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第2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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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政府这些年其实跟美国人关系处的相当密切，美国已经超越俄国成为大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英国。在茶叶贸易上，美国仅次于英国和俄国位列第三，丝织品贸易上，仅次于英国位列第二，而且大明商品出口美国市场的增长速度极快，有望十年内就能超越英国。
历史上，日本正是因为在美国市场上取得突破口，才在甲午战争前，在生丝和丝绸贸易上，超越了满清，给日本积累了巨大的工业化资本，而除了美国市场，在主要的生丝市场，法国日本始终都没有超过清朝。
另外大明还向美国大量移民，同时现在每年还输出大量的劳动力，每年去美国南方摘棉花的中国农民工，已经超过了三十万，而且每年都在以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速度增长，大肆夺取黑人的就业，逼迫大批黑人往美国北方和西部转移，给美国各地带来了很大的治安问题。
大明要继续进行这些事业，就离不开美国的配合，所以本着维护中美友谊的考虑。
大明法院虽然判处了李仙得三十年监禁，但是朱敬伦却以皇帝的身份，给予了他特赦，并且就地释放，此举中美双方的报纸都进行了报道，可以说美国人民对此抱赞赏态度，认为大明对美国是友好的。
当然这几年美国也没少向大明出口商品，龙头产品正是美国南部的棉花，以及美国制造的，远没有英国布料细致，但却偏偏受到大明老百姓喜欢的粗布，西部的矿产也开始进入大明市场，主要是铜矿，在铁矿上，他们暂时还竞争不过英国产品，不是他们的矿产比英国差，而是他们的人工成本太高价格太贵。
基本上两国的贸易能够达到平衡，大明少有盈余，出口在一千万，进口有八百万两，可以说是互惠互利。
美国人的问题也解决了，但这次日本侵台问题，对中国地区的影响还在继续。
历史上，这次日本侵台，其实是甲午战争之前，鴉片战争之后，第一次对中国人民影响深刻的事件，似乎老天可以放日本这样一个冤孽在中国身边可以刺激中国一样。
日本侵台，第一次让中国民间读书阶层产生了变革的强烈冲突，最为典型的是上海的申报，在日本侵台结束之后的9月11日，发表社评清国当奋志振兴，指出“清国固天地间一大邦也，反至受惊于日本一小岛国，任其弁兵安驻境内，历今数月，既不兴兵驱逐，反与商议退兵”，充分暴露了清**事实力与政治魄力“不及他国”。在此情境之下，“安能不整顿军制，效法泰西兵事乎”？作者进一步指出，不仅西方诸国“以新法自强”，同处亚洲的日本亦“已认真从学”，故能渐收强国之效，而“独清图仍然缩手，不肯笃心以效”，甚为可惜。
申报发表这篇报道还不算什么，因为类似的论调，早就在洋人的报纸上多次出现了。
洋人总是以老师的身份训诫中国人要自强云云，这让一大批老派读书人十分反感，他们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让他们无法接受洋人的说法。但是申报这篇报道不一样，因为申报虽然是洋人美查办理的报纸，目的是为了盈利，可是主编却选用的中国人，他们希望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进行新闻报道，希望用这种西方管理办法，中国本地人视角的报纸，能够打开市场。
所以说这篇要求清国当振奋自强，其实是出自中国知识分子之口，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说明在中国读书阶层中，主要是在中西混杂的口岸城市，已经出现了一批受中国式教育，却已经能够以西方的，甚至是世界的观点审视国际事件的知识阶层了。
当然这只是少数人，比如申报的主编，蒋芷湘是一个湖南读书人，他自己找的副主编，还是一个秀才，蒋芷湘后来也考中了进士，他们都是有深厚旧学功底的人，却能够顺利转变他们的世界观，这种现象说明，中国读书阶层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顽固。
申报这篇报道的影响还不在此，意义远超展现出几个中国新派知识分子，而是引起了整个读书人阶层的启蒙。
因为就在申报发表这篇社评之后不久，很快就有守旧读书人站了出来，以“续史楼主人”为笔名投书申报，对那篇清国不自强的评论进行辩驳。以盈利为目的的申报，特意头版刊出驳中国宜奋志振兴论来书一文。文中，“续史楼主人”盛赞大清王朝历代文治武功，对于日本侵台，清政府按兵不动，他辩护说并不是清军怯弱，而是朝廷战略战术使然，不应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续史楼主人还辩驳说，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方面，大清已卓有成效，“开花炮有营，洋枪队有营，军装机器有局，轮船驾驶有人”，开设广方言馆，学习西语，翻译格致算学等“有助致富”的书籍，派遣出洋留学等，均已次第举办，渐有收效。而关于撤减厘金，通行轮船等政则均在酌情议行之中，以期在保护中国固有权宜的同时，杜绝洋商觊觎之渐。
这个续史楼主人显然是一个比较了解洋务的传统读书人，可是连这种传统读书人，都已经开始正视洋务，将曾国藩等人进行的洋务建设看作是成绩，而不是加以数典忘祖的抨击，这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方入侵对这个古老的大陆已经造成了实质性冲击。
就在开明读书人和保守读书人之间辩论之际，对中国文化已经相当了解的一些洋人也加入了进来，一个自称“热爱中国”的外国自称西友，写了一篇“西友论中国积弊”的信投稿申报。
这位“西友”指出申报评论员与“续史楼主人”两相辩诘者皆非根本问题，中国之大患不在于国势柔弱，而在于人心涣散，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有十大端，分别是行政通道不畅，畛域界限太分，冗闲官员太多，选才不适于用，民间赋税太微，官员俸酬太薄，国家兵力太弱，军事防守太疏，士人自命太高，自利之心太甚。凡此十端，皆与他国少异，是乃中国困局的成因。
