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史-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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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希特勒付给俄国人这样高的代价？不错，为了使苏联不参加西方阵营，置身战争之外，他曾经在8 月间作过这种诺言。但他从来不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况且波兰现在已经被德国以举世震惊的武功征服了，他本来可以像军方所竭力主张的那样对8 月23日的条约来一个不认帐，如果斯大林不答应，元首可以用刚为波兰战役所证明的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来威胁斯大林。但是他能够这样办吗：当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西方严阵以待的时候，他是不能这样办的。要对付英法，他就不能有后顾之忧。他此后的言论证明，这就是他让斯大林狠狠地敲了这样一笔竹杠的原因。但是，当他把注意力转向西线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这位苏联独裁者做交易这么心毒手辣。
第十九章 西线的静坐战
西线那里没有发生什么战事。几乎没有放过一枪。德国的老百姓开始把这种战争叫做“静坐战”──Ｓｉｔｚｋｒｉｅｇ。在西方，人们也很快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假战争”。在这里，正如那位英国将军Ｊ。Ｆ·Ｃ·富勒所说的，“世界上最强大的＇ 法国＇ 陆军，对峙的不过26个＇ 德国＇ 师，却躲在钢骨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人消灭了”
对这种情况，德国人是不是感到意外呢？一点也不。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在8 月14日最初那篇日记中就详尽地估计了一旦德国进攻波兰时西线方面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认为法国“多半不会”采取攻势。他相信法国绝不会“不顾比利时人的意愿”假道比利时出兵。他的结论是，法国方面会继续采取守势。前面已经谈到，当9月7日波兰军队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哈尔德就已经忙于制定把德军西调的计划了。
那天晚上，他记下了勃劳希契那天下午同希特勒商谈的结果。
西方的动向尚不清楚，从某些迹象来看，没有真想打仗的意图……法国内阁缺乏果敢的气魄，英国方面也开始透露出在进行清醒考虑的迹象。过了两天，希特勒发出了第三号作战指令，命令作好准备，让陆空军部队从波兰调往西线。但是不一定就打。指令规定“即使在英国……和法国迟疑地启衅之后，我军地面部队＇ 或＇ ……我方飞机每次越过西部国境，＇ 以及＇ 对于英国的每一次空袭，都必＇634＇ 须有我的明确命令”。
法国和英国对波兰作过什么保证？在它一旦受到攻击时，它们将怎样做？英国的保证是泛泛的一般性的，但法国的保证是明确的。1939年5 月19日的法波军事协定对此曾有明文规定。该条约载明，法国方面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不出3 天的时间内逐步对有限目标发动攻势”。如今总动员令已在9 月1 日宣布。条约还进一步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15天起，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当波兰副参谋总长雅克林兹上校问到法国能够派出多少部队参加这一大规模的进攻时，甘末林将军曾经告诉他，法国届时大约可以派出35个到38个师。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8 月23日，当德国对波兰的进攻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那位胆怯的法国统帅却告诉他的政府说，“要到大概不到两年以后……1941—1942年之间”他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攻势，他还说，这是假定到那个时候法国能得到“英国部队和美国装备的帮助”。
的确，在战争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内，英国能派到法国去的部队是少得可怜的。到了10月11日，波兰战事结束了3 个星期以后，英国才派了4 个师──158000人──到法国去。丘吉尔称之为“象征性的帮助”。富勒指出，直到12月9 日英国方面才第一次有了伤亡──有一个外出巡逻的班长被击毙。富勒说：“自从莫利内拉和扎戈那拉之战以来还未见过这样不流血的战争。”
那些德国将领们在纽伦堡法庭上追溯往事的时候，一致认为波兰战役期间西方国家没有在西线发动进攻，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 哈尔德将军说＇ 只有几乎完全不顾我们的西部边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取得胜利。如果法国人当时看出了局势的必然规律，利用德军在波兰交战无暇分身的这个机会，他们本来是有可能在我们无法防御的情况下跨过莱因河，威胁鲁尔区的，而鲁尔区对德国作战具有莫大的决定性意义。
＇ 约德尔将军也说＇ ……如果说我们没有在1939年崩溃，那仅仅是由于＇635＇ 在波兰战役期间，英法两国将近110 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23个师完全接兵未动的缘故。对此，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补充道：我们军人一直担心法国会在波兰战役期间发动进攻，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假使法国进攻，他们所遇到的将会只是德国的一道军事纸屏，而不是真正的防御。那么，在西线对德军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 最初的两个英国师直到10月初才部署好＇ ，为什么没有像甘末林将军和法国政府以书面保证的那样发动进攻呢？
说来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国最高统帅部、政府和人民当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其次是法国人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伤亡惨重、元气大伤记忆犹新，他们决心只要能够避免就一定要避免再遭受这样一场杀戮；第三，到9 月中旬，波兰军队的惨败使他们感到德国人不久就能把优势兵力调往西线，从而把法国最初取得的一点进展一扫而空；还有就是对于德国武器和空中优势的恐惧心理。真的，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怕法国工厂会遭受到报复性的打击，殊不知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如果进行全力轰炸，很可能使德国遭到致命打击。许多德国将领后来承认，这是他们在9 月间最担心的一件事。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法国为什么没有在9 月间对德国发动进攻这个问题，丘吉尔的话可能是最好的解答。他写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输掉了。”1938年在慕尼黑的时候，1936年在德国重新占领莱因兰的时候，以及1935年在希特勒悍然不顾凡尔赛条约宣布实行征兵制的时候，就输掉了。由于盟国方面几次可悲地畏缩逡巡，如今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可是巴黎和伦敦却仿佛以为静坐不动就可能把那笔债躲过去似的。但是在海上却有战斗。
