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第2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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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废除了刑讯逼供，但从过去的狱卒、衙役等转变而来的警察，他们有的是非常规手段，不打你，但可以恐吓，威逼，甚至欺骗。那些帮会分子，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义气，但并不是人人都是硬骨头，在各种眼花缭乱的手段之下，还是有人招供了，有狱卒给某个犯人灌了两斤酒，然后套出了实话。
这些帮会分子后面有人，这大家都不怀疑，但是一直不知道是谁，结果审出来的结果，即让人意外，又让人觉得理所当然。
意外是，主使者竟然是一个商业行会，之前因为陈启沅官员的身份，大家都往官场上面想，都以为是得罪了官场中人，没想到却是一个民间行会，一个行会竟敢动尚书家的产业，这是活腻味了啊！
可是这个行会却有绝对的理由去打砸陈启沅家的商铺，因为这个行会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丝织业行会，名字叫做锦纶堂，在广州西关建设了一个锦纶会馆，成员涵盖了广州丝织行业大大小小上千家商铺，同时跟普通的丝户建立了复杂的联系，总之他们能够影响到的工人超过五万人。
理论上来讲，凡是在广州从事与丝有关系的生意，基本上这个行会都得受这个行会制约，否则就会被他们集体抵制。
可问题是，新兴的机器缫丝业，偏偏就没有加入这个行会，他们不需要行会的力量，不需要锦纶堂商人的渠道，因为他们自己产量庞大，直接跟洋人的商行对接，甚至都不需要跟洋人建立关系，直接在九龙的交易所进行交易，连买卖对方是谁都不需要知道。
一般来讲，尽管他们跟锦纶堂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大家连照面都不打，也还没到生死的地步。可问题是，机器缫丝业在陈启沅的推动下，发展的太迅速了。早就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可是陈启沅的尚书身份让他们顾虑，还不敢下死手。但是随着今年数百家新厂接连开工，这些机器缫丝厂以巨大的胃口吞入市场上的蚕茧，在原材料数量无法短期提高的情况下，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茧价高涨，普通的丝户无法买到合适的蚕茧，锦纶堂的商人收不到生丝，一些作坊无法如期生产。
普通机户人微言轻，但是那些生丝和丝绸商人却财雄势大，眼看着他们的利益被一点点蚕食，而且完全看不到头，只看到越来越多的不跟他们合作的缫丝厂建立，他们感到了极大的危机感。
终于大批富商站不住脚了，他们纷纷找锦纶堂的行首想办法，大家密谋一起出了一笔钱，找人砸了陈启沅家的丝厂。
为什么要砸陈启沅家的丝厂，不但是因为这是第一家，而且因为整个机器缫丝业就是陈启沅极力推动的，哪怕陈启沅是工部尚书，他们也顾不到了，当陈启沅跟朱敬伦出国之后，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立马找上了市井上的帮会，出巨资让他们出手。
由于收到了一个难以拒绝的价格，这些帮会不但一开始就严厉保密，甚至连动手的人都不知道背后是谁在主使，更是让大家都抽了生死签，那些去砸丝厂的小头目，一个个可以说都是死士，他们如果敢背叛，江湖规矩是要三刀六洞的，关键是他们的家人也被人控制了。
越审越是让人惊心，最后刑部尚书觉得自己都兜不住了，他甚至不敢按照章程进行公检程序，他背不动这个锅，赶紧向陈芝廷汇报，陈芝廷得知后，立马报告给朱敬伦，陈芝廷也觉得这件事干系太大了。
一个商业行会，竟然让宰相身份的尚书令都感到烫手，这一点都不小题大做。