作者认为，清国官场等级森严，拑口禁言，导致官僚队伍唯诺成风，敷衍塞责，民隐不得上闻，政令难以下达。地方官员各自为政，不仅“隔省督抚之司道痛痒不相关切，即同省之府厅州县亦彼疆而此界”，即使事关军国大计，也难以积极配合，协同进行。政界闲官太多，无事则耗费饷糈，有事则横加阻挠，导致行政效率愈来愈低。而以科举与捐纳为主的官员录用方式，又决定了各级官员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能，所能唯敛财，严重制约着行政人才队伍的质量建设。政府法定税率虽然不高，但民间实际支出却不低，难以堵塞的税收漏洞，导致税收成本巨大。而官员的法定工资太微，不敷养家糊口之用，则又迫使其不得不贪腐。清政府八旗与绿营共百万有奇，但兵饷不足，一兵之饷不敷一人之衣食，其家计更无论也，安得不另谋生计，以筹养家之资哉？既有另图，何能专心操演，以冀技艺纯熟乎？操演不能纯熟，兵力安能强壮？况八旗、绿营仅为陆军，适于传统的陆上安全防卫；现在，海疆日敞，海防日急，衰败羸弱的旧式军队难以适应现代国防之需。
这些洋人在1874年这个时代，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可以说让人心惊。
申报的讨论很快就传遍了各个口岸，连大明各个口岸都受到了影响，喜欢通过看报了解民间情势的朱敬伦也看到了这些讨论，他异常感慨，因为他发现，西方人评价中的那些清朝社会弊病，即便是已经持续进行了十几年改革的大明，依然存在。
唯一让他感到宽慰的是，在这些讨论的声音中，对日本侵台的另一个主角，大明政府，普遍给予了肯定的评论。
但朱敬伦对这些报纸讨论最满意的，主要还是大量民间知识分子的加入，这种大讨论，正是对民间知识群体的一种思想和现代意识的启蒙。
这种启蒙，不但在上海这个最开放的口岸产生，其实在大明的各个口岸，也因为官府始终没有限制言论，也因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而限制不住言论，早就开始萌发。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五百八十三节 改革的实质（）
大明的报业十分繁荣，广府十四县中，除了从化县、增城县等少数几个县外，其他各县都出现了报纸，但在以九龙为中心，包括赤湾、蛇口在内的九龙港区，却是最活跃的。
最大的一个原因，除了这里经济最为发达，还有一个就是这里靠近香港，那些办在香港的报纸，时至今日，在自由度上，依然超过内地的报纸，不是内地对言论进行限制，而是在香港的报纸评论员，他们在思想上的负担更小，他们是真的什么话都敢说。另外就是，香港毕竟是英国殖民地，有大量的洋人居住，在香港的报纸，更容易受到洋人思想观念的影响，其中很多报纸其实都是洋人撰文，华人翻译的。
因此目前大明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中外新报的总部依然继续设在香港，同时另一份新派报纸也开始飞速崛起，这份报纸叫做循环日报，他甫一出现就成了盈利最好的报纸，因为他的主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笔杆子，早在自己办报之前，就已经是著名的评论员了。
此人名叫王韬。
如果说中国有类似日本的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的话，前有魏源，后就要推这个王韬了。
此人不是广东人，而是苏州人，而且还是一个小才子，十八岁县考拿到第一成为秀才，但之后屡次不第，对科举大失所望。四年后跟随父亲来到上海。他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在上海开馆教书，认识了一些洋人。介绍王韬进入洋人主办的墨海书馆工作。
墨海书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有地位的，因为他主持翻译了许多西方的科学书籍，重要的有代数学，微积分，植物学等，也翻译了一些西方的历史书籍，对介绍西方人文很有贡献。
王韬尽管只是一个年轻的秀才，但是对于洋人来说，也是如获至宝，他们很难找到中国有身份的读书人，更别说这种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了。因此他们的洋文翻译就马上跟王韬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
王韬在墨海书馆一直工作了十三年之久，从1849年到1862年才离开上海，因为这年他匿名给占领苏州的太平军李秀成献策，建议他跟洋人结盟，学习洋人的先进管理，结果被清廷发现，他不得不逃亡香港。
在香港王韬继续帮教会翻译书籍，给报纸华字日报担任主笔。因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跟洋人在一起工作，所以他往往能用更现代的观念阐述问题，而他本身又接受过传统教育，有深厚的旧学功底，文笔也很不错，所以他的文章角度独到，很有市场。
真正让王韬成名的，是从1867年开始，受到朋友的邀请和资助，去欧洲游历了一番。他先后到访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开罗，意大利、法国，在巴黎游览罗浮宫等名胜，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随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最后又到了伦敦。
他本就是一个很了解洋人思想的人，因此他的游历十分有收获，而且本人又喜欢记笔记，王韬在英国游历了两年，用华丽的辞藻留下了丰富的游览笔记，这都成为他后来写作的素材和思想的祭奠。
他还受邀前往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做过演讲。
他在1870年回国，继续给华字日报当主笔，同时开始整理在欧洲的见闻，编译了法国历史著作法国志略，又因这一年普鲁士击败法国，引起世界轰动，王韬开始撰写普法战纪一文，在华字日报上连载，并得到申报的转载。
1873年，英华书院的主持理雅各回国，作为好友的王韬买下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办起了自己的报纸，起名循环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在循环日报上发表政论，他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
他不但文字好，长久的翻译经验，让他的文字既有中文的美感，又有西方文体的严谨，而且视角独特。同时他广博的见闻，让他经常能够旁征博引，跟别人的评论不同，他不但能过提出批评，而且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常能说出法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英国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之类的答案。
王韬的评论，在此时的中国，当属一绝，比申报的评论更加透彻和平易近人，因此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