翻腾的河水。我已经坐在这栋大楼里的这个位置差不多七年了，但眼前的景色却还是让我觉得很陌生。
　　“好吧。”最后，我终于沉重地说，“还有什么？”
　　“没了。”利普兰泽回答，“就是跟你说这件事。”他等了一会儿，又说，“我们还要继续查卡洛琳的案子吗？”
　　“你难道还有别的事要做？”
　　“没有。”他说，“没有啦。今天，有人来我这里拿走了所有的报告，是给莫拉诺警察局长的，他想看看。”
　　“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奇怪。你也知道，三年前他丈母娘被持枪抢劫时，他都没有看过那份报警报告。”
　　“如果你有个丈母娘。”我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利普兰泽听懂了我的笑话，他知道，我这是在为我之前的不耐烦道歉。“他们大概只是想让尼可知道最新的情况。”我说，“莫尔托大概从一开始就拿到了所有警方报告的复印件了。”
　　“有可能。有些地方不太对劲，今天施密德亲自来了，表情还很严肃，像是有人枪杀了总统一样。”
　　“他们就是做做样子罢了。”
　　“可能吧。我等会儿就要去北区法院，找一找那边的文件档案。”利普兰泽说的是我上次去过三十二区分局以后，我们一直在找的丢失的那份档案，“他们说五点之前能从档案室拿到资料。我想早点去。你今天晚上在哪里？我万一找到什么，去哪儿找你？”
　　我告诉他，我会在雷蒙德的聚会上，应该是在酒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急着要一个调查结果了，但利普兰泽说，无论有没有发现，他都会来看看雷蒙德，多多少少表达一下自己对他的敬意。
　　“况且，爱尔兰人的聚会。”利普兰泽说，“还是很好玩的。”
　　利普兰泽的预计一点儿也没错。聚会上有乐队演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有容光焕发的年轻女孩唱着歌，跳着舞，她们胸口挂着印有选举口号的小牌子，头上戴着印了选举宣传画的小帽子，都用浅绿色的艺术字写着“雷蒙德”的字样。在舞厅前面，空无一人的演讲台两侧，竖着两张三米高的雷蒙德的巨幅照片。我在舞厅里来回穿梭，和大家随意打着招呼，感觉却糟透了。
　　七点半，我来到五楼雷蒙德的套房，房间里到处是帮助过雷蒙德参与竞选的人。一个梳妆台上摆着三盘冷菜和几瓶酒，但我没有喝。三个房间里起码有十台电话，所有的电话都在叮叮作响。
　　到了这个时候，本地的三家电视台都预测尼可会赢得最终的胜利。拉伦法官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嘟嘟囔囔地说着投票后民意调查之类的事。
　　“这是第一次。”他说，“我看见人还没倒下，就已经被宣布死亡了。”
　　雷蒙德却表现得很冷静。他坐在最里面的一间卧室里，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电话。当他看见我的时候，挂了电话，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兄弟。”他说。我知道，这句话他今天晚上大概已经在其他人面前重复了十几次了，但我还是很感动，也很激动，为能够成为这个悲伤大家族里的一员。
　　雷蒙德坐在一张沙发椅上，我坐在他旁边的脚凳上，一瓶打开了的威士忌放在桌上，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雷蒙德接着打电话，和拉伦、麦克·杜克、乔·瑞利商量着什么。我还记得以前，我也是这样坐在我父亲身边，陪他看电视里的球赛或是听收音机里的赛况直播。我在坐到他旁边之前，总是先要征求他的同意，那是我们父子之间最温情的时光。我长大一些后，父亲喝啤酒的时候，还会时不时把啤酒递给我，有时我们也会大声对球赛评头论足一番。
　　最后，话题终于谈到了如何上演最后的谢幕。雷蒙德是先应该和尼可谈谈，还是应该先下楼对他的忠实拥护者说几句？他们决定，还是先和尼可谈谈。麦克说，雷蒙德应该给尼可打个电话。乔说，发个短信就行了。
　　“管它呢。”雷蒙德说，“尼可就在街对面。我直接过去，和他握握手就行了。”他让拉伦去安排他和尼可的会面和演讲，然后回到这里，接受媒体记者一对一的采访。他让梅可把采访都安排在九点半前后，然后，他会在十点接受斯坦利的现场直播采访。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梅可也在房间里，她坐在背对我们的一张椅子上，转过身，对我说了两个字：“伤心。”
　　雷蒙德说想和我私下聊聊，我们便走进了更衣室，更衣室位于两个卧室中间，里面是一个带大衣柜的洗漱间。
　　“你怎么样？”我问。
　　“还不算太糟，但我会撑下去的。你听好。”雷蒙德说，“我那天跟你提过的那件事，我去见尼可的时候，会主动提出辞职。我不想再听什么废话了，我也不想让人觉得我赖着不走。尼可既然这么想当检察长，那就让他当吧。只要金德区的区长同意，他想当什么都可以。”这真是搞笑。波尔卡罗就是区长，他还是党内主席，同时还是市长，这个家伙的头衔比国际公司老总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