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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3章

大国崛起1857-第3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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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德国后,去了欧洲平衡力量中另一个主要国家俄国。俄国人对赫德的到来,更是热情,满大街都是大明的国旗,充满东方色彩的旗帜和图案。国家剧院持续上演图兰朵和赵氏孤儿的大戏。

    俄国官方表示,他们对大明在越南主张的和平态度表示赞许,也认为大明有权力采取必要的保护本国利益的措施,在必要的时候,俄国会向大明释放俄国人的友好。

    显然俄国支持大明南下跟法国争斗越南,原因很简单,时至今日,俄国人都没有忘记克里米亚的痛楚,他们始终将法国看作是他们突破地中海最大的一个障碍,仅次于英国。

    另外,他们对法国跟英国站在一起,极力祖制俄国势力通过蒙古草原向南渗透的态度极为不满。俄国如果想要在东方有所作为,必须承受英法的压力,同时还要跟地区强国大明达成一致。只要大明不坚持阻碍俄国的南下计划,俄国有信心压迫满清同意他们的一切要求。(。。)

第六百八十五节 大明政变() 
赫德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圆满,最大的外交成果是在英国发行了债券,从英国来的资金,很快就会成为源源不断的军事经费,造军舰,招新兵,扩军备战。

    新造军舰的订单已经下达了,海军则开始进行各种高强度训练,海军是一个技术兵种,即便短期内拥有了大量军舰,也很难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海军的计划是,将有经验的海军士兵,最大可能的培养成主力舰士兵。也就是说,要将内河舰队的士兵,经过合理的培训,让他们能够胜任大型战舰的工作。

    其他措施,则是从民勇商船中,大批量招募水员,努力将他们培养成士兵。这个计划也是可行的,因为英国就是这么干的,凡是跟欧洲国家打大型海战的时候,英国都会紧急招募海员充作海军。二战中的美国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将海军增加数倍,靠的也是这种方法。

    陆军则以应对越北局势的名义,开始进行各种军事演习,要求铁路公司加紧修筑通往越北的铁路。此时大明的铁路线已经从广州通到了南宁,从南宁往南越过越北山地的铁路,则才刚刚开始修建,要在群山之中修通铁路,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幸运的是,法国人完成了一半工作,法国人修建的铁路,已经从河内通到了谅山,只等与大明铁路在镇南关对接了。所以铁路公司只要完成大明境内路段,战争中陆军将拥有一条南下直到河内的便利通道。

    可惜的是,法国人不是傻子,他们早就抢占了有利地势,从河内往北控制了整条铁路,大明想要利用铁路,就必须要跟法国进行争夺。有利的是,法国兵力有限,控制铁路线的军队只有两千。而大明在越北群山之中,还能得到来自两广地区移民的支持,有主场优势。

    大明最不利的是,不管是海军的训练计划,还是陆军的演习,都是以防止越北局势的名义下进行的。海军造舰的订单,更是通过皇帝,直接先由兵工厂私下承包建造。一切行动,都不是在兵部的主持下进行的。因为文官政府依然没有就是否开战达成统一,官僚集团显然跟皇帝的态度很不一致。

    朱敬伦知道,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一旦要跟法国进行全面战争,他需要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府相配合,他对文官政府过于软弱的作风已经很不满了。

    甚至赫德在欧洲的借款,都不能以大明政府的名义进行,而是以铁路公司的名义,为此承担了高得多的利息。

    朱敬伦对陈芝廷政府的天真感到失望,难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看不清楚形势,就算他们看不清楚形势,依然做着和平的迷梦,可为了和平,他们更需要有坚强的武力做后盾,难不成他们还奢望法国会将和平恩赐给他们?

    这种失望,让朱敬伦非常痛苦,他一直尝试着不去跟官僚集团进行权力斗争,不愿意皇权跟相权势不两立,可没想到还是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中国政治永远都走不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他甚至反思过,是不是他错了,是他太过于执着,是他影响了官僚集团对政府权力的整合,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同文官集团现在的做法,他百分百相信他自己的判断是对的,而陈芝廷他们的处置是不当的。

    如果他是对的,那陈芝廷显然就是错的,陈芝廷并不是带领大明在新时代乘风破浪勇往前行的最佳人选,因为这种出身旧官宦世家,士大夫阶层的文官,思想上始终带着一股陈年气息,而这个大时代,需要的是拥有革新锐气的领导者。

    “如此下去,天启旧事怕是不远了!”

