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1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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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地转,北京方面忙于大事,谁也来不及管他们闲事了。
北京既然管不了奉天的事,冯乃向张提出最后通牒,限当天答复,张遂请吴俊升出面缓和,吴见冯时刚提到“将军”二字,冯就破口大骂说:“他是什么东西?”吴向冯说了许多好话,赔了许多不是,冯乃提出三个最后也是最低的条件:(一)用人行政需征同意;(二)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算,万不得已时须协同办理;(三)张作霖亲率廿七师全体营长以上的军官齐赴廿八师办公处正式道歉。
张了解冯的个性,他的讨价不能还价,越还价讨价越高。如要妥协,只好马上答应冯的苛刻条件。6月11日张作霖堆着苦笑,率领他的高级军官到廿八师办事处向冯道歉,并且答应了冯全部条件。这一趟倒让冯平了气,他也笑脸相迎,还邀请吴兴权、马龙潭两位镇守使陪着张叉了几圈麻将,大家打了一阵哈哈。
张作霖内心可气得不得了,他深感这趟丢人丢得不小,过了几天,上海的报纸把他向冯道歉这一幕和盘刊出,气得他几天都出不得门,下令捉拿访员并且开始检查邮电。
张需要真的和冯合作,冯则是和张假合作。在这次表面和解后不久,他就在他的防区内把张所委派的各县警察局长,一概拘禁起来,要他们供出曾花了多少红包买缺,他宣称要向张算账。这是过去张作霖采取这种手段对付段芝贵而迫段下台的手段,冯现在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接着,他又发出通电,率领全军将士辞职,电云:“张督为人极英明,能实心整顿军事。麟所部将士均属下乘,宜即退避贤路。”武人通电辞职,向例是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法,冯这次率领全军辞职,则是武人辞职中的一个创格。张实在受不了,乃郑重问冯究竟目的何在?冯开出条件是要兼任省长,张到了最后关头,自然不肯让步,他坚决地拒绝了冯。
段祺瑞当了有权有责的国务总理后,他看到关外两虎相争不下,乃电邀冯入京面商要政,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冯当然不会中计,来一个相应不理。奉天公法团吁请双方和衷共济,以大局为重,万勿走向极端,张将军答应不诉诸武力,可是奉天全省空气紧张,刁斗森严,夜无行人,局势异常严重。
民国6年2月28日,段内阁请出了最崇高的调人,就是以前招安张、冯两军的奉天最高军政首长赵尔巽,这位赵次帅搭乘三等火车到了奉天。此公于民国2年就任清史馆总裁时,由济南到天津,由天津到北京都是坐的三等火车,在北京城内只坐人力车不坐汽车。
赵抵奉天后,张作霖立即专程趋访,第二天(6月1日)赵去探访冯。由于他的声望,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都派参谋长来谒赵,赵乃召集调解会议,可是终无所成。3月6日冯又回到广宁根据地,调解事也告终止。
张作霖和冯德麟的纠纷正愈演愈烈的时候,张的亲信部下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又和张闹翻,这对张作霖来说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流年太不利了。
张、汤感情破裂的导火线,是因为奉天警务处处长王永江与奉天军界发生磨擦,而张袒王所致。光绪卅年(1904年)日俄战争时,王永江曾办辽阳警察,颇为赵尔巽所赏识,欲畀予民政司职务,却被当时军界首领张作霖所反对。等到张自己主持奉天军政时,也像赵一样器重王永江,赋予王警政大权,让他整顿全省警务,汤玉麟等嫡系军人对此深为不满,有一次军政大会上,汤等故意拒王参加以示凌辱,汤的军队经常向警察寻隙而起冲突。事情传到张耳中,张作霖一点也不护短,重惩滋事官兵,并召集汤等训话,大加申斥,汤颇觉难堪。
张、汤的不和,正是冯德麟的机会,乃极力从中挑拨。冯曾派廿八师五十五旅旅长张海鹏潜入廿七师内部策动叛变。张作相乃邀廿七师部分高级军官谈话,要求大家以团体为重。廿七师官佐也认为对付王永江则可,反张作霖则不可,汤玉麟因此陷于孤立,乃率两连兵逃去新民村。汤离去之后,张曾有一封非常恳切的信给汤,全函如下:
