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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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说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有个外国人米兰·昆德拉说了一句更经典的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据说这句话不是米氏原创的，而是犹太人的格言。谁原创的我不去关心，也考究不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即使我24小时不睡觉地去想，也赶不上环境的变化。我想好好学习完专业知识再出去，环境把我逼得立马背井离乡。
不管环境如何变化，我有一颗不死的心，那就是发财、再发财。我奇怪自己两年多来从下岗到打工再到离婚，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却还活着，我的潜意识里好像一直在同谁暗暗较着劲儿。同谁呢？可能就是这个社会吧。
真要出门了，母亲不舍，父亲不语，夜里母亲又塞给了我五百元钱，我接了。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这次我一定要发财再回来。
我不止上千次地在无人的角落看着手上的刺青，那是我的无声誓言，我能做到吗？难！再难也要逼自己做到，除非我选择一条自杀的不归路或是成了疯子。
自杀我是不可能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成为疯子，不是由我想就能成的，也不是由我不想就不成的。
出门的那天，我起得特别早，我赶的是第一班早车，目的是尽量避开村里人。我不想让他们问东问西，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我都麻木了。
进城之后，我原本还想见见金子的，但我走到她单位门口时又退缩了。我没那个勇气去面对金子以及金子单位的人。
后来，我去超市买了一个玩具熊和一些零食给了我女儿。女儿看见我时很高兴，“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女儿还小，她还不谙人事，她是我最亲的亲人，也是对我最没怨言的亲人。
我抱了抱女儿，没停留两分钟就走了，我怕自己会在岳母面前流露出可怜兮兮的样子来。原谅你的爸爸，女儿，你的爸爸不是一个好爸爸，但是以后会努力做一个好爸爸的。我用伪装出来的开心表情，告诉岳母我是出去挣钱、出去发财了，一定要叫金子等着我。
坐上大巴车时，我深情地望了一眼这座抛弃了我的小县城。我的感情相当复杂，怎么说呢，反正非常乱，像打翻了五味瓶。
第14章 走！义乌发财去！
我又回到了义乌，但没有“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那种兴奋感。我不能背着良心说我喜欢这里，我只是来这里圆个梦，为梦而来。来到这个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的城市，但愿能收获一个喜欢的梦回去。
我清楚自己短时间之内不会离开这里了，我不再是个匆匆的过客，下一站离我太远，远得我无能为力。我有孩子有父母，但我回不了家，我不能给所有的亲人添堵。
“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干，兄弟！你是大有希望的。”我经常如此这般自言自语。
我去了红楼宾馆前的劳务市场，一天、两天、三天，没有结果。这次我不急，我不是从前那个急于工作、急于想拿工资回家的人了。我有了新的起点，一个高起点。早一天上班与晚几天上班，对我而言已然不重要了。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急什么？
那时的义乌劳务市场只有一类人最吃香，不是手握文凭的人才，而是掌握一门技术的技工。每家工厂的情况大抵都相同：产品不愁销，管理能凑合不误生产就成，愁的就是技术做不出产品来。所有人的力量都使在了生产上，赶产量，抢客户，抢市场。凡是从广东那边来的技术工，在哪个行业都很抢手，有个七八成手艺在手的都是大师傅了，工资尽管开虎口，这个厂子不要，别的厂子抢着跑。
有人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以为我在胡扯，那我就举几个例子来。
浪莎集团的董事长翁荣金、总裁翁荣弟，早先就是从广东进袜子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还有新光集团的董事长周晓光，也是从广东进货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当时货是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1995年，周晓光创办了新光饰品公司；同年，翁氏三兄弟创办了浪莎针织有限公司。这只是义乌成百上千企业中的两个例子。
他们都回忆说，在广州进货的日子里，千里迢迢为了拿到预定的货，必须使出吃奶的劲儿挤上南下的火车，可见当时货源的紧张。他们都在经销时期建立起了自己的全国性批发网络。接下来，水到渠成，自己办厂，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把产品销出去。
义乌后来稍有规模的企业如雨后春笋，都是在这前后纷纷上马，或大或小，真枪实弹干起来的。面对这么多新兴工厂，技术力量当然成了重中之重，而早于义乌开放的老大哥广东，无疑成了为义乌这个小弟源源不断地培养、输送技术人才的基地。
而我的尴尬是，我有张假文凭，但我没有技术，人家根本看不上我。我就如其他有文凭的人一样成了“鸡肋”，可有可无。那时有文凭的人都往上海、苏南跑。回到小旅馆后，我想了想，觉得这样不行，我得学学那些工厂，反客为主，主动出击。
我写了一份简历，大概意思有两条：一是我有国营企业主管的经验（当然是假的）；二是我懂设计，如平面广告与包装设计（这点儿倒是真的，这是我的爱好，所有与美术有关的我都喜欢）。写完后，我又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份，我是当件书法作品来写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吸引工厂主的眼球，算是卖弄一下自己。这种卖弄很有必要，能更快地将自己推销出去。
我手上拿着这张纸在劳务市场来回走动，以吸引某些工厂主的注意。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果真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注意到了我。他看了看我手上的白纸黑字，问我：“你懂包装设计？”
我点点头，表示他说得对。
“你还懂工厂管理？”他又问，“大学毕业生？”
我又点了点头。
“说一下你的工资要求。”他也点了点头后说。
“一千二。”我脱口而出，这个数字在我大脑中已经存了有些日子，根本不用想。