    朱敬伦向中书令方山抱怨。

    方山这几年极为低调,官至中书令之后,他成为了皇帝的秘书班子,帮皇帝整理文书,起草诏令等事,完全发挥不出他善于算计的长处。

    “你这里的文书怕是一个月也没多少了吧,我做的还不够吗?我交出去了所有的权力,连兵权都交了,他还要我做什么?”

    朱敬伦语带怨气。

    “或许我来当丞相,让陈芝廷来当皇帝,也许更合适。”

    方山完全不敢接话,唯唯诺诺,俩人之间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随意,多了君臣的礼数,也多了隔阂。

    方山走后,刚刚一副怨妇一般的朱敬伦马上就换了一副姿态,再次回到那个沉稳,一切似乎都胸有成竹的气度。

    这些话本就不是讲给方山听的,是说给陈芝廷那群文官说的。

    朱敬伦心中对方山也颇为感叹,明明是一个算计人心的狡诈之徒,却常年装出一副君子模样,见谁都笑脸相迎,对衙门里的小吏也是客客气气。

    能让一个男人变成这样,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需要给某些人铺路,方山的儿子几年前考中了科举,他需要给儿子积累一个身后的人脉,所以他要向所有的势力示好,因为他没有背景,他谁都得罪不起,一时的爽快,他会毁了儿子的前程。

    一个擅长算计人心的狡诈之徒,就是一条潜伏在身边的毒蛇,可是一旦这条毒蛇心中有了羁绊,他也就失去了最锋利的毒牙,因为他心里了羁绊,就有了顾虑,有了顾虑就不能随时准备攻击对手的咽喉,就会变慢,就失去了危险。

    一条失去了毒牙的毒蛇,想要做一个人畜无害的宠物,就会抓住一切机会,向所有人示好,比如他会向陈芝廷提出良好的意见,就好像他曾经向黑狗提出明哲保身的建议一样,他会让这些人感觉到,自己是对他们好。

    当陈芝廷这样的文官,感觉到他们带给皇帝的压力是如此之大的时候,内心的挣扎彷徨和痛苦可见一斑,他们觉得自己是乱臣贼子,有权臣欺君的情况。

    陈芝廷受到的教育,让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将自己堪称乱臣,看成对君主不忠的奸佞。

    失去了君王的信任,这让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辞官。

    朱敬伦压下了陈芝廷的辞职信,好言安抚,但陈芝廷非常坚决,表示他的身体已经不适合继续担当重任了。

    其实出问题的不是身体,而是内心,他怎么能接受那种“让他陈芝廷当皇帝”的诛心之论呢。

    在劝阻无果的情况下,朱敬伦不得不接受了陈芝廷的辞职,大明的君相之争,最后以丞相的主动辞职结束,但却无法掩饰这是一场权力失衡的政变的事实。

    至于权力如何平衡,那得等下一任丞相上任之后了。

    至于下一任丞相是谁,朱敬伦打算等赫德归国之后再说。(。。)

第六百八十六节 大明第一客卿() 
作为皇帝,竟然还需要跟臣子进行这种内斗,朱敬伦感到自己很失败。

    他追溯史,想要得到一个答案。

    他发现,在秦代之前的史上,从来还没出现过君相之争,朝堂上争斗最严重的,无非是将相之争,从没有发生哪个国家的内政混乱,是因为皇帝跟丞相之间的冲突形成的。

    那时候流行的是拜相、拜将,君主将内政全权委托给丞相,垂拱而治,也不担心会发生什么谋朝篡位的事情。燕国的丞相子之倒是想坏了规矩,诱导燕王哙禅让君位给他,然后就爆发了子之之乱,最后齐国、中山国联合干涉,攻破了燕国都城,将子之剁成了肉泥。

