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3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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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于石家庄——武强——阜城一带，致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在定县、望都、方顺桥、完县之线独当强敌，死伤万余，阎当时屡电蒋中正和冯玉祥乞援，蒋深知会师之举不容稍缓，乃将南京方面党务料理就绪，即赶赴前方视察，委朱培德为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又电冯玉祥令第一二集团军各军团，于5月25日以前，集结于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之线为进攻之准备。
张作霖的奉军据守北京、天津及方顺桥附近一带，与津浦路的直、鲁军及孙传芳军连成一气，兵力约40万，其部署情形为：
津浦路方面：褚玉璞部分驻于津浦路之捷地——张高屯一带；其第一线在砖河镇至东西泊头一带，由褚部第六军军长徐源泉指挥，并筑有坚固工事。孙传芳之李宝章、郑俊彦两部驻守庆云——盐山——马厂。
河间方面：袁振青、窦联芳、孙殿英等部在杜生镇——交河；于学忠及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在任邱——河间一带。
高阳方面：奉军第三四方面军、戢翼翘主力及骑兵第二军之大部，在高阳之南滹沱河北岸一带，筑有坚固之防御阵地，其第一线在蠡县、博野附近。
平汉路方面：汲金纯军防守高碑店至易州一带。
平绥路方面：奉军高维岳之第九军，汤玉麟之第十二军，郑泽生之第卅一军于5月11日以后由朔县、马邑开始撤退至柴沟堡、大同，继向东北方退却。
5月19日，蒋中正抵郑州，与冯玉祥会商。
北伐军沿平、汉，津、浦两路进展之部队，虽已逼近沧州、保定，而两路中间隔离约200余公里；北洋军在高阳、河间，均配置重兵，饶阳、武强之北洋军亦尚未肃清，平、汉路以东，饶阳以西地区，革命军尚无部队驻守，如北洋军乘隙进袭，深为可虑；蒋中正遂决定俟第四集团军先遣军到达石家庄、定县之线时，即将鹿钟麟之北路军全部（韩复榘部在内）移至平、汉线以东地区，与刘镇华所部衔接，然后全线同时进攻。
国民革命军自5月28日开始总攻，至6月2日，先后占领保定——高阳——肃宁——河间——沧州之线；北洋军退据琉璃河、固安、永清、胜芳、马厂一带，革命军乃分路追击，第一集团军由津、浦路两旁地区前进；第二集团军由任邱、文安、雄县、灞县前进；第三集团军由平、汉路前进。当5月29日，蒋中正到柳卫（在道清路）时，为军事进展及避免外交上纠纷起见，曾与冯玉祥会商妥善办法，至是，遂令前方各军于破敌之后，即进至静海——胜芳——永清——固安——长辛店之线，停止待命。
5月30日，蒋中正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商京、津善后，并视察战况，停留石家庄，31日午后10时左右，颁发各军追击令。
17年6月6日张宗昌、孙传芳所部纷向天津东北退却，张作霖已于6月3日离开北京，北京城治安由北洋元老王士珍等维持，革命军第四军团第四十一军九十一师进驻大邵庄及张庄；第九十二师驻二蔡庄、盖宿铺一带；军部进驻大邵庄；第三十四军第八十八师驻大小流标、小庄；九十五师驻西空城一带；九十师及胡正卫团进驻马厂；第三军团第二十七军驻惠丰村、五面城子、赵济庄等处；第四十军到达清水泊、萧吉沽、东槐庄一带；第三独立师在大李庄、李官庄、十槐村等处；总指挥进驻李云龙屯，第一方面军第三军第十九师吉鸿昌部，于是日早到达静海；第五十六旅进至良王庄；五十五旅进至静海北十里堡待命；第二师于夜12时出发，进驻王口镇、陈土桥、中滩里、前万头一带地区，集结待命，并派一小部到黄岔、台头，对天津方面警戒。
6月7日革命军第四军团方振武进抵独流，其第三十四军军部进抵马厂，该军奉令开驻良玉庄、独流镇、杨柳青、胡村一带整顿待命；总指挥部进驻沧州县城。孙良诚接到消息革命军韩复榘已进占南苑，张宗昌、褚玉璞部之徐源泉、孙殿英等所率残军约3万人，麇集天津老站，并各有一旅，被法、日各国使馆驻军监视，不令下车进街，天津市区内甚为安静。张宗昌、褚玉璞已逃向秦皇岛；郑大章骑兵军已占领武靖、三河；刘镇华部已到达通州。
