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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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巴本所要作的“修＇174＇　改”，将使德国回到帝国的时代，恢复保守阶级的统治。他在纽伦堡审判和回忆录中都承认，而且他当时向兴登堡也承认，他的建议如果付诸实行，就需要“总统违反现行宪法”，但是他向元帅保证，“他把全国人民的福利放在他维护宪法的誓言之上，可能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又说——俾斯麦“为了国家的缘故”，一度也曾这样做过。使巴本惊讶的是，施莱彻尔插言进来表示反对。他利用了老总统显然不愿违反维护宪法的誓言的心情。老总统的态度是，能够避免的话，最好避免。

而这位将军认为是能够避免的。他相信，如果由他来领导，那是有可能组成一个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支持的政府的。他有把握能够使施特拉塞以及至少另外60名纳粹党议员脱离希特勒。除了这批纳粹党人以外，他还能够取得中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他甚至认为工会也会支持他。

对于这样一个主意，兴登堡大吃一惊，他于是当即回过头来要求巴本着手组织新政府。巴本后来说：“施莱彻尔显然呆住了。”他们向总统告辞了以后，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分手的时候，施莱彻尔用马丁·路德出发到决定命运的沃尔姆斯议会去的时候别人对路德说的那句有名的话对巴本说：“小僧侣，你挑了一条困难的道路。”*　这条道路究竟多么困难，巴本在第二天早上9　点钟举行内阁会议时就领教到了。

施莱彻尔站起来＇　巴本说＇　宣称，没有办法执行总统给我的指示。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将使国家陷于混乱，一旦发生总罢工，警察和军队不能保证维持交通和供应工作，一旦发生内战，他们也不能确保治安。参谋总部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研究，他已经命令奥特少校＇　报告起草人＇　等候内阁的指示，以便提出报告。这时，这位将军就让奥特少校进来。如果说，施莱彻尔的发言使巴本感到震惊的话，那么欧根·奥特少校（希特勒后来任命他为驻东京大使）在时机上安排得很巧妙的报告使巴本完全垮了。奥特说的不过是：“守卫边境的任务和对付纳粹党与共产党的治安任务，是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现有军队力量所不能胜任的。因此建议联邦政府避免宣布紧急状态。”德国陆军一度曾经打发过德皇卷铺盖，最近在施莱彻尔的教唆下把格罗纳将军和勃鲁宁总理赶下了台，如今开刀开到巴本头上来了，这使他感到又痛心又惊讶。他立刻带了这个消息去见兴＇175＇　登堡，希望总统会撤换国防部长施莱彻尔而挽留他任总理，而且他的确是这么建议的。

“我亲爱的巴本，”态度坚决的老总统答道，“如果我改变主意，你会瞧不起我的。但是我年纪太大了，经历也太多了，我不能承担内战的责任。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让施莱彻尔试一试他的运气。”

据巴本说，“两颗大泪珠”滚下了兴登堡的脸颊。几小时后，下台的总理在清理他的办公桌时，有人送来了总统的一帧相片，上面写着“Ｉｃｈ　ｈａｔｔ’ｅｉｎｅｎ　Ｋａｍｅｒａｄｅｎ！”（“你是我的同志！”）第二天，总统亲笔写信给他，表示免除他的职务，“心情颇为沉重”，并且重申对他的信任“仍未有丝毫动摇”。这倒是真话，不久就会得到证明。

12月2　日，库特·冯·施莱彻尔担任了总理，这是1890年伯爵格奥尔格·里奥·冯·卡伯利维·德·卡伯拉拉·德·蒙特古哥利将军接替俾斯麦以来第一个将军担任这个职务。施莱彻尔的阴谋诡计终于在他对此是一窍不通的经济萧条达到了顶点的时候，在他竭力破坏的魏玛共和国已经崩溃的时候，在没有人再信任他、甚至他摆布了这么久的总统也不信任他的时候，把他送到了最高的职位。但是除了他以外，几乎人人都很明显地看到，他在这个高峰上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纳粹党对此深信不疑。戈培尔12月2　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何话：“施莱彻尔被任命为总理。他不会呆得很久。”

