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第2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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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员工向公司付出了忠诚，公司则通过保护他们的利益作为汇报，反过来员工就更愿意忠于公司，权责在下级向上级效忠，上级对下级提供保护中达到了一致，只有权责对等，才能达到平衡，才是可持续的。

　　　　也通过这种方式，日本公司将传统的武士对大名的忠诚，日本军队对天皇的忠诚文化，发展到了员工对公司忠诚的文化，将传统的忠文化潜入到了公司这样的商业组织中，达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文化的结合。

　　　　那么中国的未来要如何将传统与现代，将传统道德和商业文化相结合呢？

　　　　朱敬伦思索了很久，他知道中国社会要比日本社会复杂的多，日本人单一的学习到了中国的忠文化，但中国文化中，可不止是一个忠文化，在社会运转过程中维系社会关系的文化内容至少有三种，一个是“仁”，一个是“义”，另一个就是“忠”。

　　　　所谓的忠，体现的是一种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同时通过上级对下级权力的维护得到统一的平衡，这主要是体现在上下级，尤其是紧邻的上下级之间的。

　　　　所谓的义，则主要是在平等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

　　　　中国有句古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父母就要听父母的，而父母则肯定是保护儿女的利益的，虽然中国文化将儿女对父母的忠，称作孝，其实不过是带有血缘关系的忠诚罢了，是忠的一个特别情况，同样的例子还有弟弟对兄长的忠诚服从叫做悌，可以说孝悌都是忠的衍生。

　　　　出门靠朋友，朋友之间当然是平等的，不需要服从朋友，无条件听朋友的。但你依靠了朋友，如何回馈这种帮助呢，所谓朋友之间就应该怎么怎么，那是天真的说法，不是社会系统的运行法则，社会系统的权责法则一定讲究一个对等。义，就体现在这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得到朋友的帮助，你依靠了朋友，平衡这种权责的，则是你将来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不能推卸责任，否则人家会说你不仗义，不义气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义，是一种平等地位之间的权责平衡。

　　　　维系中国社会的另一种权责法则，叫做仁。

　　　　这个仁往往也是高地位向低地位传递的，而且往往发生在地位差别悬殊的阶层之间，所谓仁，是一种高地位的人对低地位的人的一种恻隐和怜悯之心。比如皇帝跟百姓之间，皇帝如果关爱百姓，就叫做仁君；比如富人对穷人之间，经常救济穷人，就叫做仁善。

　　　　但是仁这种维系社会的权责对等比较松散，原因是地位差别太大，而且首先仁必须先是一种道德层面的恻隐之心，因此往往是用道德层面的权责来回馈的，比如下层对上层的感恩，所谓恩出于上，感之于下，并不强烈的要求下层必须施加同样的物质回馈，所强调的，不过是一个感恩之心，要求人要懂得感恩等等道德层面的东西。

　　　　对比之下，日本主要是用忠文化来维系古代传统社会的，而中国则主要以仁孝忠义来维系社会关系。

　　　　那么将中国传统道德融入现代商业体系之中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将忠融入商业文化日本人提供了一个范例，无非是员工对公司极度忠诚，公司对员工极力维护，这一点相对来讲比较容易。

　　　　那么把仁融入商业体系之中，难道就是要商业组织的上层关心下层利益？

　　　　那么义呢，这种平等地位之间的互助权责，又要通过什么来体现？平等员工之间的互相帮助，以商业的手段来实现的话，比如建立某种员工互助基金。

　　　　朱敬伦自己也想象不到如果以这些原则来重新塑造商业系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他认为是值得尝试的。

　　　　但有一个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忠孝仁义来规范，组织与组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能不能用这些原则来约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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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张比较枯燥，但我还是费劲笔墨写下来，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这几张的思想，将是朱敬伦打造工业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将决定后半本书的情节发展，这也是我个人认真思考过的，大家看看是不是也有点意思。

