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第1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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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工厂中的瑞典人留下了三十个之后，加上已经培养出来的上千中国技术工人，工厂并没有陷入混乱，而是经过一阵短暂的调整之后，很快就走上了正轨，并且马上决定再次扩大规模，机器设备是要采购的，但人更是要培养。

　　　　欧洲人的冒险精神很宝贵，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同样宝贵，在丰厚的薪水以及更美好的未来的刺激下，兵工厂的华人学徒爆发出来的学习热情让人惊叹，他们白天跟着师傅口传心授的学习，晚上还要在夜校里恶补自然科学的知识，三年里，从最初的简单数学运算，到后来连基础的冶金和机械知识都学会了。

　　　　不敢说所有的学徒都熟练的掌握了这些知识，但是人跟人总有一些区别，一千多人中还是有那么一些天才存在的，至少有十来个妖孽的，已经可以跟瑞典师傅们讨论机械原理和设计了，但大多数只是中规中矩的技术工人。

　　　　除了那些妖孽，中间骨干可能才是目前最紧缺的，所谓骨干，就是已经在技术上无可挑剔，掌握的知识可以允许他们带学徒了，目前经过瑞典人认定的，能够带学徒的华人数量只有一百多个人，让他们没人带十个学徒，口传心授，几年之后朱敬伦的兵工厂就能翻番。

　　　　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似乎这一年都会这么顺利下去，可是天不遂人愿，无论多么渐进的改革，依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有的既得利益者不敢反抗，比如商人，但有的既得利益者就很容易反对，比如乡绅地主和官吏们。

　　　　最先起来闹事的正是那些县吏。

　　　　1862年8月，彻底失去了收税权的广州府县吏，突然暗中勾结起来，冲进了粤海关衙门，险些将赫德杀死，在几个士兵的保护下，他跳后墙逃走，但是一个士兵被打死，十几个受了轻重不等的伤势。

　　　　这种严重的案件，让朱敬伦异常的恼怒。

　　　　直接在广州府戒严，四门关闭了十天，两万军队在城中搜捕，将府衙中每一个参与闹事和没参与闹事的县吏都抓了起来，然后集中审讯，分辨良莠，最后以刺杀朝廷命官的罪名要惩处这些人。

　　　　公堂之上，朱敬伦拉出了柏贵和穆克德讷这两尊泥菩萨坐镇，其实就是自己在审理，也没什么可审的，广州府的刑名师爷翻出条文，直接宣布罪状，这些县吏也供认不讳，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刺杀朝廷命官，他们不承认赫德是大清朝的朝廷命官，鄙夷的说赫德知识一个夷人，畜生不如的东西。

　　　　这时候反倒是赫德出面替他们求情，赫德果然是一个中国通，白脸红脸这种事他也学会了，朱敬伦唱白脸立威，他唱红脸施恩。

　　　　最终判决持刀杀人的那个凶手绞刑，鼓动县吏闹事的广州城资格最老的十几个老县吏枭首示众，其余县吏则让他们服劳役一个月。

　　　　问题是处理了，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暂时压制了。

　　　　朱敬伦忽视了既得利益者的反抗问题，他以为他并没有太过于侵犯这些人的利益，可是很多贫苦的县吏都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过去勒索钱财虽然不地道，但是官府给他们的薪水根本就不够养家糊口才是勒索的根本动机所在，不勒索就活不下去，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朱敬伦是不怕暴露问题的，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社会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前进的，跟赫德商议了一番，将广州城的过去收税的县吏，统统并入税务司管理，赫德负责培训他们，让他们达到税务司雇员的水平，实在无法提高的，给他们安排一个低级职位，反正税务司中的低级职位，每年也有60两银子，一个月平均下来5两，足够养活一家老小了。

　　　　这些人也不是一无是处，长期收税为生，虽有勒索的恶习，但相关数学知识还是有的，有的甚至是祖传的手艺，一代传一代，代代做税吏，好好培养一下，也不失为一个难得的人才。

　　　　广州城是最大的商埠，这里的矛盾最先爆发是正常的，但这里的事情给朱敬伦敲响了警钟，恐怕其他各县的县吏，也早就有所不满了，他们爆发也是迟早的事情，让赫德制定详细的方案，将各地的税吏统统归他管理，进行培训，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都能够理解，但是至少让那些被损失利益的人能够活下去。

