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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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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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中江先生1917年出生于云南昆明，是台湾一位家喻户晓的政治家和近代史学家。其父丁石僧先生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早期会员。
丁先生积二十年心血结晶，撰成《北洋军阀史话》一书，1962年起在台北《大华晚报》逐日连载，脍炙人口。1964年初版问世，自此前后共版七次，纸贵洛阳，世界各国大图书馆中，凡有中文藏书，必有《北洋军阀史话》。
早年曾在重庆、广州、香港、曼谷等地创办多种报刊，六十年代后，在台湾三家电视台（台视、中视、华视）担任政治评论，影响颇著。
1988年冬，云南耿马大地震。丁先生率救灾小组，携药品、衣物、捐款赴云南灾区慰问，从此致力于海峡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以“两岸一挑夫”自况 ，矢志搭建两岸同胞互爱、互敬互助之桥梁。
序言
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一书，多年前曾读过。去年10月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拟将此书推荐给大陆读者，邀我做些出版前的编辑校订工作，并有机会在京与丁先生见面相识。
海峡两岸彼此隔绝四十多年，学术文化交流，也人为地被封闭起来，相互较少了解。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曾以其丰富多采的文化创造，为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振兴，当然也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隔绝与封闭，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学术研究要及时了解和吸收已有的成果，做为自己的起点，但目前，海峡两岸的学术著作和学术刊物，由于缺少正常交流渠道，一般学人很难看到，严重地影响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台北有位历史学家曾撰文说，他如不能利用北京收藏的历史档案，便难以写出令人信服的历史。同样，以民国史为例，大陆学者如不能利用台北特藏的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有些专题研究，就会感到困难。近年来，尽管台湾与大陆之间还有许多人为的隔阂，但海峡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两岸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从长期隔绝走向相互交往，加强两岸联系，扩大两岸交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据报载：1990年两岸文化交流有较大的发展，就出版方面来说，大陆图书直销台湾，在出版书籍方面也有不少合作，特别在文学作品方面。在大陆以我所见所闻，台湾作家的作品，各地书店书摊，随处皆有，但学术著作的出版仅为零星现象。在这方面，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台湾《柏杨版资治通鉴》，该公司已出版至56卷（书名《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这次又将印行丁著《史话》。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台湾学者的著作，能与大陆读者见面。《北洋军阀史话》一书，在台已多次再版，深受读者欢迎。据丁先生介绍，明年与大陆版印行的同时，在台将出修订后之第八版，并函嘱为之作序。多年来，因工作关系，就民国初年这段历史写过文章和著作、并编过一部《北洋军阀1912—1928》多卷本的书，对北洋军阀史稍微熟悉，为向大陆读者介绍丁先生这部著作，在此书大陆版印行之际，借此机会谈谈北洋军阀的由来与发展，供读者参考。
北洋军阀是产生于清末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袁世凯就是这个集团的总头子，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1912年起至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袁世凯虽然死去，北洋军阀集团也发生了分裂 ，但相继控制北京政府实权的皖系、直系、奉系，以及在北方控制一省或地区的大小军阀，也多出自这个集团。他们相互间为了争权夺利，造成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大军阀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更是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随着战争的胜负，北京政府的实权，也就在各派大军阀手中转移。在此期间，北京政府所谓的总统、执政、大元帅就多次更换，内阁总理的更迭就愈加频繁，从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六天，无论哪一派当权都不长久。北洋军阀的统治从1912年算起虽只有17年，由于连年内战，却给人民带来空前灾难。因此说，北洋军阀这个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此洋军阀的形成，是近代中国的产物，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清末的湘军与淮军。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清政府在谈及清代制沿革时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乃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足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3，兵2）。湘淮军起源于曾国藩、李鸿章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曾、李也以此起家。
曾国藩办团练的方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将领和军队。湘军各部，上自统领，下至哨长、士兵，从其开始招募成军，即是以同乡、亲友、师生等关系为纽带而维系着的武装集团。王定安在《湘军志》一书中谈湘军管制时有如下一段记述：“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下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湘人王辏г嗽诼奂跋婢彼担骸跋婢晒笳撸饔凶谂桑噬舷孪嗲住保挥炙担骸按酉婢疲蛏舷孪辔淝啄溃骰て涑ぃ浣溃渚ⅲ浣妫渚辍！鄙鲜稣庑┞奂跋婢娇晒蟮挠诺悖辞∏〉榔葡婢淖谂尚灾省＜讨鸬睦詈枵禄淳彩浅邢婢馓装旆ǘ纬傻囊恢Ь印�
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一部分军队裁撤，大部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并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随此而出现的，是湘、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地方政府的实权。清朝末年 ，湘、淮两个集团，长期分别盘踞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成为中国近代的军阀。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正是继承了湘、淮军衣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集团。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在其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袁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干，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很快即形成以袁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其权势可以左右朝政。
袁世凯经营培植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培植亲信，组成宗派势力，并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从的北洋新军，而这支军队“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治军方法，并加以发展，在袁世凯手下网罗了一批忠于他的亲信、心腹、死党。其中有的原来就是袁的亲友、同乡或家中用人的子弟，如袁乃宽、张镇芳。有的毕业于清末李鸿章所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被袁委以重用。如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段芝贵、曹锟、李纯、王占元、陆建章、杨善德、卢永祥、鲍贵卿、张怀芝等均出身于这一学堂。有的是吸收提拔肯于为袁卖命的淮军旧军官弁，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孟恩远等。有的是出身于袁氏所创办的各类军事学堂，如新建陆军之初，即设“随营军事学堂”，分由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任步兵、炮兵、工程等学堂总办，培养新军干部。嗣后，1902年在保定设“北洋随营将弁学堂”，1905年设北洋军医、军械、经理（训练军需官）各后勤军需学堂。1906年设“保定军官学堂”，训练北洋新军扩军后的军事骨干。袁世凯规定“此后训练新军，所有军中委用人员，应先尽曾习武备暨曾带新军者选择委用”、“迨成军后，遇有官弁出缺，仍先尽学堂毕业之员选充”（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4，兵3）。袁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北洋派是亲。北洋六镇新军的镇、协、标各级统兵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系，绝少外省武备学堂毕业生或外省留日学生。故北洋六镇的军事骨干，多是袁氏的门生故吏，视袁为衣食父母。这些人依靠袁的栽培提拔，迅速升任为握有兵权实力的协统、镇统或总兵、提督等要职。在文职人员中也是如此，如朱家宝、齐耀琳、孙宝琦、张锡銮、赵秉钧、杨士锜等都是投靠袁世凯而被重用。经袁“保荐”、“密保”、“特保”等形式向清廷推荐，在短短几年里，由知县、候补道“破格擢用”为各省巡抚和各部侍郎等要职。而徐世昌更是由袁的一个幕僚，飞速地升任为清政府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进入清朝的统治中枢。他们依靠袁世凯的引荐保奏，得以升迁，荣获高官厚禄，名义上是朝廷的官员，实际同袁荣辱与共，带有浓烈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至清末，以袁为首的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基本上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三省等省区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实权，成为清末一大政治势力。
1908年袁世凯遭监国载沣等皇族亲贵的猜疑被罢官隐居河南，但由于其亲信爪牙的维护，使清政府对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得以东山再起，并进而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他凭借的就是这一军事政治集团的实力。嗣后，在北洋军阀集团势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历届总统、执政、大元帅、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等军政大员，多出自这个集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成为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随着欧美日本等国在华投资的增加，它们企图控制中国的贪婪欲望也在不断加强。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当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这些新的因素，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也必然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它与湘淮军集团相比，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清朝统治层内部一些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军队是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最高。清廷也连发上谕，认为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袁世凯遂以新建陆军为班底，开始经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际，行扩张自己军事政治势力之实。练新军、设巡警、兴学堂、行立宪，这一切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事物，无不为袁所利用，被当时朝野视为“新政之首脑”。其政治势力，也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终于成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政治派系。究其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还比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要强大得多。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
1905年以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 ，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