第四百二十六节　建设特色商业社会（）　
广东号铁甲舰在大海上航行了三个半月，朱敬伦就在船上思考了三个半月。

　　　　当初一起去的其他护卫军舰跟船上的军官，一起都留在了英国的达特茅斯海军学校学习去了，跟着朱敬伦一起回来的，只有10艘运输船。

　　　　座舰在广州黄埔码头停靠，因为广州码头不适合停泊这种大船，五千吨以上的海船，现在都是停靠黄埔港。

　　　　船刚停下，早就有大批的官员迎了上来，为首的是尚书令陈芝廷，他看到朱敬伦，就送了一口气，虽然这大半年来，国事一直平稳，可是见不到皇帝，他还是不踏实。

　　　　但是朱敬伦甚至都没心思听陈芝廷汇报政事，老实说他对细枝末节并不太关注，早期他还比较关注制度的建设，后世有句号，未来国家间的竞争，竞争的就是创设制度的能力，但是朱敬伦觉得，最高境界并不是去制定一系列看得见的制度，而是维护一个产生合理制度的规则。

　　　　所以登基之前，朱敬伦还亲手去设计一些国家制度，但登基之后，他主要精力则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规则，可以不断的产生新的合理的制度以及改进旧的不合理的制度，但显然他的规则还没有进展，因为他还没让全民，尤其是政府官员，接受一种统一的精神，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精神，哪里能有统一的规则。

　　　　而现在朱敬伦觉得自己似乎摸到了一点眉目，用传统道德结合现代商业体系，不就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吗。

　　　　但精神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他只能引导，只能灌输，却不能制定，不能通过明文形势来规范。

　　　　至于引导，有什么比皇帝设身处地的去做师范，来的直接，来的有效率呢。

　　　　这些却不能跟陈芝廷商量，所以朱敬伦简单的听了一下陈芝廷的报告，发现没什么特别的大事，尤其是没什么不好的大事发生，就马上召见伍崇曜，这件事他得跟伍崇曜来商议，因为他决定先用他跟伍崇曜的联合资产，广府银行做一个示范。

　　　　所幸直接拉着伍崇曜一起回宫，没想到见到自己的皇宫的时候，朱敬伦简直不认识了，在自己走的这八个月时间里，竟然有人给朱敬伦重修了皇宫。

　　　　外面砌起了了九丈高的青砖石墙，将皇宫跟街市完全阻隔了起来，门前立起了华表，修建了厚重的宫门，一切都按照礼制进行了重新建设。皇宫里面也完全变了样子，高大巍峨的青砖琉璃大殿前后三进。建筑算得上雕梁画栋，走廊的廊桥梁木上都是彩绘，椽头雕刻着各种瑞兽。

　　　　唯独一点不好就是，过去两广总督打造的花园子拆了，假山、林木全都搬了出去。就像明清的紫禁城一样，里面是不能有什么树木的，不是为了防火，而是防备刺杀，所以古代皇宫讲究的是一个通透，让刺客无法隐藏。反倒是官员的宅子，可以修成园林。这就是为什么乾隆皇帝总喜欢跑去一些大臣的家里转悠，品评一下别人家的假山花园的缘故。当然满清皇室自己也修了圆明园之类的园林，但紫禁城是非常单调的一座皇宫。

　　　　用时八个多月修建这么一座宫殿，外国人应该会惊叹，但朱敬伦并不吃惊这种工程量，在超大规模施工方面，中国的经验始终站在世界前列，第一得益于经常泛滥的黄河，往往需要数万甚至数十万人一起抗灾，这让中国历代王朝官方都拥有组织庞大施工的能力，第二则是中国惯例的弃旧迎新，除了满清之外，几乎历朝历代新建之后，都会营造自己的都城，不止皇宫，甚至连城市有时候都是直接新建。

　　　　据说汉唐营建洛阳城的时候，用时十多个月就建成了，明代修西安城也不过用了四年，相比西方修建一座宫殿，往往耗费几十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能够组建起万人级别的施工队伍，这不是人多少的问题，这主要还是一个管理能力的问题。

　　　　朱敬伦的皇宫尽管规模很大，但那是跟民宅相比，跟历朝历代的皇宫相比，那就小了去了，所以三进的宫殿，营建起来并不麻烦，三五万人同时施工八个月就能修完。

　　　　朱敬伦没想到陈芝廷竟然瞒着自己重修了皇宫，对此他也没有生气，毕竟陈芝廷请修皇宫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之前朱敬伦在皇宫里种地，坚持说不用浪费钱，他够住就行，财政那么紧张，就不要浪费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面了，所以多次驳了陈芝廷的提议。