　　　　差点被人打死，赫德也算是长了一个记性，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持续给老官吏们施压了，马上在各个口岸推行，制定详细的章程，让目前已经推行新税收政策的地区照准执行，地区涵盖整个广东省除了南韶连道之外的地区。

　　　　其实县吏闹事风波还不算什么，朱敬伦真正担心的是土地问题，农村的土地才是死穴，那真的是能引起数以万计的老百姓起义的，不过在免除了十四县明年两税的情况下，地方上倒也一直平静，乡绅们很乐意免税，闯王来了不纳粮一句口号，就能让明末的老百姓期盼闯王，其实并不是官府的正税有多重，而是苛捐杂税太多了。

　　　　比如官府规定的南海县每年丁银4万两，可是地方官实际上征收的丁银竟然高达15万两，多收的这部分会被南海知县和广州知府瓜分掉，这还是到当官的手里的，那些漏在各个层级手里的恐怕还不止这个数。

　　　　但朱敬伦一竿子将税收免除了，他们不用给官府纳粮交税，县吏们也就没有借口找他们要今年的陋规（苛捐杂税等），免除的可不止是那点地丁银，免得更是那些看不见的陋规，因此不纳粮的吸引力才那么大。

　　　　但是原本要靠这些陋规才能生活的广大县吏活不下去了，自然就要起来闹事，从他们上次的行动来看，他是真的打算杀了赫德的。

　　　　因此朱敬伦得想一个办法，泻一泻这股压力，那就只能让赫德的海关容纳这些人，给最底层的税吏一口饭吃，至于那些对此不满的当官的，那就只能继续委屈他们了，反正他们这些人不至于饿死。

　　　　本以为县吏问题处理之后，暂时就不再会有太大的矛盾，但让朱敬伦最担心的土地问题还是爆发了，9月底的时候，九龙地主乡绅们纠结上万青壮，一次性摧毁了怡和洋行、旗昌洋行等大洋行在九龙建造的上百间仓库，本来应该大名鼎鼎的九龙仓码头，还没有打出名头，就被当地人给摧毁了。

　　　　这些大洋行能量巨大，他们鼓动香港英军开进九龙城，跟当地乡勇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朱敬伦知道消息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打起来，是不是死人了。

　　　　朱敬伦对此极为关切，因为土地矛盾终于爆发了，九龙半岛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但根据陈芝廷跟英国议会签订的宣言，允许英国人在这里经商、买地和居住，这里其实相当于一个口岸了。

　　　　一开始当地乡绅是答应的，他们也约定不许卖土地给英国人，可是利益这种东西最难平衡，尽管大多数乡绅都遵守了约定，可是还是有人心动洋人付出的价格，将自家的一些不太好的沙地卖给了洋人，洋人在这里建造码头、房屋，甚至打造港口。

　　　　洋人一多，花样杂居，这种问题就会爆发，正面看洋人在这里建立码头、仓库，雇佣了不少当地人，是创造了就业的，但只要人跟人相处，就必然会发生问题，比如薪资矛盾了，口角了，相互歧视了，负面的还有那些不满别人私自卖地，而自己没有卖地眼红又歧视别人的，你卖的多，我卖的少，觉得吃亏的，还有当地人跟当地人之间的矛盾，卖地发财的一些村子遭到其他村子的集体排斥，乡绅们互相开会要求他们收回土地。

　　　　总之各种矛盾，最后汇聚成一点，就变成了盲目排外的情绪，好像只要赶走了洋人，一切就都会恢复到从前和谐美满的时候一样。

　　　　尤其是卖地的是尖沙咀一带的村子，并不是锦田邓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粉岭彭氏这五大家族，而是这一代后来移居的一些贫苦客家人，而他们卖田的文契还不是用官方契纸写的红契，而是私下写的租种契约，换句话说，这些客家人是佃户，他们卖了地主的土地，但他们卖的又不是土地的产权，而是他们手里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却是没有期限的，属于永租权。

　　　　问题极为复杂，牵扯到了土地产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矛盾，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中国人和洋人之间的矛盾，甚至还有土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在一起，来了一次总爆发。