德国的海军不像西线的陆军那样受到禁令的限制，在宣战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击沉了11艘英国船舰，总吨位为64595 吨，几乎等于1917年4 月德国潜艇战最猖獗时英国在一周中所损失的半数，当时英国的处境岌岌可危。但英国的损失往后逐渐减少，第二个星期损失了53561 吨，第三个星期为12750 吨，而第四个星期只损失了4646吨——9 月份总计被潜艇击沉的船只为26艘并＇636＇135552 吨，被水雷炸沉的为3 艘共16488 吨。”
这种损失的陡然减少，有一个原因是英国人所不知道的。9 月7 日，雷德尔海军元帅同希特勒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商谈。由于在波兰旗开得胜以及法国并未在西线发动进攻而大喜过望的希特勒，叫海军把步子放慢一些。法国表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克制”，英国人也在“举棋不定”。鉴于这种情况，德国人决定大西洋上的潜水艇毫无例外地放过一切客船，完全禁止对法国船进行攻击，并命令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号和在南大西洋的“斯比伯爵”号两只袖珍战舰暂时撤到“待命”的基地。雷德尔在日记中写道：“总的政策是实行克制，等待西方的政局进一步明朗化，这大约需时一星期。”
推翻希特勒的佐森“密谋”
密谋分子们再一次立即开始行动的时刻到来了，或者说，他们自以为是到来了，发愁的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面临着严酷的抉择：或者是采取他们在10月14日所想到的第三种“可能”＇ 即除掉希特勒＇ ，或者是在西线发动他们认为会给德国带来灾难性后果＇48＇的进攻。军队和文职机关中所有突然活跃起来的“密谋者”都力主走第一条道路。
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遭到过一次挫折。在进攻波兰前夕，早已退休的冯·哈麦施但因将军又暂时被起用，在西线担任一个司令官的职务，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他曾经竭力邀请希特勒到他的司令部去视察一下，以表示在进攻波兰的时候他并没忽视那条战线。实际上，哈麦施但因将军，这个希特勒的死对头，是想要把他抓起来。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早在9 月3 日英国政府宣战的那一天，就在柏林阿德隆饭店匆忙会见奥吉尔维·福比斯的时候，把这个阴谋悄悄地告诉了他。但是那位元首已经嗅出气味不对，谢绝了那位前陆军总司令的邀请，并且过了不久就把他撤掉了。
但密谋分子们仍然同英国人保持着联系。他们没有能够采取行动阻止希特勒消灭波兰，他们现在集中力量于避免战事向西蔓延。文职密谋分子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德意志帝国中，唯有军队有办法制止希特勒。随着总动员和在波兰取得的闪电般的胜利，军队的力量和地位有了极大的增长。但是正如哈尔德对那些文职密谋分子所解释的，由于编制扩大，军队也有它不方便的一面。军官队伍中增添了大量的预备役军官，而他们当中很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同时部队的士兵又全都被灌了一脑袋的纳粹思想。哈尔德指出，要找到一支可以信赖的并且肯于反抗元首的部队是不容易的。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哈尔德都是一个善于强调困难的人。
将领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文职密谋分子认为也完全应当考虑。就是如果他们发动一次反对希特勒的政变，英法是不是会利用政变在军队和国家中所造成的混乱，从西线大举入侵，占领德国？并且，虽然他们已经推翻了那个罪魁祸首，英法是否仍然会向德国人民提出苛刻的靖和条件？因此，有必要同英国人保持联系，以便取得明确的谅解，使西方盟国不利用德国反纳粹的政变趁火打劫。
他们通过好几条途径同英国人接触。其中韦一条途径是由约瑟夫·缪勒博士通过梵蒂冈发展出来的。这位博士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慕尼黑的第一流律师，体格魁伟，精力旺盛，而且有股蛮劲儿，所以在年轻时得到过“蛮牛约瑟夫”的绰号。他在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的默许下，于10月初曾经到罗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冈同英国驻教廷公使建立了联系。据德国人说，他不仅取得了英国的保证，并且还得到了教皇的诺言，同意在新的反纳粹德国政权和英国之间充当调停人。
另一个接触点在瑞士的伯尔尼。威兹萨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649＇ 德国驻伦敦代办的西奥多·科尔待当德国驻瑞士公使馆的参赞。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时和一个英国人菲利普·康维尔一伊凡斯博士碰头。后者曾经在德国柯尼斯堡大学担任教授，不仅成了研究纳粹主义的专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纳粹的同情者。
10月的下半月，康维尔一伊凡斯给科尔特带来了一个讯息，后来被科尔特说成是张伯伦以谅解和公正的态度对待未来的反纳粹德国政权的庄严保证。实际上这个英国人带来的只是张伯伦对下院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演说里，这位首相一方面拒绝希恃勒的和平建议，一方面宣布英国无意“使一个愿意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互相信赖的德国在欧洲无法获得应有地位”。那一篇对德国人民表示友好的讲演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的段落都曾由伦敦方面广播过，那些密谋分子想必也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但是他们仍然对那位非正式的英国代表带到伯尔尼来的“保证”大表欢迎，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些密谋分子得到了这个声明并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梵蒂冈取得了英国的保证之后，就满怀希望地转向那些德国将领，说他们是满怀希望固然不错，但是也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我们唯一能得救的希望，”威兹萨克在10月17日对哈塞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