“一千二高了点儿，一千如何？要是同意你就跟我走。”那人说话倒是很爽快。
“一千的话就不能扣伙食费了。”我在讨价还价。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但也不能离自己要求的太远。
“行，跟我走吧，我车在那边。”他思索了一下说。
“我的行李还在百姓旅馆，麻烦你的车从前面绕一下，我取下行李可以不？”
“没问题。”
这个人就是我的新老板，真名就不提了，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就随便给他取个名字叫“付成”好了。
我的老板付成，一个初中都没念几天的人，办厂前还是个混子。其实这厂子也不是他办的，是他父亲办的。他父亲我们后来都习惯性称他“付老师”。
从称呼就可以看出，这是个老师，一名退休了的小学老师。
付老师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倒是争气，上了中专，读的是财会专业，毕业后在市某行政部门上班。可这儿子就是个混混，整天不务正业。付老师看这样混下去不行，得替儿子搞个行当，否则到时媳妇都娶不上，于是就有了这个厂。
付老师说，办这个厂子自己吃了不少苦。当初什么也不懂，看别人做小玩具他也跟着做。自己不懂就到处找，从别的厂子挖来个懂技术的师傅，带着几个工人做。那时的产品太好卖了，供不应求，根本不愁卖不出去，就是愁做不出来。
付老师这样轻松地描述说：白天从市场上买回材料，一晚上就让工人赶出来，第二天早上送到市场上给摊主，然后又买材料回来做，全是现钱。本加利，资金积累得很快，工人很快由五个变成十个，由十个变成五十个，头一年就赚了五十来万；第二年就更厉害了，赚了三百来万；第三年，也就是我去的那年，就已经有了千万资产。机器设备也由最简单的切边、缝制等原始的变成注塑机。看过注塑机的人都知道，这种机器一台就要十万元左右。我去厂子里时，他们光注塑机就已经有二十几台了，后来还陆陆续续添了好多台。
当时，按这种规模，在义乌已经不算是小厂了，比那些手工作坊的工厂已经强很多。这付老师毕竟有文化，还比别人早行一步，注册了商标。
我进了厂子后被安排当付老师的助手，没有具体分工，一切行动听老头子安排，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整理仓库呀，打扫厂子里卫生啊。后来我看这样下去不行，这简直就是把我当勤杂工使用嘛。我便想不能光听这老头子的，得自己给自己找活干。于是，我就给老头子讲大道理，照本宣科，讲企业的管理制度。
老头听我说得也对，就让我着手细拟每个车间的车间管理制度。这样我才抽身远离了勤杂工的活，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忙碌起来，从书上抄抄摘摘地整理各种制度，整理完后又用毛笔以蝇头小楷抄在大纸上，最后装在相框里挂到各个车间的墙上。
付老师看我整理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又见我写得一手好字，一点儿都不怀疑我的大学生身份。我自打进厂以来，从来没有人问我要过毕业证书看，他们潜意识里对这个文凭根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你好不好用，有无可用之处，好用就留，不好用就让你走。
其实这种事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因为当时大多数义乌工厂老板，并不是把工厂当企业来办，而是当挣钱的一种营生手段，能挣多少算多少。就像那些乡下的手艺人，做完东西就拿到街市上去赶集，卖完回家再做，想法很简单。
对于我这么一个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人来说，大多时候只是个摆设，代表厂里有这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也是一种文化需求。他们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企业文化，什么又叫企业管理，更多的精力全放在车间师傅身上，每天产量是多少，每个产品工价是多少，产品如何仿造得更好……诸如此类很实际的问题。现在想想，我觉得他们当初做得很对，抓住了最核心的东西，才能以最大的能量最快的速度产生效益。
当然，这是指二〇〇〇年前的义乌工厂，二〇〇〇年后，工厂主们也见多识广了，开始陆续思索工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付成与我倒是还有些投缘，他说他招我来是让我设计包装的，也没考虑厂子里每月的包装设计就那么几次，好在我还能搞搞管理制度。
付成第一次让我设计内盒包装时，我与他还吵了一次架。可能就是那次的争吵让付成觉得我还像个爷们吧，与一般的打工者不同，所以从那以后他也没把我当成打工仔看待了，我们的关系越处越好。
那时的包装设计是手工画的，画完后交给纸盒厂，再由纸盒厂拿到印刷厂去做图印刷。
我参照厂里以前的包装画完后就交给付成，他便拿到纸盒厂去了。傍晚的时候，付成打电话回来朝我大喊大叫，问我纸盒上的那几个英文是什么意思，我说是“义乌制造”。付成就怒了，大骂说：“你懂个屁啊，还义乌制造，你想搞什么你？”
我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那个我了，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已经放下一切，胆大妄为了，所以我也朝他吼：“不是‘义乌制造’难道还是‘上海制造’？”
付成见我这样不肯认错还与他顶嘴，就更火了，当时就在电话中让我第二天滚蛋！
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英文正确的写法是“中国制造”。当时的我哪儿知道这个。
第二天，我没上班，睡到早上九点多才起床。我准备等付老师来上班时我去讨讨工资，讨多少算多少，然后自己收拾行李准备走人。没想到，付成差人来叫我了，说是中午有个外贸公司的客人要过来，让我去陪一下，他有事必须立马外出。就这样，我没被开除，留了下来。
付成有次看到了我手腕上的刺青，他问：“大学生也可以刺这个？”我以为他看出了我是假冒的大学生，于是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没想到接下来付成说：“太难看了，你们读书人弄这个不行，没我的好看。”说完付成脱去上衣，露出他手臂上的刺青来，是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很有气势。
我连忙说：“不错！不错！”一方面我是拍马屁，另一方面确实也不错，画工与刺工都很到位。正在看时，付老师走了过来，付成赶紧穿上衣服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
再后来，付成带我去他一个朋友那里，让我重新刺一个。我没同意，我都后悔自己手腕上这个刺青了，怎么会再刺。在十年前的中国，刺青简直就是“流氓”与“阿飞”的形象标贴，我骨子里没有当流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