巴本也这么想。他由于自尊心受了伤害，深感不快，渴望对他的“朋友和继任人”（他在回忆录里这么称呼施莱彻尔）复仇。施莱彻尔为了要巴本走开，让他担任驻巴黎大使，但是巴本谢绝了。巴本说，总统希望他留在柏林，“近在身边”。要对这个阴谋大师布置他自己的阴谋网，柏林是个最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巴本像蜘蛛一样忙忙碌碌地织起阴谋网来。随着多难的1932年接近尾声，柏林到处都是阴谋集团，而且集团内部还有集团。除了巴本集团和施莱彻尔集团以外，总统府也有一个集团，在那里，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和他的国务秘书梅斯纳操纵着幕后的实权。凯撒霍夫饭店也有一个集团，在那里，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不仅在搞阴谋夺取政权，而且在搞阴谋干掉对方。不久，这种阴谋网越来越错综复杂，到1933年元旦时，这些阴谋家已经弄不清楚到底是谁在暗害谁了。不过，过不了很久，他们就会弄清楚的。

施莱彻尔：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

“我执政只有57天，”施莱彻尔有一次在留神倾听的法国大使听得到的地方说，“而且每一天都给背叛了57次。以后别跟我说什么‘德国式的忠诚’了！”凭他自己的生涯和作为，他当然是这个问题的权威。

他一开始当总理，就邀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当德国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施莱彻尔由于邀希特勒参加他的政府失败，现在打算向施特拉塞放下这个钓饵来分裂纳粹党。有理由相信他是可能成功的，施特拉塞在党内是第二号人物，在党内左派分子中间，由于他们当真相信国家社会主义，他比希特勒更有人望。他是党的组织部门领导人，同地方各级党领袖有直接联系，看来颇得他们的拥护。他现在相信，希特勒已使他们的运动走到了绝路。比较激进的一些党徒已经开始投向共产党一边。党本身在经费上已陷于破产的境地。

11月间，弗里茨·蒂森曾经提出警告说，他已无法为他们的运动募到捐款。

现在根本没有经费来付成千上万的党内工作人员的薪水或者维持冲锋队，仅仅后者，一个星期就需要250　万马克。纳粹党许多报刊的承印商也扬言要拒印他们的出版物，除非偿清欠帐。戈培尔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谈到了这一点：“柏林组织的财务情况已经毫无希望。除了债务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12月间，他担心党内工作人员必须减薪。最后，12月3　日施莱彻尔会见施特拉塞那一天，图林吉亚选举结果，纳粹党丢了40％的选票。显然，至少在施特拉塞看来是如此，纳粹党要靠选票取得政权，一辈子休想了。

他因此要求希特勒放弃他的“毫无还价”的政策，能捞到什么就是什么，参加施莱彻尔的联合政府。他担心，否则的话，党会垮台。他这么主张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戈培尔的日记从仲夏开始一直到12月为止，充满了不满施特拉塞“不忠”于希特勒的话。

12月5　日党领袖们在柏林凯撒霍夫饭店开会的时候，终于摊了牌。施特拉塞要求纳粹党至少“容忍”施莱彻尔政府，支持他的意见的有弗立克，后者是国会纳粹党团主席，他所以支持施特拉塞是因为议员中间有不少人担心，如果希特勒惹起任何新的选举，他们可能丧失议席和议员薪俸。戈林和戈培尔则坚决反对施特拉塞，把希特勒争取到他们一边。希特勒决定不“容忍”施莱彻尔政府，但是后来情况表明，他仍旧愿意同这个政府“谈判”。

不过，他任命戈林来担任这个任务，据戈培尔的日记透露，希特勒已经风闻施特拉塞两天前同总理举行了一次秘密谈话。12月7　日那一天，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在凯撒霍夫饭店进行了一次谈话，结果发生激烈争吵。希特勒指责他的主要副手背后下他的毒手，要把他轰下党内领导地位，分裂纳粹运动。施特拉塞矢口否认，赌咒说他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反而指责希特勒把党引向毁灭的道路。显然，他还有一些话没有说，那些话是1925年以来一直梗在他的喉咙中的，但是他回到艾克西尔西亚饭店的房间里以后，把它们都写在一封给希特勒的信中，最后提出辞去党内一切职务的＇177＇　要求。这封信在8　日送到希特勒那里，据戈培尔的日记说，“像一颗炸弹”。凯撒霍夫饭店的气氛顿时仿佛墓地一般。“我们都感到很沮丧失望，”戈培尔这么记载。这是希特勒自1925年重建党以来所遭受到的最大打击。现在，正当他快要取得政权之际，他的主要党徒背弃了他，扬言要粉碎他7　年来的一切建树。

