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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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更是倒霉，“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

张居正对这个不争气的孔氏后人，也没给面子，拟旨予以批评。并和山东巡抚商量，将衍圣公朝贺由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省得年年来骚扰。

“为政必贵身先”，张居正知道自己的做法举足轻重，他对自家人约束得很严。两个儿子回乡应试，是自雇车马。他的老父张文明过生日，他打发仆人背着寿礼回乡祝贺。弟弟有病需要回乡调理，保定巡抚听说后，把勘合送到门上。张居正给退了回去，说：“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里面的统计，从万历四年至万历十年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89。56万余两，折米200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开支就省去80％。张居正对此很得意，说：“小民欢呼歌诵则不啻管弦之咈溢矣！”（《答应天巡抚论大政大典》）

是啊，好事自有百姓发自内心的欢呼，用不着天天自己抬自己。

大明的财政危机，还有一个原因，是宫廷消耗太大。国初朱老皇帝出身低微，尚能讲究艰苦朴素。改建一座宫殿，他都要教训大臣：“朕今所作，不事华饰，惟朴素坚固，可传永久，使吾子孙守以为法。”（《明会要》）

可惜他这个传统传了没两代，到英宗时就开始奢靡，至嘉靖时登峰造极。宫廷的费用，最大支出的是造宫殿。武宗时，乾清宫失火，重建大概需要200万两银，工部估计，要是向群众摊派的话，最多刮上来20万两，所以提议借支内帑（国库的银子）。武宗这个混小子哪里舍得，只叫工部自己想办法。工部又不能生钱，就只好加重摊派，闹得“海内骚然”。

此外就是吃喝穿用，一大帮子人在皇宫里，大部分东西都要靠民间供养。那时，向民间征用食品、器具、燃料，叫“上供”；向老百姓购买物品叫“采造”，也叫“采办”或“买办”。成化年间，每年上供给光禄寺的鸡鸭羊猪达12…16万只，果品、物料等年消耗126。8万斤！

这皇家人也真是能吃啊。下面的数字就更惊人：仁宗时，光禄寺的厨子有6300名，宪宗时增至7800名，武宗时达到9400名。什么样的国家能架得住这么吃啊？政府财政困难，是因为吃给吃穷的，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吧？

明代皇家的用度，钱从三个地方来，一是“太仓”，由户部掌握的国库；二是皇庄、皇店，皇家企业；三是直接从州县拿，也就是“上供”和“采造”。前面两个渠道，财力都有限；后面这一个，则是无限的，只要有人活着，我就能搜刮。

上供不说了，白拿。这采造，也有猫腻。从表面看是朝廷拨款，派官员到民间去买，实际是根本不按价值规律办事。向商人强行摊派商品数额，压价购买，所支付的钱有时不足市价的十分之一。“名称买办，无异白取”。有的名义上按市价收购，而支付的却是一钱不值的“大明宝钞”（成祖时期的纸币），也等于白拿。搞得工商业者倾家荡产。

这个买办的过程，往往是宦官最容易捞钱的机会，所以历朝宦官员都愿意鼓动皇帝买东西。张居正执政的当年，又有宦官崔敏建议买珠宝。张居正坚决压住了。

他考虑到，奢靡之风，总是从皇家兴起，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皇帝就得换换脑子。好在万历还小，孺子可教，于是他利用“帝师”的身份，不断教育皇帝要省钱。

万历是个典型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当学生时还比较听话。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都用“礼教”牢牢地限制住了他。因此他初期的用度还是比较节俭的。

所以古代的“礼教”这东西也不是完全不好，“吃人”是一方面，“不许吃人”是另一方面。不可一概而论。

完全的张扬天性，也未必就是进步。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个个都“张扬天性”。其行为足资证明，完全没有了“礼教”的制约，天性也就是兽性，没有太大区别。

本书在前面已经讲过，张居正对小皇帝关于爱惜民力的灌输，不遗余力。

他的话，至今读起来，仍震撼人心：“明主不应以天性所爱为乐趣，而应该以命运无常为恐惧。不应以天下来侍奉自己，而应以自己供天下驭使。”

