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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盛唐金手指-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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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乐叹了一口气道:“甄大郎有所不知,天宝十年八月安帅领兵六万攻打契丹,不想奚兵叛乱,以至于安帅损兵折将。天宝十一年三月,安帅再发番汉步骑二十万攻打契丹,不想阿布思突然叛唐返回漠北,大军因此延误了战机,如今安帅想再次进攻契丹,让所辖三镇筹备六十万石粮草,鹿泉县要将一万石粮草运到幽州,不提前征发徭役不行啊!”

    为了保住自己的一条小命,甄乾将之前二十年的邸报(古代官方报纸)仔仔细细的研究了一遍。

    天宝十年八月,安禄山帅所节度的三道兵共六万人,出讨契丹,以奚二千骑兵为向导。军队过平卢(今辽宁朝阳)千余里,至土护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遇到大雨,安禄山帅兵昼夜兼行三百多里,至契丹牙帐,契丹见到唐兵,十分惊骇。因当时大雨连绵,弓弩筋胶皆湿水松弛,大将何思德对安禄山说:我们兵虽多,但远来疲惫,战斗力不强,不如按甲息兵,稍事休整,不过三天,契丹就会自动投降。

    安禄山听后大怒,要杀何思德,何思德请免死为前锋以攻契丹。何思德与安禄山形貌相像,契丹兵以为是安禄山,争击之,何思德不敌被杀,契丹以为已杀安禄山,士气大振。这时奚又叛,与契丹合兵,夹击唐军,唐军大败,死伤略尽。射中安禄山鞍马,折冠失履,安禄山只带着部下二十余骑逃脱。趁着天黑,契丹追兵停了下来,安禄山才得逃入师州(今内蒙古赤峰东北)。

    遂归罪于突厥左贤王哥解和河东兵马使鱼承仙,杀二人。平卢兵马使史思明逃入山谷躲藏近二十天,才收罗散卒,得七百余人。平卢守将史定方将精兵二千来救安禄山,契丹兵才退去,安禄山得免。到了平卢,所部士卒大部逃散,史思明出见安禄山,安禄山大喜,握其手说:“你来我无忧了”。

    史思明退出后对人说:“如果我早见安禄山,就会与哥解一起被杀”。契丹兵又围师州,安禄山派史思明击退之。

    天宝十一年三月,安禄山发蕃、汉步骑二十万击契丹,要雪天宝十年败于契丹之耻。先是突厥阿布思来降,唐玄宗以厚礼待之,赐名李献忠,赐爵为奉信王,并命为朔方节度副使。李献忠有才略,不肯屈为安禄山之下,所以安禄山怀恨在心。至是,乃奏请李献忠帅同罗兵数万来助击契丹。李献忠害怕被禄山害死,就对留后张玮说,请奏唐玄宗留而不去,张玮不答应。于是李献忠帅所部大掠仓库,叛归漠北,安禄山遂顿兵不前。九月,阿布思入寇,围永清栅(今内蒙古固阳西),被栅使张元轨击退。

    安禄山先后两次出兵攻打契丹,一次大败、一次错失战机,如今又想攻打契丹,不仅征发各地徭役,还筹措大量钱粮充实军需。

    今天还是四更,开始爽起来!

    (本章完)

第96章 恶钱横行() 
只有甄乾才知道安禄山的目的不在攻打契丹,进攻契丹不过是安禄山的幌子,练兵和暗中囤积钱粮为起兵谋反做准备。

    甄乾还是没有明白彭乐征发徭役怎么跑到自己门上来了?

    “还是甄大郎府上的饭菜可口,难怪县城里的醉仙楼生意红火,看来某家酒楼的厨师都该回家种田了!”

    彭乐对甄乾准备的菜肴非常满意,一连吃了三碗才停筷道:“不瞒甄大郎,这次我上门是来化缘的?”

    “此话何解?”

    “安帅征发明年的徭役运送一万石粮食到幽州,同时让各州县纳捐十万石粮食,摊到鹿泉县又是一万多石,县里哪有多余的粮食,没有办法只能向县里各家各户征收了……。”

    两人目光相视一下,彭乐的目光立即避开了,显然这件事情吃力不讨好。

    “这么说来,甄府也在纳捐的范围之内呢?”

    “一万石粮食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从鹿泉县运到幽州,一路上马拉人扛都要损耗粮食,说是一万石,但没有二万石根本运不到幽州,明府(唐代县令的称呼)和众人商量之后,决定让县里乡绅商贾纳捐,甄大郎不会让我为难吧!”

    甄乾心里很清楚,安禄山根本不是准备攻打契丹,而是在囤积粮草。

    这几年安禄山所辖三镇的粮价一直在缓慢的上升,以鹿泉县为例,天宝十年的粮价每斗七八文钱,天宝十一年就上升到每斗十文钱,年底安禄山又以出兵为由囤积粮草,现在正是青黄不接之时,粮价必然会再长,恐怕明年粮价要升到每斗十二文钱。

    粮价从每斗七八文上涨到十二文,几乎快一倍了,这足以让一些贫困之家破产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掉,鹿泉县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不知甄府摊派多少?”

    彭乐伸出了一根手指看着甄乾。

    “一千石……”,甄乾无奈道。

    “甄大郎果真快人快语,明府让仙台村筹集一千石粮食,甄大郎可以再把一千石份额分给各家各户……”,彭乐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一千石粮食已经不少了,相当于以前仙台村五分之一左右的产量,要是让甄乾一个人承担的话,先不说愿不愿意,至少心疼一年。

    甄乾嘴里像掉进一只苍蝇,明显让自己难做,彭乐不是说甄乾仁义吗?一口一个及时雨、孟尝君,就差标榜助人为乐、五好四美新青年了。

    见甄乾若有所思,彭乐又道:“我知道甄大郎家有酒坊,恐怕一时拿不出来一千石,不过没有粮食用钱帛也行!”