晚上＇　戈培尔写道＇　元首到我们家中来。很难强颜欢笑。我们都很沮丧，尤其是因为整个党有分裂的危险，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莱伊博士来电话。党内形势时刻在恶化中。元首必须立刻回凯撒霍夫。

深夜两点钟的时候，希特勒打电话叫戈培尔去见他。施特拉塞已向各晨报发表了他的消息，当时街头刚刚开始在叫卖晨报。希特勒的反应，据戈培尔的描述如下：背叛！背叛！背叛！

元首在旅馆房间内来回踱步，有几小时之久。这种背叛行为，使他深感痛心。最后他停下步来说：如果党一旦垮台，我就用一支手枪在3　分钟之内一了百了。

党没有垮台，希特勒也没有自杀。施特拉塞本来是可以达到这两重目的的，这样就会大大地改变历史的发展，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放弃他的努力了。弗立克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在柏林到处找他，因为他们一致认为，为了拯救党不致陷于不可收拾的结局，必须想法补救这次争吵。但是施特拉塞尝够了这一切滋味，已经搭了火车南下，到阳光明媚的意大利去度假了。希特勒在瞅到敌手的弱点时最有办法，他马上狠狠还击。施特拉塞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由元首亲自接管，科隆区党组织领袖莱伊博士担任他的主要助手。施特拉塞的朋友都遭到清洗，党内各级领导人物都被召到柏林，在一份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宣言上签名，这他们都做了。

这个狡猾的奥地利人再一次摆脱了本来很可能会造成极其不利的结局的困境。至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过去曾有不少人认为他比希特勒了不起，如今一下子给毁了。“一个死了的人”，戈培尔在12月9　日的日记中这么称呼他。两年后希特勒决定清算老帐时，这句话分毫不错。

12月10日，也就是被冯·施莱彻尔将军绊倒脚跟栽了一个筋斗后一星期，弗朗兹·冯·巴本开始布置他自己的阴谋网。那天晚上，他在贵族俱乐部发表了一篇演讲，他那短命内阁的班子＇178＇　就是从这个俱乐部的有钱贵族里头挑出来的。演讲之后，他同曾经向国家社会党捐款的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作了一次密谈。他建议这位银行家给他安排一下，让他秘密会见希特勒。巴本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施罗德，但是承认他同意了这个建议。说也凑巧，希特勒的经济顾问，他同企业界的联系人之一威廉·凯普勒代表纳粹党领袖，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在几个星期之前还是冤家对头的这两个人于1　月4　日上午在施罗德的科隆寓所会晤，他们希望这次会晤能严守秘密。但是当巴本刚到门口时就有一个摄影记者拍了他一张照，他虽然感到意外，但是直到第二天以前也还没有在意。希特勒由赫斯、希姆莱和凯普勒陪同前来，但是在进入施罗德的书房以前，把他的助手留在客厅里等候。他在书房里同巴本和他们两人的主人密谈了两个钟头。会谈开始时气氛并不太妙，希特勒悻悻地抱怨巴本在当总理时对待纳粹党的做法，但是，不久就有了转折，这个转折后来证明对这两个人来说也好，对他们的国家来说也好，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对于这个纳粹党领袖来说，当时是个关键性的时刻。他作了超人的努力，在施特拉塞叛党以后，好容易仍保持了党的团结。他在全国各地奔走，一天要在三四次集会上讲话，争取党的领袖们仍旧团结一致支持他。但是纳粹党人的情绪仍旧低落，党在经费上处在破产的境地。许多人说，党已经完蛋了。戈培尔在这一年最后一星期的日记中反映了这种普遍的感觉：“1932年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恶运？？过去情况困难，前途黯淡莫测；一切希望都已化为泡影。”

因此，希特勒要取得政权，他的讨价还价地位已不如上一年的夏天和秋天时那么有利。但是巴本也是如此；他已经下了台。两人都处在逆境，因此想法倒一致了。

他们到底在哪些条件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各人的说法不一样。

巴本在纽伦堡审判中和回忆录中都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