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可惜，有几个“明主”真能做到？

新政之初，张居正反复对万历唠叨的，是孔孟之道中唯一有价值的部分——“民为贵”。他说：“民常安乐而无患难”。国难，不是缘自外侮，而是出自“民不安”。还是那句话，“百姓安则邦本固，外侮可无患也”（《答保定巡抚孙立亭》）。

百姓是牛羊，吃草挤奶，根本用不着防。要防的是自己！

民力有限，自己的贪欲无度，总有一天这绳子要绷断。

张居正教导万历，对秦始皇、隋炀帝之流，要“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进帝鉴图说疏》）。

像他们这样的恶政，为何轰然倒地？因为“命之靡常”，因为天厌之，天厌之啊！

民固然无力，然而天行健，天道有常。

为政者，你不能不惧！

小万历可谓相当懂事，常为张老师的话“嗟叹之久”。

万历初年，小皇帝打算派宦官到江南、广东采买丝绸和香料，都因有大臣劝谏，都大大削减了原定的数量。

万历五年五月，万历为表孝心，想重要修太后寝宫。张居正立刻劝阻，说：“今壮丽如故，足以娱圣母。”不同意大动土木，万历也就作罢。

万历七年，皇帝向光禄寺索要节余的十万两白银，张居正劝阻无效，只得拨给，但上疏说：“若再征金，臣等不敢奉诏。”

什么叫“不敢奉诏”？就是下次我要拒绝执行！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张居正让户部进呈了财政支出的揭帖（抄本），让万历放在御座旁随时看看。他劝告说：“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庶国用可裕，而民力亦赖以少宽也。”（《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

强国是节省用钱省出来的。如何皇家、臣子和百姓都比着疯狂花钱，国家就能因此而强大？

这是什么道理？古今异同，真是要让人“嗟叹之久”！

在张居正的坚持下，终“江陵柄政”十年，宫内的花销一直有所控制，财政危机得以缓解，民力也得以休息。

从明末清初起，张居正的名声之所以越来越大，是因为，人们对执政者的成功与否，只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做到了“安民”。

当百姓入不敷出时，为政者却华衣广厦，还要以搜刮甚巨为荣，难道真的以为天道不存了么？

张居正不会如此发昏，在他执政期间，为彻底整顿国家的财政，他还将有一番大的作为。

【孔老夫子只讲了一句真理】

历史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你越深入探究它，就越觉得它并不遥远。那些峨冠博带、衣袂翩翩的古人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古板，更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愚蠢。他们的喜怒与今人同，他们的好恶也和今人无异。

历史的烟尘后，都有同样的人性。

而且，我尤其觉得，古人中的精华又远远聪明过我们。那时的科技水平如何，其实是与智慧程度无关的。

那些线装书、活字印刷，那些纤秀小楷、豪放草书，承载的是我们学不完的智慧。我们没有笑话的资格，我们惟有低首下心。

一个对自己的祖先不敬的民族，难道能指望得到后世的尊敬？

张居正在短短的十年执政时间里，以一人的智慧与执着，扛起了一个老大帝国的没落之门，放万千的生灵到富庶、平安、有序的光明中去。

这不是舍身饲虎？这不是荷戈独战？这不是为民立极？（霸气　书库　｜。。）

这些赞誉，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做到了。

空言人人都会，能做到一二件事的，方为民族的脊梁。张居正为百姓做到的，就不止一件两件了。

他当年面对的，是连年的国匮民穷。嘉、隆年间，太仓岁入不过200余万两，支出倒有400万多两。年年亏空，政府还在运转，也真是够难为宰辅的了。

两大问题，如椎刺骨。

一是钱不够怎么办？二是钱从哪里来？

若是庸人治国，那想也不用想，就是一个“刮”！盯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袋子。

而张居正的所为，则是盯在了达官与富户的身上——在钱多的地方才能找到钱嘛。

他承袭了汉代理财家桑弘羊的思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也就是，不给老百姓加税也一样能弄到钱。

