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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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退位后，定都问题成为当时一个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主张仍应以北京为首都，宋教仁、章炳麟持之尤力。章认为南京不能控制满蒙，清命虽黜，遗孽犹在，北军未必没有怀念旧主的、加以蒙古和满洲为其后援，则死灰将复燃。章并撰有致参议院公开信刊于2月13日上海《大共和日报》，力陈建都南京的五大害，参议员读了章函，颇受其影响。但同盟会要员则恐惧袁世凯在北方有雄厚势力，若定都北京，袁为总统，则推翻清朝换来袁世凯，亦是以暴易暴，所以坚主定都南京。
当2月13日孙大总统辞职和举袁自代的咨文送到参议院后，参议院对选袁为总统一事全无异议，但对于都北抑或都南一事，则争辩甚烈。议员谷钟秀、李肇甫等力主建都北京。投票结果以20票对8票的多数，决议定都北京，并以咨文复孙大总统说：
“今日南北既经统一，即应统筹全国，图所以统一之道。临时政府地点为全国人心所系，应在可以统驭全国之地，使中国能成完土，庶几以维系全国人心，并达我民国合五大民族为一国之旨。前经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南京者，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在清军范围内，不得不暂定临时政府适宜之地。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定政府地点于北京。将来新举总统无论何人，应在北京接收事权，事经议决，请查照行之。”
孙、黄等闻悉参议院决定，均怒不可遏，急召参议院中同盟会议员黄复生、邓家彦、康宝忠、李伯中，严责参院不该通过此案而甘为袁世凯应声虫。黄兴尤为愤怒，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黄、邓等主张由大总统再交参议院复议。黄兴则认为参议院应自动推翻此案，否则黄将以宪兵入参议院拘所有同盟会议员。
2月14日孙大总统率文武官员往祭明孝陵，秘书长胡汉民则称病留府，草拟咨文将建都北京案退交参议院复议。于是参议院临时变更议程，首先讨论此案，争论仍极激烈。同盟会籍参议员某君且痛言此案如不获通过，则将身殉会场。投票表决结果，以19票对8票的多数，决议临时政府仍设南京。
表决后孙大总统才祭陵完毕，一场国都风潮始暂告平息。
在这两次国都表决时，直隶、奉天、江苏、云南、陕西、山西六省的议员始终投票主张建都北京。
清帝退位，改朝换代，中华民国正式取代清王朝。临时政府参议院接受孙大总统辞职，并以17票一致通过，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到此时止，问题的重心便落在袁世凯愿不愿到南京就职了。在革命同志看来，袁世凯虽不是理想的民国元首，可是他已履行了逼迫清帝退位的工作，革命党人都重然诺，所以只有迁就事实，选袁代孙。如果袁能脱离封建官僚遗毒甚深的北京，加上还有国会的牵制，同时正在起草的《约法》是采取内阁制，有这种种因素，总统便没有什么实权，袁当总统后总不致会太背叛民国的。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袁是个纯粹讲实力政治的人，卅年政治生涯的起伏，使他相信必需要有实力才能谈政治，他怎肯离开他的老巢——“北方”，怎肯离开他的资本——“军队”。他心目中既无中华民国，更谈不上国会和《约法》，所以他的私心，根本就未考虑过到南京去就这空头的大总统。因为他认为叫他南下是调虎离山，所以他在2月15日给南京方面的电报，就明白地表露他不肯南来。原电曰：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各军队长鉴：清帝退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顷接孙大总统电闻，提出辞表，推荐鄙人，嘱速来宁，并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安北方全权各等因。黄陆军总长暨各军队长电招鄙人赴宁等因。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十一日）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因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恐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南而北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遽引互牵……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惟有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已请唐君绍仪代达此意…………袁世凯咸（十五日）”。
袁世凯有很真实的理由不能南来，其一是各国驻华外交团的意见；其二是北方的军队；其三是满蒙两地的不稳。所以他在咸电中竟使用摊牌式的口吻如：“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如：“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即退归田里。”云云，这种语气不仅是要挟，而且简直就是挑战。
袁世凯最大的凭借就是全国人民都不愿再有战争和流血，人心厌乱，认为清帝已经退位，凡事可以用和平手段达成，因此袁的予智自雄面孔并没有引起反对，只是孙大总统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坚持袁的南来。所以南京临时政府乃于2月18日派出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外交部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前议和参赞汪兆铭、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处曾昭文、步卅一团长黄恺元为欢迎员，偕同袁所派的代表唐绍仪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并将欢迎人员名单电告袁氏。
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一行，于2月21日由上海启程，26日抵天津，27日抵北京晋见袁世凯，面陈孙大总统手书，劝袁南下就职。函曰：
