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明-第4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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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率领的兵马严阵以待，济南府的老营马军也是做好准备，只要是有屯田户作乱，那立刻是出兵镇压。
山东的屯田田庄政策，从来都不是什么慈善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为了在大明的统治系统内另外搭建一个格局。更有效率地把胶州营统治区域的人口和土地利用起来，一切一切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胶州营作战的时候军粮不缺，动员的时候，兵源不缺。至于救活了大批的流民难民，这不过是副产品。
所以这个屯田田庄在山东是德政，在南北直隶就未必是德政，大部分小土地持有者的田地被掠夺，原本的平民百姓，甚至是稍有资产地中小地主，都被变成了没有人身自由的半农奴。
得利者只有山东的军官集团和豪商们。但出乎山东意料的是。这样地政策居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弹。
仔细详查之后才知道，南北直隶尽管年景很好。又算是太平，可土地兼并极为的严重。绝大部分的平民百姓都是在做佃农，或者是把土地质押给地主代为管理，对于这些人来说，给地主做牛做马，未必有温饱，和给胶州营的屯田田庄做牛做马，有可能有温饱，相比起来好像是没什么分别。
好像是给屯田田庄做屯田户更加的合算一些，至于那些有身份有田产的中小地主，也就所谓地士绅们，他们地人数太少了，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可屯田田庄的设立，却并不是什么能迅速起来地事情，在这之前，胶州营并不会再往北进。
相对于河间府和南直隶江北地来说，永平府的情况就有些特殊了，尽管永平府是毗邻山海关，紧邻辽镇地前线，可这六年来，鞑虏都是在长城的其他关口突入，反倒是闪过了永平府这块地方。
而且永平府这边在明成祖时候起，就是大明第一等重要的军镇蓟镇所在，尽管松山大战抽调了兵马过去，可还是有些根基在，蓟辽总督王永吉，尽管也是文臣出身，没有什么带兵作战的能力，可好歹不会多管自己不懂的事情，山海关总兵高第好歹能按照自己的步骤来经营蓟镇。
结果永平府被大明这些人经营的还算是颇为稳固，尽管那兵马也是不值一提的部队，但这屯田田庄要是开进去，却不那么容易。
胶州营的将军幕府和各军衙门，都有个共识，就是如果没有屯田田庄，那去外地作战的话后勤就会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外出作战，士兵的训练、装备和军官的指挥固然很重要，但后勤和补给也是十分重要。
在南直隶的时候，参将陈六率领的淮杨军因为粮秣补给只能是通过淮水的水运系统运送，而且还是经由那些大的豪商们提供给养，所以这个战斗也一直是打的缩手缩脚，不敢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进入永平府作战，和淮杨军在凤阳，李孟、在河间又有不同，后面两个在凤阳的有漕运和淮水可以进行便捷的水路运输，在河间府那边距离山东很近，而且也有漕运的方便，而在永平府，则是没有什么能够依仗的水路运输。
若再无兵站仓库一般的屯田田庄，进入永平府的部队，就是彻彻底底的孤军，胶州营没什么侥幸的想法，在镇东将军幕府的设想下，进入永平府的山东部队，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同时面对四个敌人“山海关总兵高第和宁远团练总兵吴三桂的蓟辽兵马，永平府本地和顺天府潜入地地主武装。还有随时可能突入关内的鞑虏兵马，再就是北边窜进来的蒙古匪盗。”
为了保证安全，胶州营的部队必须在河间府地屯田田庄完备之后才能进入永平府，而按照目前的估计。*这个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到崇祯十六年的下半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后勤这块对胶州营的意义，超过了整个亚洲大陆上的任何一支军队，尽管不能和欧洲相比，可胶州营中火器输出的杀伤却占了很大的比重，火器需要保养，火药需要储存，运送火器装备。都需要大批的民夫丁壮，甚至在出现了较大伤亡之后，胶州营系统地军队还要在屯田田庄中的护庄队之中抽调庄丁补充。