自推行考成法以后，张居正十分有信心。一套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就是对财政改革的有力保障。他说：“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

为何不加税，钱也可以够用？张居正摊出的底牌是两个：“惩贪污以足民”，“理逋负（清理逃税）以足国”。

官不贪，百姓就松口气；有钱人把应缴的税缴足，国家就松口气。

又是一个竖鸡蛋式的简单解法！

——不是人们想不到，是根本没往那个方向上想。宁愿拿刀去剔鹭鸶腿上的肉，不愿意去割肥猪身上的膘。

自负的执宰其实就这么愚不可及。

向谁下手，张居正有数。

大明的赋役，田赋占了大头。滚滚银钱须从田亩上来。那么，天下的家底究竟有多少，从王朝的中期开始，就是一笔糊涂帐了。

国初的时候，朱老皇帝为征税，创立了“黄册”，相当于户口簿，包括每户的丁口、田宅、资产，都全部列上。黄册一式四份，布政使司、州、县城各保留一份，另一份以黄色封面上报户部存档，故名“黄册”。

洪武二十年，又用了十年之力，把全国的耕地丈量了一遍。根据测量结果制定了“鱼鳞图册”，将业主姓名、土地四至、土质等级详细登记，一乡一册，州、县各有汇总的总册。凡有土地买卖，要在官府办赋役随转手续。这个图册上，因为画的土地形状似鱼鳞，因而得名。

田赋的数额、劳役的摊派，都要根据这两个册子。

但这些册子到了后来，就没用了。很多土地悄悄玩起了隐身法。

原来，明代由于官俸微薄，与大宋差了十万八千里。皇帝也知道干部靠工资八成是吃不饱饭，就特许官员及其亲属可以免除徭役和一部分田赋。包括未入流的教官、举人、监生、生员，连带光荣致仕、免官在家的，都有不等的减免（优免）。以四品京官为例，北方籍在家的，可以每亩五升免300亩，江南籍的可以每亩三斗免50亩。在职官员免的就更多。

只要有特权，权就能变钱。皇帝的这一开恩措施，在明中期以后，也成了来钱的途径。　由于赋税日重，那些没有优免特权的富户不愿意承担，就开始玩起了隐身法。将田地挂到官绅、监生、生员、吏丞名下，这叫“诡寄”，只须向官绅等交“私租”就行（又是潜规则）。把田地分散挂在乡邻、佃户、仆人名下，这叫“花分”，让这些贫户替自己交税、当差。将自己的田产请缙绅冒认，这叫“投献”。几种方法，都可以逃避国家的赋税。

有的官绅享受了特权还嫌不足，又将自己名下的良田谎报为荒地山林，或者干脆以多报少。做这类事情，需要与当地官府勾结，父母官少不了又可以捞上一票。

每年编审黄册的时候，官府门庭若市。富户行贿，官员包庇，大家一起造假哄国家。结果，经常是“无田之家册乃有田，有田之家册乃无田”，形成典型的“放富差贫”现象。大户占田越来越多，交税却越来越少。小民没有土地，赋税却越来越重。这黄册，已经是扯淡。“名为黄册，其实伪册也”（顾炎武语）

如此，国家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土地，总数就在一年年缩水。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有8。5亿亩；弘治十五年，6。2亿亩；正德五年，4。5亿亩。少掉快一半土地，皇帝不奇怪，大臣也不说破，地方官死也不说。大家一级哄一级，哄住最后那个就行。

隆庆元年，高拱执政，清查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造假，查出“诡寄”和“投献”田共199万多亩，“花分”田间331万多亩。

富户的地少了，也就可以少交税，但一个地方的赋税总额是减不下去的，结果他们逃掉的那部分就要让贫户来交。有一部分贫户交不起，就拖欠，导致国库年年亏空。

到嘉靖初年，江南与北直隶有一批官员决心清理积弊，开始清丈土地。海瑞是最积极的一个。但引起官绅大哗，说他“偏执”、“疯癜”、“见识短”，最终以“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罪名而罢官，只做了七个月应天巡抚。当时张居正只是普通阁臣，无力救助，只能写信去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