6月12日，孙良诚命骑兵在胜芳附近对天津警戒；第二十一军主力驻灞县，一部驻新镇县；第十九师移驻文安；第二师进驻任邱；第四军仍驻大城；第十八师移驻河间待命。
当北伐军第一集团军第二、第三、第四各军团占领沧州后，逐日向北追击前进，迄6月3日，第二军团第二十六军，由沧州、张官屯沿铁路前进；第三十七军沿铁路以东地区前进；第三军团（欠第四十军）在第二军团右翼之地区前进；第四军团在第二军团之左翼，沿运河以西地区前进，这时北洋军右翼占据大流标、王镇店，依托子牙河正面，左翼占据西魏村——马厂至铁路之线。朱培德探悉敌情后，遂令各军团追击前进。
各军团奉令后，随即开始运动，6月5日到达前线，占领指定阵地，正拟攻击，北洋军忽自动撤退；这是因为北洋军后方被席液池骑兵军威胁，恐后路被截，即纷向天津一带退却。革命军沿津、浦两旁地区跟踪追击，至静海以南地区停止待命。
6月5日晨，北伐军骑兵第二军到达静海南面的孙家庄东南柳木杓附近集结，第二十一军的张兴科师，亦由后跟到，即协同攻击占据孙家庄东南柳木杓一带之北洋军。骑兵第二军，除派一团进占独流镇外，余部均渡过运河，向静海车站攻击。当时马厂的北洋军自动退却，官兵均无斗志，革命军遂将防守车站的北洋军钢甲车击退，于正午占领静海，北洋军向王庆陀，杨柳青、北仓等处溃退，一部分打算通过天津租界。
6月6日晨，骑兵第二军仍向小站追击前进；第二十一军由台头、胜芳向信安镇、狸狼城方面前进；第四军在黄口镇；
第十九师在静海停止待命。
北伐军第二集团军自相继占领河间、肃宁、高阳后，北洋军于学忠、孙传芳、窦联芳、戢翼翘、万福麟等军，均纷向灞县、宝坻、固安、永清、胜芳一带退却；北路军跟踪追击。6月6日午奉军马占山部千余名被歼，韩复榘于占领固安后，即向廊房前进，以截断京津路交通，并向北京前进，下午4时前锋李汉章旅到达南苑，北京民众均到南苑欢迎。
北伐军第三集团军自占领保定后，总指挥商震即决定沿京汉线追击前进。奉军自保定、沧州等地败退后，主力集结于琉璃河——固安——唐官屯之线；孙传芳、于学忠之强大部队控置于灞县；张宗昌、褚玉璞之直、鲁军，据守大流标——马厂——惠丰桥之线，仍图保全北京、天津地盘，作最后的挣扎。灞县孙传芳忽然撤退，张作霖见势孤力蹙，无可挽救，故不得不实行全线总退却。
民国17年6月2日，张作霖下令总退却后，即偕同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及参谋杨毓珠等，携带重要文件，乘专车回奉。6月4日晨，火车到达沈阳城外日本租界地之沟帮子铁桥时，为日人阴谋所埋置之地雷突然爆炸，张作霖受重伤，吴俊升炸死，重要文件亦被毁灭，张作霖因受伤过重，延至6月4日上午10时亦告毙命。
张学良在北京闻乃父噩耗，即急电回奉各将领，约束士兵，维持治安，并饬顾全外交，勿令外人借口干涉；一面促使北京各界出面，接洽和平让渡北京办法，磋商结果，留鲍毓麟旅在京维持，待革命军进城交代，然后退出。
天津方面的直、鲁军，闻张作霖炸死，甚为恐慌；张宗昌、褚玉璞急电阎锡山乞降，阎主张容褚拒张。当时败退天津附近之北洋军为数甚众，计于学忠部在杨村，孙奎元部在韩家墅，袁振青部在北仓，徐源泉部在芦兴河，王炼部在杨柳青，许琨部在军粮城，孙传芳的残部数万，亦退集天津附近。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在天津召集会议，和战主张未能一致，潘鸿钧最激烈，仍主相博，欲造成第二次济南惨案之重演，在天津、河北一带，挖壕筑垒，配置队伍，借此向商家勒索饷糈；张宗昌亦致函各国领事，谓大军绝食，要求设法，一时形势极为紧张，人心皇皇，各国侨民更无安全保障。
6月4日，奉军既陆续退出北京，国民政府即行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并促早日莅任，维持治安，北京治安维持会及中外人民，均盼阎锡山即日赴京，信使不绝于途。
6月6日上午9时，鲍毓麟旅退出，革命军孙楚部于10时许在民众欢呼声中入城，商震率部随后继至，阎锡山亦于6月8日在保定就职后，于6月11日偕同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主持善后事宜，军阀盘据之北京，这时才完全入于革命军之手。北京之旧称，亦遵政府明令正名北平，直隶省改称河北省。
