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1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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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致电驳复,词意坚决,略谓:
“如此次我大总统依法继任,政府对内对外,迭经声明,所依何法?非根据元年《约法》规定程序所衍生之大总统选举法耶?使三年《约法》而为法也,一法不容二存,则被该法所废止之《大总统选举法》,定当非法,云何能依?果尔,则何不于六月九日,开所谓石室金匮以别求元首?夫我总统正位,而国内外共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又如我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上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征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案。”
北洋系方面既然不愿恢复旧《约法》,所以拟议仿照约法会议,来修订一个新约法,议会纷纭,莫衷一是。
6月25日,上海海军突宣布独立,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发表联合宣言,因拥护旧《约法》而宣告独立,电曰:
“自辛亥举义,海上将士,拥护共和,天下共见。癸丑之役,以民国初基,不堪动摇,遂决定拥护中央。然保守共和之至诚,仍后先一辙,想亦天下所共谅。洎乎帝制发生,滇南首义,筹安黑幕,一朝揭破,天下咸晓,然于所谓民意者,皆由伪造,所谓推戴者,皆由势迫。人心愤激,全国扰,南北相持,解决无日。战祸迫于眉睫,国家濒于危亡。海上诸将士,佥以丁此奇变,不宜拘守常法,徒博服从美名,无补于大局,当与护国军军务院联络一致行动,冀挽危局。正在进行,袁氏已殒。今黎大总统虽已就职,北京政府仍根据袁氏擅改之《约法》,以遗令宣布,又岂能取信天下,餍服人心?其为帝党从中挟持,不问可知,我大总统陷于孤立,不克自由发表意见,即此可以类推。是则大难未已,后患方殷。今率海军将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断不承受。誓为一劳永逸之图,勿贻姑息养奸之祸,庶几海内一家,相接以诚,相守以法,共循正轨而臻治安矣。”
上海海军的独立,使段感到事态严重和自身陷于孤立。当时中国海军共有三个舰队,第一舰队是海军的主力。这次公然独立,不仅严重地威胁北洋系势力下沿海各省区,同时还可以帮助护国军运兵北上。
段祺瑞这才了解问题严重,乃不再坚持要行新《约法》,同时由于林长民、张国淦的奔走,乃于6月29日由黎元洪正式申令,仍遵行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申令如下:“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壹,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
又申令:“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所有关于袁氏时期之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应即撤销,并裁撤参政院,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及各部总长。”于是争议不决的法统问题,遂告一段落。
7月14日,黎元洪下令惩治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等八人,余悉从宽免。西南军务院以所提条件,大致均孚愿望,遂于同日由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刘存厚、罗佩金、李鼎新等联合通电撤销,声明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和国会主持。
洪宪垮台,袁世凯去世,梁启超和蔡锷这师生二人便成为当时人望。黎元洪做了光杆总统后,极望能拉拢护国方面的力量,倚为支援,于是有人向黎建议,礼聘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如梁北上,以梁当时的人望和西南护国军方面的实力,足以牵制段祺瑞。黎颇以为然,遂于7月1日致电梁启超,电云:
“屡承来训,虑远思深,谋国之心,家居弥笃。泰山北斗,景仰为劳。亦每知读礼之时,不敢以阁员相浼,然万端待理,棼如乱丝,辱以庸才,丁兹危局,设使旧鼎覆餗,沦胥以灭,既负人民望治之心,亦违先生救时之愿,窃不自揣,欲以本府秘书长相屈,既无嫌乎夺情,且可资乎论道。先生模楷人伦,万流仰镜,倘肯垂念邦国,当不忍金玉尔音。敢布寸心,拥彗俟命。”
梁启超是聪明人。何尝不知道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婉辞复谢。黎元洪随后复数次致书遣人邀梁入京,赞襄一切,并命公府收支处自7月份起月赠津贴2000元,其致梁函略云:
“自违尘教,裘葛载更。岭树江云,迢迢千里,虽鳞鸿多便,邮电常通,而仰企之怀,未足罄其万一也。徐君佛苏到京,询悉素履安和,旅祺清适,欣慰不可言喻。国家多故,祸变相寻,赖执事奔走提倡之功,与夫调护斡旋之力,幸得由剥而复,转危为安。元洪不才,亦获随诸君子后,共荷钜艰,凡百措施,均资指导,嘉猷伟略,薄海同钦,此固民国无疆之休,非仅私幸已也!现在国会将开,人心粗定,而茫茫前途,来日大难,一切建设问题,非得宏才卓识如执事者,从容坐论,随事谘商,长夜冥行,其何能淑?前曾奉上一电,敬迓高轩,适执事俨然在忧服之中,哀毁已甚,未便固请,然引伫足音,寸阴若岁,自夏徂秋,虚席以待者,亦既三阅月矣!屈指读礼之期,行满百日,为国夺情,万民所望,睹此危局,宁忍恝然。伏乞台从北来,克日命驾,慰我饥渴,示我周行,九顿以请,幸毋遐弃,鉴此微忱。”
民国5年双十节,黎元洪以共和重建,特发表大批授勋令,以为酬庸之典。首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6人以勋一位;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3人以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这些勋章,颁赠得太多,如西南首义反帝制派之将领及北洋帝制派之拥有兵权者,甚至逊清皇室之世续、载涛、绍英等,亦均获得。遂使鱼龙混杂,有勋章如雨之势。