胶州营实际上一直是在内线作战，他们不敢距离自己的根据地或者是有屯田田庄的地方太远，距离太远，主将的心中就没有太多的底气。
不过这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山东兵马的扩张并不急功冒进，一步步的向外扩张。每取得一块地盘，就扎扎实实地用屯田田庄把占据人口多数的农民，还有赋税的主要提供来源掌握在手中。
彻底的消化掉这块地盘后，再继续地向外扩张。这速度在很多人眼中未免太慢，可却不会有什么反复。
最起码地方上的士绅大族不会在身后扯后退，实际上，李孟和李自成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在用武力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把属于大明的人口和地盘，从大明的控制下抢过去。变成自己地。
但流贼李闯打下地地盘。固然是大部分的流民景从，可也有地主豪商结寨自保。互相联合，用庄丁和乡兵地队伍去和流民军队对抗。在河南和湖广的不少地方，顺军和这些武装民团地势力彼此犬牙交错，李自成的军队一直不能用抽调出所有的部队去攻击敌人，因为在后方平靖防备就占用了许多力量。
要知道所谓“皇权不下县”，县城之外，地方上的事情大都是这些大族豪门管辖，这些地方士绅堪称是基层的统治者，利益稍有触动，那就会给你步步设卡为难，李自成这般撕破脸为敌的，那就是大家亡命的死斗。
而在山东，屯田田庄实际上等于剥夺很多大族豪绅对土地的所有权，在南直隶江北地，也是剥夺了很多大地主对土地的部分所有权，但在山东，想要有什么反复，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第一步李孟和李自成做的都是差不多，用绝对优势的武力彻底压服和摧毁地方上的势力，可接下来，李自成不过是把土地分配给贫民百姓，而李孟却组成了屯田田庄，有了土地的贫民百姓依旧是一团散沙，地主武装杀回来的时候，毫无抵抗之力，而屯田田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更大的地主。
这个“大地主”可以动员起来足够的人力，可以在半军事的管制下进行更有效率的生产，可以有一支半军事化的民团队伍。
在这样的力量面前，那些心怀不轨，想要有所反复的原地主豪绅们，根本没有任何的优势，更不要说屯田田庄甚至把很多中小地主也是圈在了这些田庄之中。
崇祯十六年的五月初三，一名风尘仆仆的信使，骑着快马进入了死气沉沉的京师，自从封赏了齐国公，确定了李孟的镇守范围之后，关外的鞑虏等于是交给李孟来对付了，而河南交给李孟，等于是流贼也由李孟接手。
不知道为什么，京师上下，包括崇祯皇帝在内，都有很轻松的感觉，原本压在心头的鞑虏流贼之患的大包袱，都是丢给了那齐国公李孟，而目前京师要忙碌的事情，则就是对付李孟了。这种轻松的情绪不光是皇帝有，大臣有，就连京师的士兵百姓，也是有这样的情绪，隐约间，竟然又是有了些太平时节的气氛，青楼楚馆的生意，居然是愈发的兴旺起来……
京师重地，天子脚下，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纵马奔驰的，但那名从城外的信使却丝毫不减速，路上的行人纷纷地闪避叫骂。
可也有些年纪大的京师百姓看出了些门道。认出了这信使身上的服装旗号，这可是南直隶过来的加急六百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
这名信使熟门熟路地奔驰到了兵部的门前，“南京那边过来的加急六百里”。守门的那名小旗惊讶的念叨了一声，急忙的迎上前去。信使显然是累得极了，翻身下马差点跌倒，不过还是挣扎着朝兵部衙门内跑去。
六百里加急的信笺，各部只有都给事中和尚书、侍郎可以看，任何人阻拦都是杀头的大罪。
看着那信使在几名卫兵地搀扶下，跌跌撞撞的朝着尚书那边跑，各房的主事还有员外们都是走出来观看。他们实在是想不出来到底还有哪里会有这么紧急的军报，所有人的心里突然都是打了个突。
“莫非那山东的李贼对南京动手了吗？”