北平方面虽幸告息兵，天津则尚多顾虑；阎锡山乃呈请政府任命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接洽收编徐源泉、郑俊彦、李宝章等部。天津于北京和平收复时，尚在张宗昌手中，张部与孙传芳、褚玉璞各军，由于沧州以北各地为革命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压迫，节节后退，集中天津及津东各地，兵力颇众，张欲以此作最后之挣扎，但已是强弩之末，无能为力了；而齐燮元及安福系吴光新等，又欲乘机以款收买这些残军，别图活动。所以天津形势，颇为纷乱，幸军阀败军中有觉悟者如徐源泉等均弃暗投明，张宗昌闻各部队投诚革命军，极形愤怒，欲有所对付，当时革命军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与南桂馨出面活动，迫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离开天津，实行收编各部为暂编军，孙传芳乃只身逃奔关外，张宗昌、褚玉璞则率领一部分残军退守津东。
蒋中正对北方大局的收拾，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北平、天津交阎锡山负责，二是听任奉军和平出关。冯玉祥对这两点不赞同，曾向蒋中正提出相反的意见。冯部韩复榘军则不受约束，于6月6日擅自开入南苑，并将维持北平治安最后退出之奉军鲍毓麟旅强迫缴械，因此引起外交团多数人士的不满。
蒋中正宣布实践其1月间复职时的宣言，北伐完成即引退，于6月11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准备告退。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均纷电促请以大局为重，继续领导全国，并恳从速北上。
17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推蒋中正赴北平祭告孙中山，并视察一切，借便恭移孙中山遗榇来南京安葬。蒋中正以北方问题甚多不便坚拒，遂打消辞意。国民党中央又推阎锡山、李宗仁，参与祭告典礼。蒋中正遂于6月26日偕吴敬恒等由南京绕道河口邀李宗仁同车北上，过郑州时冯玉祥由新乡来迎，车抵长辛店，阎锡山已先在，乃于7月3日偕阎锡山赴北平。
17年7月6日上午8时，蒋中正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礼，冯玉祥亦赶到参加，阎锡山、李宗仁、蒋作宾、何成浚、朱培德、白崇禧、陈调元、方鼎英、方振武、魏益三均参与典礼。北伐是孙中山最后的愿望，可是北伐完成了，孙中山却不能亲见。
蒋中正祭告孙中山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西山碧云寺，致祭于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兴宁之日，追忆总理‘政纲精神不在领袖’之遗言，不啻对我同志永诀之暗示。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亲殡殓。惟我父师，不可得复，戒衣雪涕，疚憾何尽？自兹以还，唯以继志述事，痛自策勉，恪遵全部之遗教，益为革命而戮力，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败者，凡十五次，而军事危机尚不与焉。每当艰危困厄之来，中正唯一秉遗教、追随先进，勉图靖献，盘根错节，更历已多，洎乎本年中央第四次全会，方克安渡艰难，重现团结。回忆曩时同志在纷歧离析之中，与主义之遭晦冥否塞之会，若非总理有灼然昭垂之遗教，将不知何术以复归于共同？至若横逆之纷然而来，毁谤之无端而集，若非总理有存败不计，与各用所长之宝训，亦几不能力排艰难，奋斗以迄于今日。兹当肃祭灵前，怀过去则抚创而思痛，念未来则临冰而知危。所欲复告于总理者，万绪千端，更仆难尽，已往不追，固不欲琐琐陈述以渎灵听，而来日大难，辄敢以微愿所寄，奉祈昭鉴，谨籀其概，为我总理陈之。（中略）
中正海隅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