九十九、段祺瑞大权独揽
袁死黎继,北京政府的大权便在段祺瑞掌握中,一切大政均是段的决定。6月10日裁撤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这是袁以总统的身份抓军权的机构,袁在世之日和段闹得最不愉快的,就是这个机构,黎当总统,段自然不能再让这个机构存在,所以首先废除了它。13日令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令王式通为国务院参议。徐树铮是段的智囊,倚为腹心,却又是袁所最憎恨的人。段出任国务总理时,就为了要派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而和袁闹得极不愉快,现在是段的天下了,徐树铮当然要先掌大权的。这正合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话。19日下令裁撤京畿军政执法处,这是袁的特务机构,也是被各方最痛恨的机构,段为了收揽人心,所以先裁撤了它。29日废国务卿名义,仍恢复国务总理,裁撤参政院和平政院所属的肃政厅。
30日政府人事大改组,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辞职照准。以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段祺瑞自兼陆军总长。唐绍仪未到任以前陈锦涛暂兼外交总长,张耀曾未到任前,以张国淦兼司法总长。7月12日再局部改组,以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8月1日改派谷钟秀为农商总长,张国淦转任总统府秘书长。
7月6日对于各省军政首长的名称加以修改,在官制未定以前,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令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孟恩远吉林督军,张怀芝山东督军,赵倜河南督军,阎锡山山西督军,冯国璋江苏督军,张勋安徽督军,李纯江西督军,李厚基福建督军,吕公望浙江督军,王占元湖北督军,陈宦湖南督军,陈树藩陕西督军,蔡锷四川督军,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唐继尧云南督军,刘显世贵州督军。令朱家宝为直隶省长,郭宗熙吉林省长,毕桂芳黑龙江省长,田文烈河南省长,沈铭昌山西省长,齐耀琳江苏省长,倪嗣冲安徽省长,戚扬江西省长,范守佑湖北省长,张广建甘肃省长,杨增新新疆省长,朱庆澜广东省长,罗佩金广西省长,任可澄云南省长,戴戡贵州省长,胡瑞霖署福建省长,孙发绪署山东省长,张作霖兼署奉天省长,吕公望兼署浙江省长,陈宦兼署湖南省长,陈树藩兼署陕西省长,蔡锷兼署四川省长。令朱家宝兼署直隶督军,毕桂芳兼署黑龙江督军,张广建兼署甘肃督军,杨增新兼署新疆督军。令湖南督军陈宦迅速赴任,未到任前以陆荣廷暂署,广东督军陆荣廷未到任前以龙济光暂署。令授李烈钧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段祺瑞发表的各省军政首长名单,是煞费若心的,一方面要促进南北统一,一方面要巩固北洋势力,求全而不全 ,换汤没有换药。举例言之,袁颁布的将军名义和护国军方面的都督名义同时取消,代之为督军,只是在都督和将军两个衔头中各抽出一个字合创督军的新名词而已;其次是委曲求全方面,这次人事安排,无论帝制与反袁派,在台上或新被逐(如陈宦)者,都给予一定的位置安排,人人各得其所,在安排上总算尽了最大努力。段的本意想在各省达到军民分治,所以只有少数省份是以督军而兼署省长的,署是临时性质。以省长而兼署督军的,只有四个省。这些省都是以小军阀或者以文人而权充军事长官,这当然是临时性质。至于段在四川、湖南、广东、广西四省的权力分配,简直是播下了战争种子,制造了纷乱的根源。尤其是对湖南,湖南是南北用兵必争之地,较之四川还要重要,因为在北洋军来说,取湖南比取四川容易得多。
为什么段不维持汤芗铭的湖南督军而改派他为广东查办使呢?原来就在段发表各省督军名单的前两天,湖南出了事,汤芗铭逃之夭夭。湖南独立时,北洋军第六师在湘西,安武军倪毓棻部在岳州,汤直接指挥的,是北洋军一个混成旅,由旅长车震率领,驻扎在长沙附近。这时候,广西军已有一部分到达衡阳和宝庆。陆荣廷以护国军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身份,于6月初由广东开到湖南,进驻衡州。在湖南内部,赵恒惕等已组成了湘军两师,湘西一部分民军也开到长沙附近成立了一个师。这是个剑拔弩张的局面,袁军与护国军无法和平相处,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汤芗铭的处境,和陈宦在成都有点相同,既不能指挥驻扎在湘西、湘北的袁军,又不能指挥湖南的民军和桂、粤的客军。最糟的是湖南人恨透了这个杀人如麻的汤屠户,因此各路民军围攻长沙,以及国民党人要用手枪和炸弹对付汤的风声传遍了长沙城。7月4日深夜汤芗铭在四面楚歌中离开了长沙。
汤芗铭走后,湘军已成立了三个师,师长是陈复初、赵恒惕、陈忠洵。曾继梧以湘军第一军长暂代湖南都督,龙璋暂代湖南民政长。随后程潜以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名义由云南到了湖南,他的部队也改为湘军第四师。汤芗铭的离去,并未减轻湖南的火药味,而7月6日北京政府又发表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陈宦未到任前,派陆荣廷署理督军和省长。这个命令使湖南更加复杂了。
段祺瑞对陈宦印象恶劣极了,那么段又为什么派陈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呢?这是由于黎元洪坚决主张必须给陈一个督军职务。当汤芗铭逃离湖南后,段打算迅速派遣一支北洋军进驻湖南,又苦于无兵可调,恰好这时陈宦由四川撤出时 ,手上还有两旅兵力,派他就近入湘,既可敷衍黎,又给陈一个戴罪图功的机会。
这道命令立刻引起了湖南人民的激烈反对,湖南人赶走了一个北洋军阀,断不容又来一个北洋军阀,因此湖南各界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为湖南都督。为什么推刘呢?因为刘人熙以前做过广西藩台,与桂军陆荣廷颇有渊源,想通过刘的关系取得桂军协助以拒北洋军。
陆荣廷支持湖南人民这个行动,因为桂军也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