因为这个锦纶堂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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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这么庞大的商铺，必然导致市场的恶性竞争，因此他们需要建立一套规矩，按照中国传统，是大家凑钱建立一个会馆，组建一个行会，对行业内部进行约束，参加行会的成员称作行东，大家共同推举出的为首者称作行首，对内行东和行首们商定规矩，大家一起遵守，避免恶性竞争，对外，一旦有纠纷，则大家一起出钱，由行首出面打理，凝聚起来的商业行会，让他们的力量大增，不管是面对来自官方的搜刮，还是面对流氓的勒索，他们都更有力量对抗，同时避免了恶性竞争之后，行业利益也得到了保障，他们的收益更丰厚，又更有力量保护自己了。
显然这是一种带有自发、自治性质的非官方组织，在各个成熟的行业中普遍存在。
但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行会，那倒也不至于让宰相都觉得棘手，锦纶堂不普通，非常的不普通，他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会，而是一个行会联盟，最先是雍正年间，广州一些丝织商铺和丝织工人共同捐资兴建的这个会馆，他涵盖了当时丝织行业的各个环节的利益群体，当时出资的就有1338个商铺号和个人。
但这个会馆，可不是给某个行业来用的，一开始的名字是广州丝织行业东家会馆，是由各个行业有头有脸的东家，行东坐在一起开会用的，当时出资和以后历次休整出资记录中包括的行会线纱行、洋货敦仁行、洋货接织行、朝蟒行、宫宁线平行、金彩接织行、素线接织行、元青接织行、花八丝行、接织洋货行等十余个行业的行会，不是以单一行会，而是以行会联盟的形势出现，这在广州可是独一份。
正因为他包含的行业太多太齐全，因此建立之后力量十分强大。
对内，丝织业的不同行业，定期在这里进行沟通，商定各个环节的流通价格，可以说从蚕茧、到生丝，再到丝绸，刺绣等等跟丝有关的产品的价格，几乎都是在这个会馆中决定的。
即便是被官府授予独家贸易出口权力的十三行，在面对锦纶堂的时候，也非常棘手。十三行也在西关一带，巧合的是就跟锦纶会馆面对面。
于是每年当到了桑蚕和贸易季节，都是锦纶堂的各个行东先在锦纶堂开会，等他们商议好了今年丝织品的价格，然后才会跟对面的十三行沟通出口给洋人的货物价格，当然十三行在其中充当了中间人，让洋人可以跟锦纶堂讨价还价的作用，可跟其他行业十三行基本上就能决定价格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说，至少在丝织行业，市场话语权不在十三行，而在锦纶堂手里。
第四百二十九节 一起承担（）
可以说锦纶堂从雍正年间就形成了气候，维持了上百年，让锦纶堂的行东们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危机的能力，所谓见的大风大浪多了，就善于使舵，而且他们十分善于使用暴力这个船舵。
真的怂恿那些丝户和丝工出面还不至于，那些人虽然也受了损失，而且损失可能更重，但是他们老实惯了，只会默默忍受，在加上鼓动百姓闹事，在任何朝代都会被处以极刑，所以他们的处理办法，往往都是行东们出钱，行首找门路，能找官的时候找官，找不了官的时候，就只能找流氓帮忙了，他们跟大大小小的各种帮会都有密切的往来。
“这么说来，他们也是被逼得急了？”
听完陈芝廷他们的调查结果后，朱敬伦不由的感叹起来，事情比原想想象的还要严重，机器缫丝业打击的不止是一个手工作坊，几乎打击了丝织的各个行业，而这些行业都是锦纶堂的行东。
本以为机器缫丝只是直接冲击家庭作坊和手工作坊的生产，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加入，也没有必要加入锦纶堂，而且现在经营机器缫丝的主要是乡绅阶层，他们不愿也不屑于跟商人为伍，因此根本就没在乎过锦纶堂的商人。
结果就是，哪怕他们推动了蚕茧价格的高涨，可是锦纶堂中那些经营蚕茧的商人，竟然也没有从中获利，因为丝厂都是直接深入农村跟蚕农收购茧子的，他们大都是将工厂直接建在乡下，就近垄断了附近的蚕茧，让蚕茧商人完全分享不到涨价的利益不说，甚至根本就很难收到蚕茧。
“这个锦纶堂的问题应该考虑进来，毕竟他们背后可是有着数以十万计算的普通丝户，但是他们必须为这次事件付出代价！”
朱敬伦立刻下决定道。
要让锦纶堂付出代价，这个成本很高昂，这就是陈芝廷颇为担心的问题。
“陛下有所不知，这个锦纶堂善于蛊惑百姓，当年英夷打广州，在三元里纠结一百零八乡乡勇，就有这锦纶堂在后面牵线。当时锦纶堂出钱，机房仔和打石工人出力，跟乡勇一起打洋人。真逼急了，他们是能说动织工闹事的。”