　　　　可没想到这家伙如此执着，趁着自己不在国内，直接就给修了，来了个先斩后奏。

　　　　至于陈芝廷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执念，朱敬伦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他单纯是在皇宫里种地的话那也就罢了，可他还需要时不时在宫里见一见外交官们，这就让陈芝廷尴尬了，在他看来，皇帝种地也不是不能接受，全当是野趣了，很多文官退休之后不也喜欢在家乡种地，雍正皇帝还找人画了一套田猎图，现在就收在大明的户部库藏之中。

　　　　可这跟外交官见面，尤其是跟洋人见面，就让陈芝廷面子上过不去了，尤其是他私下里听过洋人议论，洋人说大明穷的皇帝的宫殿没几间像样的屋子不说，皇帝本人还需要种地。

　　　　一个穷字，深深的刺痛了陈芝廷。其实他也就是心态问题，如果大明是旷世盛世的话，他恐怕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暗暗嘲笑一下夷人没有见识。可问题现在大明是真的穷，而他是全权负责国政的宰相，这就让陈芝廷心里觉得他的工作没做好了。

　　　　陈芝廷就没有这种心理障碍，所以他心态很平和，多次穿着粗布衣服放完鸭子，就去见来求见的外国公使。

　　　　陈芝廷多次听闻朱敬伦身上还带着泥浆就跟洋人公使会谈后，他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皇宫建起来，不用建成紫禁城那种规模，可至少也得像一个皇宫啊。当然他心里也憋着一股劲，等过几年大明的家底厚实了，一定也要修建一座不输给紫禁城的皇宫。

　　　　朱敬伦看到这个新的皇宫，也只能默认了，问了一下知道陈芝廷不是强制征发的劳役，而是花钱雇佣的工匠，朱敬伦也就不打算追究了，但斥责还是要斥责一番的，这是属于不顾自己的态度擅自行事，如果臣子都是这种作风，一旦养成可就跟日本陆军一样了，一旦自行其是惯了，反而要把国家拖进深渊。

　　　　斥责一通，罚俸半年，大概也无法给陈芝廷留下什么教训，但却让百官明白一个规矩，以下犯上是要受到惩罚的。

　　　　朱敬伦心思没有放在皇宫上，他很快就拉着伍崇曜来到新建的御书房，发现很多从清宫搬回来的古董都让陈芝廷装饰在了这里，不过都是一些罕见的不容易保存的书法字画类文物，扔到民间担心保存不善，至于那些所谓的官窑瓷器、珐琅彩、金银器物、玉石玛瑙等富豪们喜欢追逐的东西，朱敬伦早就叮嘱，慢慢的一批批卖出去，好解决官府财政问题，那些陈芝廷倒是没有弄来。

　　　　没心思理会这些，很快就跟伍崇曜将自己的想法一说，伍崇曜没有反对的理由。

　　　　朱敬伦这才发现，他将传统融入现代还可以打一个光亮的大旗，那就是推崇传统道德。

　　　　只要他高举忠孝仁义的旗号，别说伍崇曜了，估计乡间那些最迂腐的老夫子，都不可能反对，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平衡保守势力的办法。

　　　　朱敬伦出主意，伍崇曜马上去执行。

　　　　广府银行之前之一都在银行家麦克莱恩的主持下，完全按照西方银行制度进行管理，但是去年初麦克莱恩赚够了钱回国过退休日子去了，广府银行就直接交给了自己人管理，掌柜的正是伍崇曜的一个远房侄子，他跟麦克莱恩身边仔仔细细学了五年，已经完全掌握了现代银行业的操作方式。

　　　　伍崇曜拿着朱敬伦的章程，他侄子马上主持推出了一系列新的管理办法。

　　　　以忠孝仁义为指导思想，给家里父母健在的职员，每个月加一两银子的赡养津贴，这点钱对广府银行这些本来就是从各大商铺甚至洋行请来的帐房会计来说，这一点钱不算什么，但是表达的是一个孝的理念，他们本身秉持这种传统文化的话，会对银行的观感更好。

　　　　宣布薪水最少的学徒工，但凡家中有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可以在银行里借一笔无息的贷款。这体现的是银行高层对底层员工的心理关心，是仁的思想。

　　　　至于体现义的，就是朱敬伦早就想好的，跟底层职员商议，由他们每月拿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