    彭乐还真是为甄乾考虑的周到,甄乾的确不愿意拿出手中的粮食,“还是彭司户考虑的周全,王友!从帐房支出十三枚钱庄金钱!”

    很快王友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里整齐的码放着13枚黄澄澄的金币,金币正反面都篆刻着钱庄的明文,边缘还有锯齿状的精美花纹可以防伪,鹿泉县很多人都喜欢使用甄乾钱庄的金银飞钱。

    “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飞钱始于唐宪宗元和初年,有两种形式:一是官办,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设于京城的“进奏院”,携券到其它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二是私办,大商人在各道或主要城市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代营“便换”,以此牟利。这种汇兑方式一方面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钱币的不足,同时商人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亦减轻了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

    甄乾的飞钱和其他钱庄的飞钱不同,没有使用纸张作为载体,而是直接用金银锻造成钱庄私钱,一枚银元相当于一千文,一枚金币可以兑换八枚银元,唐代金银比价为一比八,可以在甄乾直接兑换成铜钱,深受商贾们的喜欢,有些人也纷纷的效仿,可惜锻造工艺不如甄乾,反而容易被人冒铸。

    甚至有人将甄乾的金银飞钱当成了厌胜钱收藏起来。

    厌胜钱也叫做压胜钱,也叫押胜钱、压胜钱,并非流通币,汉族民间一种用作吉利品或避邪物的古钱币,小孩子佩带的饰物。

    厌胜钱最初的本义主要是压邪攘灾和喜庆祈福两大类。到了后来,厌胜钱所指的范围越来越广,诸如开炉、镇库、馈赠、赏赐、祝福、辟灾、占卜、玩赏、戏作、配饰、生肖等等,都铸厌胜钱。发展到后来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按不同的用途,大略可分为纪念、厌胜、凭信、上梁、供养、博奕、吉语、成语、戏作等品类。

    甄乾所铸飞钱属于在打擦边球,表面上只是钱庄内部流通使用,但在实际使用中已经超出了钱庄兑换范围,这才是自己真正赚钱的手段。

    很少人能够真正意识到金银飞钱蕴含的价值,由于发行量和流通的途径不同,普通人平时很难接触到金银飞钱,自然不会认为对流通货币造成冲击。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金银飞钱都不是恶钱。

    纵观唐代一朝民间私铸盗铸现象严重,有历史原因、也有经济原因,更有资源不足等诸多因素。

    王朝建立之初,战乱仍未平息,百废待兴。高祖继位后“仍用隋之五铢钱”。但隋末以来,私铸恶钱充斥于市,钱币极为混乱,甚至“剪铁叶、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因此,规范货币的铸行,严禁私铸钱币,重建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货币制度,成为唐王朝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武德四年,唐王朝“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扭转了隋末以来货币流通极为混乱的局面,全国钱币铸行达到空前统一。

    但货币稳定的时期持续不长,很快便“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随后历朝私铸之风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成为唐王朝最为棘手的问题。

    要说封建社会什么最赚钱,除了巨贪就只有一本万利的铸币了,可是那些鼻孔朝天高高在上的官僚不愿意和铜臭为伍,更不愿意静下心来研究经济运行规律,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陆贽这样懂得经济的官员,提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最后还给罢相了。

    PS:唐代的货币计量单位有贯、缗、两等,缗都是穿钱绳,钱千文称一贯或一缗。一贯等于一千钱,一两白银不等于一贯,唐朝初期,一两白银等于一千二百文上下,唐中期兑换率在一千五百文到一千八百文左右。

    随便说一句,后世常说的开元通宝并非唐玄宗开元年间铸造的铜钱,开元,是唐高祖统一币制所铸钱的名称,意为开国,唐玄宗“以为有开天辟地之气象,遂用之”。

    (本章完)

第97章 盛世的背影()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五月五日,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货币混乱局面得到扭转,但不久便“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

    唐高宗年间,以改铸新钱来防私铸,不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私铸进一步恶化。乾封元年,唐王朝“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貯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监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既而私铸更多,钱复滥恶”。

    武则天时期,私铸钱币现象进一步加重。于是“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但不久之后,“盗铸蜂起,滥恶盈聚。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

    唐玄宗开元五年,针对私铸恶滥现象采取禁断措施。“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又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铢四絫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覆铸”。于是“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栗丰贱”。但“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迥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

    统观唐代历朝,受“私铸”影响的时期很长,造成唐代货币流通中“私铸”盛行的原因很多,主要表现为:一、唐前期私铸问题十分严重与铜的私人占有有很大关系。据《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镴,则官为市之”。

    就是官府只对私采铜矿征税,对税后的铜矿并不强行要求卖给政府,而是允许自由买卖。这项规定使得每年开采的铜矿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因此导致唐前期私铸猖獗,恶钱泛滥。官府虽多次重申禁止私铸钱币、禁铸恶钱,但均未能彻底执行,以致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提出“不禁铸钱”。

    二、铸币地位的逐渐提高使得私铸货币有利可图。在隋末战争中,布帛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随着唐朝的建立,重新确立了货币制度。但流通中有很多场合仍大量使用布帛。随着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因而金属货币的地位也日益提高,需求量不断增加。到高宗、武后时期,全国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对铜钱的需求也相应急剧的的增加,以至市肆交易“必须见钱”,而实物货币由于“币帛益轻”在流通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货币地位的提高,使得民间私人铸币有利可图,私铸盛行起来。

    三、货币需求与供应的矛盾日益尖锐是“私铸”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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