朱敬伦点点头，这是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农村中男耕女织现象普遍，三元里抗英的时候，附近一百零八乡中，势必有大批的丝织户，锦纶堂在其中出钱出力，组织人手倒也有条件，只是让朱敬伦没想到的是，这个商业行会，竟然也跟宗族乡绅势力一样，可以深入广大的乡村！
朱敬伦相信，一旦逼急了，这些商人，也会像那些乡绅一样，鼓动宗族力量对抗官府，甚至都不需要学习，这样的商人之中，肯定也有大把本身就是宗族乡绅势力，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人由没有严格按照户口本划分，乡绅可以办厂转变成工业乡绅，那么也可以做生意，成为商业乡绅，甚至由于商业的历史更长，商业乡绅的数量是远多于工业乡绅的。
他们不缺乏动员的知识背景，同样他们也有动员的条件。因为机器缫丝的发展，侵害了太多人的利益。从养蚕开始，除了那些纯粹的蚕农之外，丝织工人的生计无法保证，绸缎工人的生计无法保障，刺绣工人的生计也无法保证，连买卖生丝的商人，买卖丝绸的商人，买卖绣品的商人的生意都受到了影响。
可以说机器缫丝业触动了整个丝织产业链的利益，其中除了原材料环节蚕农的利益外，所有人的利益都被侵害了，得利的无非是蚕农、机器缫丝业以及外国的消费者而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机器缫丝业正在重组一个蚕农到缫丝厂再到外国丝织厂的新的产业链，因此对老产业，是整个产业链的打击。
尤其是那些数量庞大，依靠纺丝为生的城市和乡下丝工，他们的损失最惨重的。只是他们唯唯诺诺，缺乏组织，但他们心中有怨气，一旦有人带头，就是一场肆虐的野火。在中国这个有悠久的农民起义传统的国度，朱敬伦丝毫不怀疑会爆发一场农村丝工的起义，最后破坏乡村秩序，裹挟更多人。
但朱敬伦认为：“他们还是必须付出代价！”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治始终是朱敬伦最为重视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法治的观念，就在于官员们总是倾向于使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司法问题，法不责众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以导致像锦纶堂这样可以发动庞大力量的组织，往往可以挟持民众要挟官府，让官府对他们不敢惩处，最后息事宁人。
现在他们连尚书家的工厂都敢砸了，虽然他们尽力保密，但如果不是感觉到哪怕是事发了，他们也未必会被严惩，那些还没到日子过不下去的商人，未必会敢这么做，说起来还是有恃无恐的观念让他们选择使用暴力。
因为一次次使用政治的权谋手段来处理法律问题，政治总是寻求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法，导致司法的原则性不强，成为可以变通，可以被更改，可以被要挟的对象，老百姓怎么可能还会信赖司法，法治观念怎么可能形成。
反观商鞅时代，尽管他的法律并不是人人喜欢，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喜欢，可是大家却是相信法律的，因为他们知道法律是说话算数的，他们很清楚犯法一定会被追究。
法律可以让人喜欢，让人尊敬，也可以让人不喜欢，甚至让人害怕，但有一点，法律必须让人信服，否则法律就没有意义。
但锦纶堂的问题朱敬伦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不在乎那一群在大明通过机器缫丝融入世界市场之际，依然站在保守的一面，试图对抗，试图顽固的保护他们旧有利益的商人是不是会破产，但是他必须在乎数十万依靠丝织各行为生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完全脱离了土地的，在城市中，或者城镇中为生的无产丝织工人的生计。
时代变了，国家需要转型，旧有的阶层也必须顺应这个时代的变化，这是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他们不可能一夕之间就转型，他们既没有这个知识储备，也没有这个物质积累，他们没有能力毫发无伤的安身转身。
哪怕他们不会在生死存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