　　　　朱敬伦的应对是，第一时间派了三千精锐士兵，命令他们先去稳定局势，将英国軍队和乡勇分隔开来，然后他自己马上就坐船赶往九龙，同时让人带信去给香港总督罗便臣。（。）

第三百一十五节　站在哪一边（）　
还好没闹出人命来，乡勇是一群色荏内厉的角色，谈不上什么纪律，打砸抢他们愿意干，但是真的冲击洋人的军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英军毕竟是正规军，香港政府出兵的理由是保护本国公民的财产，也不愿意打仗，结果英军一来，就跟乡勇在九龙仓一带对峙，并没有发生交火呢，朱敬伦的军队也到了，强硬的挤进两边本就不算宽敞的空间，强行将两股势力分开。

　　　　这时候朱敬伦也到了，朱敬伦一到，九龙乡绅们好像找到了主心骨一样，脸上露出了放心的神态，纷纷前来拜见朱敬伦，他们以为朱敬伦一定会帮他们的。

　　　　洋人对朱敬伦也比较认同，但那是在国际规则方面，他们不敢保证朱敬伦在面对本国人跟洋人冲突的时候，也能一碗水端平。所以罗便臣也亲自赶来了，他是香港总督，朱敬伦是广东道台，身份上基本是对等的，当然要排除管理地方的大小，总之在身份上，朱敬伦还比罗便臣要高上一头。朱敬伦都来了，罗便臣出面也不算贬低身分。

　　　　朱敬伦要先处理本地人的关系，本地人也分为了两拨，一波是以五大家族为首的乡绅，一波则是尖沙咀一带的几个客家宗族。

　　　　这几个客家宗族是康熙时候搬来的，跟沿海迁界那件历史上最愚蠢的行动是分不开的，当时本地是有人的，被康熙三十里以内全给迁到内地去了，几十年后复迁的时候，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没回来，有的人回来早，有的人回来晚，有的手里有地契，有的把地契丢了，种种问题造成九龙这一带土地官司本来就很难分清楚。

　　　　当复迁开始后，当地荒地很多，当地官员奏请招募流民来开垦，客家人就来了，但是相继有土人回来说地是他们的，客家人说他们开垦的是荒地，土人手里拿着地契说明朝时候这里就是他们的地，而客家人说是当地官府招募他们来的，官司打了很多年，有两个临近的村子，为一桩土地官司打完后，双方各自立了碑文描述，一百多年后学者发现碑文，对比研究发现说的是一件事，但双方的描述完全不同，都是自己有理。

　　　　最后官府断案，很多客家人开垦出来的土地，只能让给了有地契的土人，客家人取得土地的永久耕种权，每年交租子而且地租一百多年都没变过，而那些丢了地契的土人，却没有要回土地，他们反而成了客家人的佃户，历史上因为争地，土客两家发生过无数次冲突。

　　　　香港被割让后，英国人用现代产权也理不清这个纷争，产权登记的时候，很多土地的地契已经没有了，就按照纳税证明来登记，结果原本只有使用权，但是却是他们交租子的客家人就取得了完整的地权，导致邓氏跟香港政府打了好几次官司，而且引起整个九龙半岛上的地主对英国人的不满。

　　　　现在这个难题扔给了朱敬伦。

　　　　一大群乡绅一开始讨论，就扯到了康熙时候的事情，甚至扯到了宋代的事情，拿出家谱让朱敬伦评理，说他们家早在宋代就来这里开垦了，客家人才来了一百多年云云。历史是扯不清的，朱敬伦总不能挖开康熙的坟墓找康熙评理，马上阻止这些人扯淡，就按照他们一贯执行的方式来。

　　　　首先这种土地的分权很复杂，拥有红契的地主并不拥有完整的产权，拥有使用权的佃户也不能说完全是出卖劳动力的，事实上手持租权白契的人，甚至都不能说他们是佃户，很多人其实是二地主，他们根本不种地，而是自己再招人耕种。

　　　　这种产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情况，并不仅仅局限在广东，而是分布在全中国，造成这种情况大面积发生的问题，主要还是要归结于官府的不作为，以及官员的懒政和渎职，是民间一种规避的办法。

　　　　老百姓大规模的使用白契而不是官方的红契最大的问题就是办理交割手续的麻烦，在明代的时候，官府是支持交割的，甚至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割”这个行为本身是犯法的。大明律规定，“凡典卖田宅不契税者，笞五十