可稍微有些军事常识的兵部官吏都明白，要是这李二郎兴兵造反，最先攻打的肯定是京城，而不是南京。
不过这事情地确是紧急异常，刚刚下朝不久的兵部尚书张国维，没过多长时间就从堂屋中跑了出来，连声的招呼备轿。他要进宫面圣。
相对大陆的纷纷攘攘，德川幕府统治下地日本，各处就显得安宁许多，郑家的船队水手们都是在纵情享乐。而周继海则是另有打算。
周继海在那日逛街以后，就安心回到居所，从各处旁敲侧击的探查日本铜矿产出问题，那通译本来也不觉得这个是多大个事情，所以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一五一十的都给周继海说了出来。
原来日本历来盛产金银铜这些有色金属，不过以前冶炼技术很差。坐拥大量富矿。却产不出多少来，但是在日本战国之时。从中国引入了灰吹法，金银产量暴增。也就大量流入中国，同时为了开采金银，也从中国大量进口了水银作为原料，所以出口水银进口白银，也成了明倭贸易中的一个大宗。
但是日本虽然坐拥大量的金银，却很缺乏铜钱这样的小额货币，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当初平清盛平大相国开国贸易引入地宋钱，以及少量地明钱来做小额通货。
到了江户朝，德川家占有天下，本来还是用的明钱，结果又遇到了明朝造钱量萎缩，而且质量严重下降，在日本国内也导致了很严重地劣币驱逐良币，日本痛定思痛，决定自己造钱，恰好日本当时又引进了明朝的《天工开物》上先进地冶铜法，铜产量大增，更加方便了自铸铜币。这就是后水尾天皇宽永三年，开炉铸造的宽永通宝，因为日本铜矿丰富，而且多为富矿，所以在铜钱上很舍得，那通译拿给他的那一袋，就是铜八锌二的黄铜钱，比起大明朝的铜六铅四的“好钱”那可是强得多了，更不要说大明朝的劣钱了。
不过，当天下午，周继海又被狠狠的惊悚了一次，他拿着这铜钱，到旅社老板那里要买些蜡烛，那居舍的老板娘（日本人称之为宿屋女将）操着半生不熟的福建话说道：
“先生，你这个是劣钱呀，在我这里买东西，要打九折啊！”
乍一听这句话，周继海惊讶非常，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确实是实打实的足铜好钱，如此好钱，居然都是劣钱，那好钱是什么？却看见那老板娘拿了几个红色的铜钱出来说：
“先生，这个钱才是上好铜钱，大君造的，你换的那个铜钱，是长崎富士屋造的钱，不一样。”
周继海也不买蜡烛了，而是换了几十个好钱，带回去研究，原来这日本官方铸造的钱，都是用上好的红铜铸造，根本就没加铅……
大明朝铸钱一直很少，官方累计下来也就几百万贯，加上私铸，产量也不到宋朝的零头，而且大量铜钱还外流到了日本，搞得国内现在还是以少量明钱加大量宋钱流通，而且自从大航海时代大量白银流入以来，银贱铜贵。官方收税之类兑换，是一千文钱兑换一两白银，但是如果把一千文钱融化，铸造出铜器，能卖接近二两。所以在铜钱紧缺的情况下，还有大量的铜钱不断的被融化，更进一步的加剧了铜钱短缺，官方铸钱这些年来质量又很低劣。劣币驱逐良币，又是恶性循环。
日本这里，一两白银足足能够兑换出一千二百文上好的铜钱，每一文重量接近天启通宝的两倍，也就是含铜量差不多是三倍地样子，而同样一两白银，在中国只能兑换出七百文劣钱，实际上等于是相同的白银在日本可以兑换处同等五倍的铜！！
周继海来自山东。自然更知道山东对于铜的巨大需求，一门18磅长炮，需要800多贯铜钱所含地铜，而且将来火炮的需求，会是以千门来计算的，这个市场的巨大不说，把胶州营紧缺的铜卖过去，得到齐国公的好感。这等不在账上的好处，则更是不可限量了。
第二天一大早，周继海就另外找了一个通译，要他带路去“富士屋”这个地方。他前几天已经知道了，在现在的日本，经营铜矿，私铸钱生意最大地，就是这一家了。
富士屋在长崎的分店，并不显眼，这是一家新兴的商社。才不过三十年历史而已。而且没有赶上战国末的乱世发财。
毕竟，富士屋的创始人住友政友。也不过是1585年出生，在关原合战。所谓东照神君德川家康平定乱世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学徒而已。
不过，随着大明《天工开物》传入，住友政友是学习得最快，也是最敢下本钱的一个人，他立马结束掉自己所有的生意，借贷了自己能借贷到地一切钱，孤注一掷的全部压倒了冶铜生意上，结果事实证明他赌赢了。
他并没有和其他豪商一样去代理大名藩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