“慰庭先生鉴：文服务竭蹶，艰大之任，旦夕望公。以文个人之初愿，本欲借交代国务，薄游河朔。嗣以国民同意，挽公南来，文遂亦以为公之此行，易新国之视听，副舆人之想望，所关颇巨。于是已申命所司缮治馆舍，谨陈章绶，静待轩车。现在海内统一，南北皆有重要将帅，为国民之心膂，维持秩序之任，均有所委付，不必我辈簿书公仆，躬亲督率。今所急要者，但以新民国暂时中央机关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则燕京暂置为闲邑，宁府首建为新都，非特公之与文，必表同意于国民，即凡南北主张共和及疾首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之群公，宁有问焉？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自正式国论，今且勿预计也。总之，文之志愿，但求作新邦国，公之心迹，更愿戮力人民，故知南北奔驰，公必忘其自暇。嗟乎！我辈之国民，为世界贱视久矣！能就民国之发达，登我民于世界人道之林，此外岂尚有所恤乎？公之旋转之劳，消磨其盛年，文亦忽忽其将衰，耿耿我辈之心，所足以资无穷之方来者，惟尽瘁于大多数幸福之公道而已。公其毋以道途为苦，以为强勉服务者倡。公旗南莅，文当依末光，左右起居，俾公安愉。俟公受事而文退。翘盼不尽。”
袁世凯用最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来欢迎蔡等。他对这些客人不再谈到拒绝南来就职，而反过来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商谈南行的路线问题，他打算由京汉线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他的这种态度使来迎的专使们松了一口气，认为袁基本态度已有改变，同时南京方面则认为袁的软化是怕南京方面翻脸，采取新行动，或挽留孙中山先生留任，或另行改选一位新总统。
其实袁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谁也不知道，他不动声色地作自己的安排，他在蔡等抵达北京的当天，即予接见，倾谈欢洽，并招待晚餐。第二天又召集谈话会，袁且把自己南行的路线提出来让与会人士研究。至于袁离开北京后，北京留守决定何人亦要蔡元培和北方人士共商。蔡分别和北方的各统制及民政首长会晤，征求大家意见，以何人为最理想，大家都很谦让，使留守的人选未能决定。
蔡等抵达北京后，北方的一般舆论都对袁世凯南行就职不予同意，甚至有认为袁的南行是自投罗网，使蔡等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袁个人的态度虽然乐观，但其他方面的空气则和南方的意见完全相反。
卅四、北方兵变
元年2月29日晚上的北京城，突然枪声四起，只见许多身穿灰色军服的兵，到处抢劫，首先受难的是正阳门一带。这时南方迎袁专使们正酬应完毕，回到迎宾馆，忽然人声鼎沸，枪弹横飞，血红的火光浮在窗面，人们奔走相告，说是兵变了。为什么会兵变呢？大家异口同声说是由于北方驻军反对“袁宫保”南下，反对专使们抢走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怀恨作乱。专使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由不信，乃仓皇检拾细软，匆匆赶到六国饭店避难。
兵变的部队是第三镇。第三镇是北洋军的主力，段祺瑞便曾两任该镇的统制，后来则由曹锟接掌。曹锟据说是袁身边的“赵子龙”，打娘子关叫他去，打滦州也叫他去。他每次谒见“袁宫保”时，都是笔挺挺地站立着，叫他坐他从不敢坐。袁对他讲话，他除了“是……是……”之外，不敢多说一个字。袁平素对段、冯都礼貌有加，独对曹则不假词色。按照当时官场习惯，若长官对属员很客气，就是不把他当作亲信人，相反如果长官对部下越不客气，骂得越厉害，则这人一定是“圣眷甚隆”。所以当时有人便以挨骂的多寡，做为自己升官快慢的温度表，每挨一次骂便欣欣然有喜色，且奔走告人说：“我今天又挨骂了！”旁边人也为其高兴，且祝贺说：“恭喜，恭喜阁下不日就要腾达了。”依照这个习惯，曹锟是北洋三杰以外最重要的一个人。
第三镇兵变时，统制曹锟亦在北京，兵变原因虽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不愿袁世凯南下，所以当时或是事后的舆论都把这次兵变的主使人推在袁的身上。究竟是不是袁，一直是史家争论的重点。作者认为袁对兵变绝对有责任，或者有纵放，但决不会主使。道理很简单，袁当时已被南京参议院尊为中国华盛顿，他能获选为中国临时大总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代表“安定力量”，不只国内人心如此，即国际间亦认为袁是动乱中国的“安定力量”。袁的聪明智慧怎会不了解这一点。至于袁反对建都南京，当时反对最激烈的是同盟会中的巨头宋教仁、章炳麟，而武昌的黎元洪也主张建都北京，加上参议院投票决定国都地点时，亦可看出多数反对南京。因此袁可以使用其他方法达成不南行的愿望，用不着策动兵变。袁是搞军队起家的人，当然明白兵变这玩意不能随便玩，玩兵变等于玩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放火不一定就能熄火。
还有最重要一点，兵变一发生，很容易招致国际干涉，尤其是日本正处心积虑，主张将中国分而食之。袁是个野心家 ，但他决不会甘愿制造外人干涉瓜分中国的借口。
不过袁当然愿意军队表示一点行动，适可而止，使自己不能离开北京的借口有事实证明。
至于北洋军在此时闹兵变，是有其背景的。
冯国璋在统率北洋军攻克汉口、汉阳时，汉口曾遭北军洗劫，房屋尽毁，积尸日曝，野狗宵鸣。当时有一位记者曾问北洋军士说：“大家都说你们抢掠 ，有没有这事？”兵士说：“有的，我们不抢就没得吃了。革命军到处受人欢迎，家家奉献食物；而我辈到来，老百姓坚壁清野，甚至用钱买东西都买不到，我们不抢怎么办？”由这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北洋军的处境。
北洋军在汉口的暴行，曾受中外舆论严厉的指责，加上清帝退位以前，与革命军作战的，几乎全是北洋军。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南方公私团体不时以文电揭发北军抵抗民军的罪状。袁世凯当选总统后，竟有解散北洋军的谣传，于是势倾一时的北洋军，内心既失望又疑惧。其实和议以前，北方秘使廖少游和黄兴代表曾签有一个草约，其中特别注明：“南北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这本可以算为保证。可是这是个秘密条款，未被公开，公开流行的，多是不利于北军的谣言，因此兵变时，乱兵一边抢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