    也有成功的例子,齐国田氏取代了姜氏,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晋国。但这些都还属于是权贵之间的倾轧,纯粹的文官集团尚未形成。相权往往把持在高等贵族的手里。

    直到商鞅变法,改变了权贵把持朝政的传统,一大批底层士族,甚至平民,获得了晋升的渠道,通过激发底层士族的士气,秦国政权得到了爆炸性的力量,一统天下,同时也终结了一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古典贵族统治。

    打破了思想禁锢的老百姓,才能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雄音,又通过这种方式葬送了秦国,实现了拔剑者死于剑下的箴言。

    秦汉时期还能勉强保住权贵政治,新的贵族依然在政治上有巨大的优势,虽然屡屡有强势君主破格提拔平民的事情,但垄断文化传承的贵族和大宗族天然控制了权位,到了曹操时代,为了笼络完全取代了先秦贵族集团的大宗族势力,出台了九品中正制制度,给天下宗族划分等级,按照品级让这些宗族势力瓜分国家官职。

    这段时期,政治倾轧变成了皇权跟大家族之间进行,司马氏取代曹氏,东晋门阀政治,都是这种表现。

    传统意义上的君相之争,以及君相之争背后反应的官僚集团和皇权的权力斗争依然没有形成。

    唐朝奠定了科举制度,从此底层文人开始取得规范性的上升渠道,可以通过科举晋升,唐太宗盛赞这种制度,得意洋洋的表示,“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

    科举制度爆发的力量,彻底让文官集团形成,武则天夫妇利益文官集团,彻底剪除了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从此门阀政治彻底终结。

    到了宋代,科举制度完全成熟,从此政治彻底变成了皇权和官僚集团博弈的结果。

    宋神宗时期,想要变法,与大臣议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名臣文彦博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文官可以当着皇帝的面说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代表着皇权与官僚集团政治平衡的形成。

    但唐朝时候士大夫刚刚形成,宋代的时候,士大夫以初升之势,压过皇权一头,都形成了某种平衡,到了明代,朱元璋不愿意看到宋代君权衰弱的现象,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宰相制度,结果没有形成皇帝专权的现象,反而让文官集团和皇权之间的平衡打破,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格外激烈,层出不穷的党争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

    到了清代,通过杀戮,从关外进来的满清权贵集团,彻底撕碎了文人士大夫的荣誉感,失去了气节的文人,从此以奴仆的姿态服务于皇权,在满清的政治语境中,“皇帝圣裁独断”这样的语言,竟然带有了褒义味道,而在宋明时期,这代表着皇帝的昏庸,听不进谏言。

    不得不说,尽管清代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向奴仆化发展,但奠定了皇权至上的原则,事实上清代的政治,是比明代要稳定的,没达到君权跟相权能够斗争的程度。

    大明的政治制度虽然是新建的,柔和了现代管理制度,但政治文化毫无疑问是从满清承袭过来的。理论上讲,是不可能发生君相之争的,可却因为朱敬伦大胆的放权,导致文官集团独立意识的恢复。这种独立意识,慢慢促使他们开始否决皇帝的态度,在政治上开始形成自己的思路。

    从大方向上看,这是一种进步,是开明的君主与强干的文官相结合,可问题是,朱敬伦能做到开明,官僚却未必强干。

    从奴仆化士大夫走来的文官,骨子里带着阴柔,却拥有了至少是宋明时期的独立意识,于是又造成了另一种政治失衡。

    这才迫使朱敬伦导演了这次政变。

    政变的结果是陈芝廷辞官。

    后继者是九月多回国的。

    正是出行欧洲长达半年之久的赫德。

    赫德受宠若惊,却早有预谋,或者说图谋许久。

    国际上震动,一个外国人,做了另一个国家的首相,这种现象,从腓特烈大帝之后,欧洲政治中就很少发生了,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自诩开明,当政期间,任用了大量的法国人,尤其是财政领域,几乎被法国人把持。

    之后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政治彻底送别了客卿政治时代。

    现在大明这个东方国家,竟然任命了一个英国人,立刻就让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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