“阁忱仁兄:十七年患难至交,临别竟未一晤,弟心伤矣!我兄之心能毋伤乎?回忆在桑林子时,我兄、辅忱及弟等共廿四人,屡受洪辅臣、徐翰武等大股欺侮。金寿山勾结俄兵,乘夜袭击,我等冒死冲出重围,孙德山背负赵氏出险,投到老达房,家叙五大度优容,推诚相处,稍得喘息。及投诚新民,弟任管带,兄任左哨哨官。我兄生擒杜立山,首建奇功。弟因升前路巡防统领,兄升马二营管带。后开赴洮南,剿办‘蒙匪’六十三牙签、陶什叨等,弟两次被围蒙古包内,兄均冒险冲到,弟感激涕零,兄劝慰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言犹在耳,永矢弗谖。辛亥之秋,奉赵将军电回省,乱迫眉睫,人心慌恐,我兄率部于一夜之间,擒获恒六、张荣等首要,胁从逃散,省垣转危为安。弟因统领中路巡防,旋改编陆军二十七师,弟任师长,兄升五十三旅旅长。及段将军离任,弟承乏督军兼省长。他人见我师团结坚固,前途顺利发展,十数年间,得长全省军政,因羡生忌,因忌成仇,挑拨离间,多方破坏,事实俱在,不待覆案。人生最宝贵者,莫过于生命,昔当患难之时,誓同生死,偶以言语之差,视同陌路。我兄向重义气,今乃不念前情,不思旧雨,决心离去,此弟深为不解,亦最为痛心者。况且父灵浮厝,大事未完,老母在堂,仍待奉养,兄弟妻妾子孙等,食指日繁,开销日增,兄不为自谋,也不为全家老小着想乎?共得之富贵,当共享受,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今日不辞而行,挽留无术,何时意转心回,肯来聚首,富贵与共,决不食言,书不尽意,尚希谅察。”
(注):函中人名注释:一、金鼎臣后为二十七师所属一团长,违法乱纪,被张毙狱中。二、赵氏为张之元配,参加徐州会议之奉天代表赵锡嘏,即其族人。三、张作相字辅忱,家叙五为张景惠。四、杜立山为绿林著名匪首,骚扰地方,张邀共饮燕,即于席上擒之。五、陶什叨等为蒙古匪首。六、张荣即张榕、革命党人。七、“他人见我师团坚固……多方破坏”一段,他人指冯德麟。
张作霖不能执笔,可是这封信却是他口授,缅怀旧日交情和半生历史,是一封真情流露的信。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通款于段祺瑞,冯因为和张敌对,张走段路线,冯便拥黎元洪,并派参谋长白运昌赴北京控告张作霖,说他已失军心,奉天祸变危在旦夕,要求黎总统速派员接替,并说段祺瑞袒护张云云。
当时以督军团盟主自居的张勋,正召开徐州会议,张作霖派副官长赵锡嘏代表参加,并将此事经过,一再函告张勋。
第一函说:
“……无论如何,霖当静候,万一事出意外,飞蝗满天,霖亦必有相当之对待,倘有借重我公鼎力之处,届时当再电闻……”
第二函将诉诸武力的态度,表示得更为露骨。函云:
“绍帅钧鉴:奉事辱承垂询,仰见古谊殷拳,感激之忱,莫可名言。作霖与冯阁臣患难相交,十载以还,从无失德。今以细故,遽为此落井投石之举,人心之险,可为三叹,乃我方委曲求全,彼则相遇日甚。日前冯回北镇,汤旅长亦移驻新民,由表面言之,似亦稍事归宿,惟证之近日种种情形,冯、汤实为结成一体,近经密侦报告,竟派其私党,招匪运械,为日不足,积虑处心,可以想见。现作霖已连电中央陈明办法,若中央为息事宁人起见,将冯别为位置,汤可随之俱去,作霖亦未便苛求。倘中央亦厌弃此辅,或一时难有位置,而彼辈复蓄意扰乱,不顾大局,则实逼处此,终当诉之武力。作霖无似,而宅心磊落,素为我公所知,至于彼此关系之深,夙承厚爱,更不待言。届时既与彼辈干戈相见,实力一节,敝处可以了之;幸假以声威,遥为作势,自足以寒其胆,而摄其魄,知公当有以许我也。详情由赵中军面陈。专此敬候勋安。”
奉天张、冯之争是袁死前后关外一件大事。
一○六、段阁和日本交往
北洋系军人正在酝酿团结求存的时候,北京城内总统、总理在国会之间却闹得非常激烈,这当然更让各省军阀有了借口。民国5年12月27日,以冯国璋为首的全国廿二行省、三个特别行政区的军民长官,对总统、总理和国会发出了一个“掬诚忠告”的长电。电略云:
“此次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已,总揆得人,议会重开,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复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下面是规劝黎)我大总统谦德仁风,中外所钦。……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之不振;政务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屏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已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以下规劝段)我总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戴,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目前所急待设施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早定计划,循序实行。……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功,致陷穷境。……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迁就乎阁员。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以下规劝国会)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不意国会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越侵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这个电报是梁启超——当时研究系的首领,为了维持段内阁,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口附和。这个电报对国会的指责最尖锐,对总统的威信也有影响。此后,北方各督军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拥护内阁和辱骂国会的通电。这一来,却让在徐州自封为各省军阀大盟主的张勋为之大不愉快,因为他自以为应该是代表各省军阀发言的人,如今好戏却让别人唱了,实在太失面子。因此他也联合了一些军阀,发出一个请求北京政府罢免国民党系三总长(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的电报。
北京城内,黎、段的纷争继续扩大,前已叙述了许多院府不和,黎、段恶化的事件,但那些都是内政方面 ,现在增加了外交方面,是对日问题。
5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继任首相是寺内,寺内高唱日“支”亲善,日本外相后藤邀晤中国公使章宗祥密谈,希望中国派一个亲善使节到日本进行关于解决中日悬案的谈判,日本且愿借款支持中国政府。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先派亲日的曹汝霖为秘使前来日本,把一切条件谈妥,然后再派一个亲日色彩并不浓的大员,如徐世昌之流,以正式使节出面来签订这个协定。章宗祥把这消息告诉了曹汝霖,曹本应列入帝制祸首名单内,由于日本公使的庇护才得逍遥法外。他得到章宗祥的秘讯,乃向段进言,他提出“攘内”必先“安外”,必须借外援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所谓的外援,就是取得外国的政治借款和军火供应,有了这两项,就可以镇压国内的反对力量。曹又推论袁世凯的外交失败原因,是外交上采取了联英联美以制日的错误方针。日本近,英美远,远水不能救近火,英美忙于欧战,抽不出力量到东方来。中国向美国借款,或者亲近英美,首先就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强力反对,而西方国家为了讨好日本,在紧要关头上也会牺牲中国,弱国不能采取“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外交政策。段正苦于自己的政权不稳,财政上已经面临山穷水尽,对外借款波折重重;军事上他也不能控制南方,甚至不能控制北洋派;加上总统和国会又处处和他为难。所以他听了曹的这番话,自然大受迷惑。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当然不会上当,所以他拒绝担任赴日特使的工作。5年11月26日,段根据曹的意见,以国务院的名义令章宗祥先与日本政府接洽,派曹汝霖为亲善特使。这件重大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